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面向2035的职业院校治理：图景与路径

“嵌入性”最早由波兰尼提出，他认为，嵌入性是经济体系运作过程中所蕴含社会体系的影响。不同学者“将嵌入性”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但“环境嵌入性”具有总体嵌入、普遍嵌入的特征，对所有组织行为选择均产生影响。“环境嵌入性”是组织与环境建立起的相互关系，职业院校治理也是环境的产物，深嵌于各环境要素之中，受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影响。职业院校治理的“环境嵌入性”决定其必将环境变量作为治理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

“P-E-S-T模型”是组织外部环境分析工具。1967年哈佛大学教授Francis Aguilar在其著作《扫描商业环境》中提出“ETPS”环境扫描工具，后发展成“P-E-S-T”外部环境分析模型。

P（Politics）、E（economy）、S（Society）、T（technology）分别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因素，用以分析不断变化的组织外部环境，辅助组织做出正确决策与战略规划。

面向 2035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要求职业院校实施法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总体趋势。法治的本质即依法治国，它在形式上要求具备“依法办事”的制度安排及其相关的运行机制，在实质上则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程序公正、良法之治等法律精神和价值原则。

面向 2035，职业院校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也要具备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完善职业院校法治化治理需要的制度安排及其相关的运行机制。从职业院校内部看，职业院校法治化治理需要完善职业院校章程，健全现代职业院校制度，深入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治理法律法规，提高职业院校内部运行的法治化水平。

全球化是时代背景，职业院校的全球化参与为职业院校治理增加了全球维度。职业院校全球化治理是指职业院校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遵守国际组织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规则，借鉴国际职业院校先进治理经验，不断促进职业院校治理全球交流、融合以及合作的过程。

除此之外，面向 2035，经济环境的开放创新将带动全球职业院校之间的国际交流，推广中国特色职业院校治理经验，促进职业院校治理国际交流与融合，加强国际间职业院校治理合作。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要求职业院校实施协同化治理。公平共治的 2035社会环境整体将增加社会的融合度，为职业院校协同化治理奠定社会基础。协同化治理将成为2035职业院校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职业院校协同化治理是职业院校协同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形成紧密合作的网络结构，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持续互动，促进多主体利益共赢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职业院校协同化治理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职业院校治理的参与主体多元，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组织等协同参与；二是职业院校治理参与主体基于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形成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三是多元治理参与主体持续互动与合作；四是职业院校协同化治理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包括公共利益创造的最大化与公共利益共享的最大化。

智能化治理是伴随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而提出的治理图景，是新技术在治理领域的渗透应用，是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新趋势。

职业院校智能化治理是指职业院校以智能化技术为依托，完善职业院校智能化基础设施，提升师生智能化素养，积极运用智能化治理工具，创造智能化校园环境，促进职业院校治理手段科学化、舒适化、高效化、安全化，建设智能化职业院校的过程。

绿色代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绿色化的核心内容是发展模式从非绿色向绿色转化。

职业院校绿色化治理是指在绿色化治理理念引导下，完善绿色职业院校制度，加强绿色化基础设施建设，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使用学校资源，培育师生绿色素养，实施绿色职业教育，积累绿色资本，建设绿色职业院校的治理方式。

法治制度是职业院校走法治化治理之路的前提性基础。职业院校法治制度包括外部法治制度和内部法治制度，外部法治制度是指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内部法治制度是指现代职业院校制度。

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健全，以宪法为核心、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各部门法和同一法律部门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协调一致、有效衔接、价值融贯、调控严密的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建议修订《职业教育法》，制定《校企合作法》，使其与《劳动法》《企业所得税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协调衔接。职业院校内部要完善以章程为首的包括教学、科研、学生、人事、资产与财务、后勤、安全、对外合作等在内的现代职业院校制度，使职业院校依法治校有法可依。

法治实施是 “纸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的过程。职业院校法治实施也即职业院校遵守与践行法治制度的过程，高效的职业院校法治实施体系包括规划、宣传、应用、评估等，要求职业院校将依法治校纳入整体工作规划，加强法治实施宣传，将法治制度有效应用到学校工作的全过程，并对法治实施进行评估，以达成法治目标，促进法治实施效果最大化。

法治监督是对法治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严密的职业院校法治监督体系应包括党的监督、教职工代表大会与学生代表大会的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元系统的监督方式增加职业院校办学的透明度，保障全体师生的根本权利。

全球化是空间特征，加强治理的多层级国际参与延展了职业院校治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职业院校治理的国际参与层级包括国际、区域、校际层面。

国际层面以践行全球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宣言、建议、行动计划以及各种会议文件为主，将全球性国际组织关于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理念深入贯彻落实到职业院校治理的全过程。

区域参与要求职业院校在区域性组织制定的宣言、行动计划等指导下，借助区域性职业教育发展平台，参与区域性职业教育活动，加强区域内职业院校治理交流与合作，提高区域职业院校影响力。

校际层面的职业院校治理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求职业院校将国际化视野、全球化治理作为职业院校治理的理念，制订全球化治理的国际交流规划与实施方案，完善全球化治理需要的人员配备、资金保障等支持条件，通过合作办学、项目合作、治理专项交流等形式推进职业院校实现面向 2035的全球化治理图景。

职业院校走协同化治理之路的关键在于形成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之间紧密合作的网络结构，而紧密合作网络结构的形成关键又在于重构治理主体 “关系理性”。

第一，它要求从人与人的 “交互性关系”理解人的存在，“交互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互承认； 第二，它要求从人与人的 “互依性关系”理解人的存在，所谓“互依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互为目的。

基于 “关系理性”，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组织应在“交互性关系”“互依性关系”之中理解其自身存在。职业院校是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受托方”，企业需要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行业协会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提供标准与咨询服务。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各方存在以“他方”存在为前提，又以“他方”存在为目的。“交互性关系”要求职业院校各治理主体以“互依性”为前提，彼此相互承认，借助彼此的专业性开展合作，既实现共同规划又支持组织各有差异的规划，通过“他方”利益获得来实现各主体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