告别欧洲中心论，重启万民法：  亚利桑德诺维奇的国际法思想

囊括“万民”的世界地图，来源：google图片

4、晚年回到西方世界的发表阶段

1961年他从马德拉斯大学退休，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在那里完成了他关于东印度国际法的研究。1967年，他又从悉尼大学退休，回到英国，进入剑桥国际研究中心，并同时在伦敦圣母院大学教授欧洲共同体法律。这一时期，他持续搜集了关于一战前澳大利亚的对外主权理论演进的内容，但从未就此主题发表任何文章。他的研究兴趣依然在新世界的国际法实践上，但关注点逐渐从亚洲转向了非洲。1968年他在海牙学院进行了生平第二次演讲，其内容在1973年发表，名为《欧非对抗：条约形成的研究（The European-African Confrontation: A Study in Treaty Making）》。亚利桑德诺维奇后期发表的著作都表达了当时国际学者的关切，例如：“国家团体（family of nations）”的扩大；亚非国家的出现（或者说重新出现）；这些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法的态度；不受实证主义偏见阻碍而将他们迎入国际社会的需求；以及由于那一段时间“国家数量爆炸”而出现的，对国际法的修订需求。

在亚利桑德诺维奇的研究中，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强调“历史研究对建立普遍主义和无歧视的国际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维也纳会议是国际法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以这一时间点为界， 区分“万民法（law of nations）”和“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这两个概念。他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之前欧洲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条约为证据，提出在这一时期之前，欧洲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是倾向自然法的，认为国家之间具有平等性，强调存在一般的法律规则，但国家之间关系主要是约定形成；而在这一时期之后，实证法开始崛起，国家承认等具体的技术性国际法问题得到探讨，形成了理论，但同时，这些理论也是为了维护欧洲的殖民利益，欧洲不再以平等态度对待其他国家而成为“管理者”，欧洲中心的国际法由此发端。

通过对关键时期之前的欧洲对外交互历史的研究，他强调了亚洲及非洲国家在自然法性质的“万民法”的塑造方面的贡献，例如欧洲和印度协议中的“考提延原则（Kautilyan principle）”就在双方交往中具有习惯法的地位。由此，他提出： 殖民时期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只是国家身份的中断，这些国家与其说是“新兴”的，勿宁说是重续了被中断之前的国家地位。基于这样的观点，他批评当时一些国际法实践中对欧洲国家通过“主权宣告”所获领土及管辖权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建立更加普遍主义和平等的国际规则。另外，他还积极支持新兴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通过数量联合来打破强权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垄断，实现自身诉求。由于这些贡献，他在从马德拉斯大学退休后，还因为其对“加强全球国家——尤其是亚洲与欧洲——间联系的贡献”而被同事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印度独立纪念日，德里红堡前国旗飘扬

来源：The India Express

作者最后指出，亚利桑德诺维奇的理论，出于工作的需要及其波兰国家经历的背景（亚利桑德诺维奇认为印度和波兰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受害者），在历史研究中搜索了支持其“普遍主义及平等的国际法”理论的内容。对于国际法转折时代的划分，和为了排除“宣告主义”带来的欧洲管辖权合法性而对法律和政治进行的区分，都过于生硬。他在对前人理论的引用中做了挑选，区分了“英雄”和“恶人”，对格劳秀斯等自然法学者的理论解读也有失偏颇。

当然，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亚利桑德诺维奇的观点在其前沿性上极具价值，而他对国际法的发展性的视角（例如他对空间法未来的想象）也对当代学者具有启发性意义。

Introduction in Armitage (eds.) The Law of Nations in Glob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