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刘鹤的经济思想,对我们预判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导向有莫大意义。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为此,我们选取太平洋证券宏观团队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的分析,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作 者:肖立晟团队
来 源:太平洋证券
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
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
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
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
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
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
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
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
同时,也
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
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
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
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
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
“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
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
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
“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
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
“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