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凭借长篇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获得 2016 年普利策小说奖。上海译文已经购买了《同情者》一书的版权，预计将于年内出版。
对于怀疑和无用，也请你不吝赞美
翻译｜熊小平 原发于｜界面文化 APP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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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好是在 20 年前的六月来到了洛杉矶。在那一年的二月，我满 26 岁，五月我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个夏天，我在银湖边上找了一个小公寓，并着手准备在南加州大学担任教授的职业生涯。我充满困惑和同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26 岁的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当我坐在厨房的小桌子前写作时，我的朴实为我提供了保护。在洛杉矶度过第一个的夏天炎热而沉闷，我开始创作一本短篇小说集。如果我那时知道我需要花上 17 年来完成这本小说集，然后再耗费 3 年时间将之出版，或许我根本就不会开始。
但有时候，无知与知识一样对人有好处，尽管并非始终如此，但有时的确是这样。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时，就会从中受益。以我个人经历而言，不妨借用一段前国防部长的话——我清楚自己不知道什么，也明白自己想去了解这些未知，但我不知道怎么去了解。我知道自己想写小说，也知道自己想设立创新奖学金，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两件事。我也很清楚，大学并不鼓励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会得到表彰，因此我没有把自己的无知告诉给任何人，并装作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六年之后，在写作上的成功让我获得了大学的终身聘任。为了取得这一终身职务，我尝试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办法。我成了一名学术专家，写了一本学术专著，这也是我被聘为学者的初衷。在我天真的想法中，我曾告诉自己说，只要我写完这本书，在获得终身任职的自由之后，我就开始写小说。完成那本短篇小说集只需要几年时间，之后便会出版销售，继而获奖，这样我就出名了。我隐约知道这些，却并不明白要为写作付出些什么，也不明白它将从我的职业中抢占多少东西。这让我非常痛苦，但我最终还是在写作和学术上有了进步。
接下来的九年里，我在创作这部该死的小说集的过程中，彻底尝到了痛苦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我更不知道自己变成一位作家的过程竟然是这样的——面对着电脑屏幕和一堵白墙，越来越憔悴。成为一名作家不仅需要技巧，同样重要的还有精神和思维的习惯。你得愿意坐在那张椅子上耗费无数的时间，承受写作带来的痛苦，只能偶尔获得一些认可，相信尽管自己还未曾感受到，但某些革命性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是一种信念，如果信念不够坚定，那就不能称之为信念。如果这不是一种考验，不是坚信某些事情无法预测也不能通过科学方法验证，那也无法成为信念。
与此同时，我也在考验自己能否当好一名学者。我开始写作另一本学术著作，与我的小说同步进行。如果我知道这本关于越南战争的著作要花上 14 年时间才能出版的话，我可能就会选其他主题了。耗费了如此长时间才最终出版的原因之一，是我调查了大量文献资料、电影、博物馆、编年史、政治局势、哲学和历史。但对我来说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希望这本书既有创造性又有批判性，正如我同样重视小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那样。但我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没人可以教我怎么做。我在椅子上坐了 20 多年，花了无数时间之后，才终于找到了将批判性和创造性融为一体的方法。
《同情者》讲述了一个潜伏于南越的北越无名间谍的故事。故事背景设于 1975 年，越共占领西贡，美军大撤退，主人公也随其南越“长官”逃难至美国。在美国他被招募为间谍，由此在身心和思想上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和挣扎。
小说着重刻画了他的“同感者”的特质和身份，对越南的同胞、北越的同志、南越的士兵、美国白人社会中弱势的越南难民和其他少数族群，他都抱有深刻的同情。主人公背负双重身份，感受和跨越两种文化，由此生发出的困惑，完成了对自我和身份的探索，这也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之一。
阮越清以独特的眼光，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以越南人的身份审视越战和战争的影响，填补了美国文学的空白。小说语言简洁有力，构思巧妙，节奏紧凑，妙趣横生，只有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影片《现代启示录》可与之匹敌。
我在此讲述了对于我所面对的煎熬和困惑的一无所知，以及我的一些天真想法，因为大多数读者只能看到作者或学者们努力之后的最终成果。最终成果——也就是这本书，似乎充满了自信和知识。自信与知识，以及学校、公司和政府中随处可见的评判和进步“标准”，模糊了艺术和学术研究所依赖的神秘的、直觉性的和缓慢的方式。当时大学对于生产力和产量的要求都提高了，甚至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我们身处什么领域，弄清楚工作成果中有多少真正关键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一部分是既无法被量化，也无法快速完成的。
从我个人经历而言，有些关注我的人可能注意到了，我在过去三年里发表了三本书，于是我被认为是一位速度快、产量高的作家。但他们却没注意到，写作这些书花了我20年之久的时间，我慢慢思考，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我所在的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为慢思考创造了空间。我的意思是说，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于素材上的可能性以及所带来的回报（比如普利策奖）。恰恰相反，我们看重艺术和人文学科，是因为它们的神秘以及在利用直觉上的特权，使得启示和创新成为了可能。
我想起了小说家村上春树，他把写小说比作在深深的岩石中挖洞去寻找水源。探索奥秘和进入直觉世界需要勤奋努力，不光如此，这还是一场赌博。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找到水源。大学和政府机构应该对艺术和人文学科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神秘和直觉的重要性告诉给学生们，让他们知道有必要冒点儿险，拿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去赌一把。同时，大学和政府机构也应该保护和培养艺术家以及专家学者，即使他们的工作需要耗费数十年的时间，即使他们在努力工作时默默无闻，即使这场赌博或许并不值得，大学和政府机构都该这么做。
当然，我的小说《同情者》现在并非默默无闻，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但这本小说也可能没有获得这一殊荣，可能因为没获奖而默默无闻。虽说无论得奖与否，这本小说本身都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本小说的好运只会改变人们对它的看法，而不会改变它本身。我想到了其他所有可能获奖的小说，以及往年本来能够或者应该获奖却最终未获奖的那些小说。时间将会证明，有些未曾获奖的小说也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关键就在于，这个奖项以及它所代表的我们的喜好、判断、虚荣和偏见，都是转瞬即逝的。我们现在所忽视的，将来可能得到重视。
认识无知，能够让我们保持谦逊，同时也会让人意识到，那些因未得到奖项或认可而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可能会在某一天发挥极大的用处。尽管这类看似无用的工作在科学界也时有发生，但是，在这个越来越重视实用性的世界中，“一无是处”所带来的重负，更多地落在了艺术和人文学科的肩上。27 年前，在我作为美籍越南人修双学位时，冒险学了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或许我的父母就认为我的学习毫无用处。他们曾当过难民，从未上过大学，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一年当中几乎每天都要工作 12 至 14 小时。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战胜了所有质疑，对我可能毫无用处的学习提供了支持。他们和我一样对我的未来一无所知，但他们对我有信心。
这就是我认为从事艺术和人文学科类工作的人们，希望从大学、政府以及有时充满怀疑的学生和家长们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对我们的耐心和信心——当我们向自身的无知发起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追求那些可能毫无用处之物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寻找自身的奥秘和直觉的时候。
（完）
本文编译于：华盛顿邮报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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