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史学界两位前辈学者何兆武、章开沅先生驾鹤西去。二老分别享寿100岁和96岁，在医学发达的今日，亦属高寿，本不应是多么悲痛的事。
想起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出版后说过，他接下来写《上班记》。这部书还未和世人见面先生去世。广陵散绝，不能不使人感伤。
章开沅先生1948年离开金陵大学，奔赴解放区，在中原大学受训后，参加工作队接收新的解放区。这样的经历让他多了一层保护的“红色”，他的教学、科研活动比起更多前辈和同龄学人受到的干扰要少。
即便如此，在上世纪60、70年代，他也被打入另类，身体和精神上经受了双重折磨。
几个月前看《章开沅口述自传》（彭剑整理，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10月第1版），开卷后就不能放下，一口气读完直到凌晨2点。不愧是史学大家，讲起自己的故事生动而节制，很吸引人。
其中有三个故事让我印象颇深。
第一个故事是他和大佬章士钊以及蔡锷的儿子一段交往。
1963年，章开沅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帮助从耆老那里抢救和整理北洋史料，京外的老人被请到北京，安排在社会主义学院，有专门的厨师，管伙食的是蔡端。章先生回忆：
蔡端是蔡锷的儿子，被划过右派，到西北一个瘠苦之地接受劳动改造。他眼看着身边的很多人就像蔫了的庄稼一样，一个个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他想着自己可能也无法离开那个地方了，但没有想到中央领导关照到他了。大概有人认为蔡锷的儿子这样死了不好，于是以治病为由把他调回北京，后来较早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干部待遇，为我们管伙食。
伙食的标准是每人一天八毛钱。物价便宜，蔡端又精明能干，因此吃得很好。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早点也很丰富，油饼、油条、薄脆、豆浆，一样不少。
蔡端有点苦恼的是行老章士钊，因为行老有时会来“蹭饭”。行老是我远房堂伯章宗祥的北洋同事，又是东老（砍柴按：即杨东莼）的老师，我对他毕恭毕敬，他能来吃顿饭，我觉得很高兴。但蔡端是办伙食的，他要考虑资金运转问题。他曾对我抱怨说：“行老他也不考虑我们的难处。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这么一个标准。”原来，受文史委北洋史组邀请入住社会主义学院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行老是本地的，不在受邀之列。受邀请者及其家属，都享受八毛钱一天的标准伙食，不受邀请的，则没有，又不好对行老明说。
据章开沅说，章行严先生有三个家，一个是原配夫人吴弱男在上海的家，一个是香港金女士的一个家，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京由奚夫人主持的家。三个家的开销，固然很大，而以章行老的朝野地位，也不得不想办法“蹭饭”。可见三年灾荒刚刚过去的中国，食品之匮乏。
章开沅先生对蔡端打圆场说：“行老来，对我们的工作多少有些帮助。何况，他也吃不了几餐。”听说章士钊前来有助于文史委的工作，蔡端也就释怀了。
第二个故事是他的小女儿从鬼门关上抢救过来的过程。
章先生的小女儿雪梅生于1967年冬天，当时他正在“牛棚”里，夫人要工作。武汉没有暖气，冬天特别难受。由于保姆照料不周，孩子受冻患上了急性肺炎，送到医院后不久，下达了病危通知。章先生听说后，心急如焚，想去医院看一下女儿。
作为“牛鬼蛇神”，我长期都被隔离在“牛棚”，很久没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这一次，情况实在紧急，只有硬着头皮去请假。
我去的时候，四个“小将”正在打扑克，无人理我。我怕打扰他们，就站在旁边。过了好一会，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心中着急，忍不住和其中一个头头说了一下。
他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道：“不行！你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写检讨！”
我说：“我的女儿确实是快不行了……”
他还是没有抬一下头，反而抬高了嗓门道：“病死了活该！”
这话真伤了我的心。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我妻子教过的学生，以前给人印象还不错，没有想到在“文蛤”之中，变成了那一副模样。
通过一番疏通，章开沅才被允许去医院。碰巧他遇到了一位姓吴的女医生，是他的熟人，此时也被“夺权”了，调任环卫工人在楼道里打扫卫生。吴医生冒着风险给雪梅诊治，并告诉章开沅一个方法，买来一瓶果汁，用滴管一点点把果汁滴到孩子的嘴里，将孩子救活了。
第三个是华中师院著名的教授石声淮受辱的故事。
石声淮（1913-1997），湖南长沙人，少年时熟读经史。1938年考入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国文系，以学生身份兼任助教，师从钱基博、马宗霍、钟泰诸先生。钱基博重其德才，把女儿钱钟霞嫁给其貌不扬的石声淮，钱钟书成了他的大舅哥。1943年毕业留校任教，1946就聘于华中大学，随后并入华中师范学院。
1971年开始，华中师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章先生说：“那时的教学，采取所谓‘三结合’模式，就是党组织、工农兵学员、教师三者结合教学。工农兵学员参与教学，听起来很‘革命’，其实问题很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华大学最早招的工农兵学员提出的如下口号有关：‘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在那之后，全国跟风，‘上管改’之说甚嚣尘上。在这种论调下，教师就成为改造对象了。”
既然工农兵学员主要不是来读书，而是来管理大学的，刚刚获得“解放”的老师如履薄冰，哪敢在课堂上放开讲学呀？据章先生回忆：
不知道是课程太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门课不是一个老师教到底，而是几个人合作，分章节，每人教一点。教的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原因有二：一则工农兵学员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学员程度很低，稍微讲深一点，他就听不懂。二则工农兵学员因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较多，加上鼓励“上管改”，很多人喜欢挑老师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学生抓住了小辫子，挨批挨斗。虽然恢复了教学，但没有什么教书的乐趣。师生关系说不上很融洽。
…………
石声淮给工农兵学员讲《说文解字》，讲到“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中间的两点，是女子乳房的象形。”这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传统观点，却被学生抓住不放，硬说他“耍流氓”。那时全国范围正在严厉打击流氓恶霸，石声淮被军宣队领导与这一行动挂起钩来，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动，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回，进入道德批判，他连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别伤心，在一次会上，悲痛异常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我政治上反动。现在，没想到我在道德上也这么败坏！”
从章先生的回忆录中读到石声淮先生的这段经历，我们感受到的何止是荒唐和辛酸。记住历史的教训，或许是对两位史学大家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