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验设计
作者设计的是一个两阶段公共品实验，通过实验测度个体社会偏好类型，同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个体的社会角色特征数据，据此分析中国个体社会偏好类型分布规律和社会角色影响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实验内容：这个实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1部分是对被试的个体特征和基本信息进行问卷调查，包含被试的年龄、专业、性别、是否汉族、居民身份、党员、学生干部、公益组织成员等内容（注：每个被试在正式实验之前，必须参加与实验相关的2道测试题。只有当所有被试正确地回答了题目之后，才正式进行实验）；第2部分是实验的指导老师发放实验说明，组织被试进行两阶段公共品实验。该实验借鉴Fischbacher et al( 2001) 的实验设置并作了简化处理。具体来说，在实验开始时，电脑把所有被试随机分配为2人一组，给予每个被试10个筹码。在第一阶段，先让每被试扮演角色A，双方共同对某一个公共项目进行投资（无条件自愿供给公共品）。当所有被试作为角色A 完成决策之后，则进入第二阶段，每个被试扮演角色B 进行公共品的条件性供给，让被试在对于同一个群体其他成员的各种可能平均自愿供给水平下做出相应的供给数额。即让角色B 在面对角色A 从0 至10 这11种可能供给数额下，填入相应的具体数额。这一数额不受角色A具体供给数额的限制，可以是0 至10 之间的任何一个整数。实验中每个被试的报酬按如下方式（Fischbacher et al．，2001)进行: 当双方完成投资之后，电脑会随机决定双方在群体中的号码(1或2)，并且随机地选中某个同学，让他随机地掷一枚硬币来决定群体当中角色A 与B 的分配。随机确定角色A 和角色B 之后，此时甲的收益，是以组中另一个人作为角色A时的供给数值X，以及甲扮演角色B 时在面对着条件性供给数值为X 时所做出的供给数额Y，由此确定甲的收益为10－Y+0.7 *( X + Y)；而组中另一人的收益则为10－X+0.7 *(X+Y)。在被试完成全部实验后，进入第3部分获取实验现金阶段。此时计算机屏幕会显示要求输入被试的计算机编号、籍贯以及实验感受及实验建议，输入完毕后计算机屏幕会显示被试在整个实验的收益所得总现金。然后实验的指导老师会按计算机编号叫每个被试，并私下给他一份装有实验收益现金的信封，这保证他的实验所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实验对象：（2011年5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招募总共214 名学生并分八批次参与实验。他们全部是自愿报名并且在他们空闲的时段参与实验，实验地点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和经济行为实验室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室。
二、实验结果分析
1.个体社会偏好的异质性类型与公共品供给水平关系
作者首先测度被试的异质社会偏好类型，发现全部被试中条件性合作者占50% ，搭便车者只占其中22. 9% ，倒U型合作者占14. 0% ，其它类型占13. 1%（图1）。这一结果和国外相关研究类似，表明中国被试的确存在异质性社会偏好，且不同偏好类型的分布上存在差异。
图1：不同社会偏好类型个体的公共品供给模式
从图1的平均公共品供给水平看，随着群体中其他个体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上升，个体的平均自愿供给水平也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个体的搭便车行为并不是普遍行为，总体来看个体还是存在互惠偏好的倾向。然而，平均公共品供给水平位于对角线的下方，表明个体也并不都是完全的互惠者，而是存在着比他人供给更少的“自我服务偏向”。从细分的四类被试比例和行为特征看，自我服务偏向特征的合作行为和搭便车行为影响整个公共品自愿供给的总体概况，这很好地解释了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中普遍的合作衰退现象。
进一步看，不同社会偏好类型的个体对于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水平存在差异。搭便车者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显著地低于其它三种类型的个体。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不同类型的个体对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表2）。
从表2可看到，OLS 和Tobit 回归都表明，条件性合作者、倒U 型合作者和其它类型当群体中增加某类社会偏好类型的个体时，公共项目的自愿供给水平会显著增加对应的效应，并呈现出条件性合作者的效应＞ 其它类型的效应＞ 倒U 型合作者的效应。这样的规律也与表3不同社会偏好类型的平均供给水平规律相吻合。
2. 社会角色与社会偏好异质类型关系
从表3可看到，四种社会偏好类型在不同社会角色类别分布中呈现类似特征，即条件性合作者在各种不同社会角色类别当中占最大比例，搭便车者类型位居其二。细分社会角色类别看，性别、民族、居民、党员和公益组织成员等社会偏好类型总体分布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偏好类型分布存在差异效应的是学生干部身份，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成员的条件性合作比例明显高于担任学生干部成员的比例，而搭便车者比例则正好相反。
表4 细化了各种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偏好异质性类型的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1）女性成为搭便车者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2）少数民族有着更高的比例成为其它类型合作者；（3）非学生干部的条件性合作比例显著高于学生干部的比例，而前者的搭便车者比例显著地低于后者；（4）个体居民、党员和公益组织成员身份的个体社会偏好类型不存在着显著差异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