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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袁志刚近日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均衡，现在的人工智能引发不了过去三次产业革命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投资。他同时指出，高杠杆是当前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大风险，有效控制资本流动和通过经济增长消化处置坏账是当前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
以下为《中国经济论坛》独家视频及袁志刚发言实录节选：
（观点视频）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们来看看，金融危机十年以后，我们的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十年以前，这个经济的下探，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经济体，都是深度下探，但是问题是危机过去十年，反弹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
2017全球经济增长复苏明显 中国经济向好得益于出口增长
那么2017年不错，到处都在复苏，那么新兴经济体呢，也开始有了好的迹象，尤其是随着2017年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巴西原来这个比较成问题的，这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那么中国的实体经济，2017年的好转，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我们的出口变得比较好。
危机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的失业水平有所缓和，投资水平有所上升。现在的人类，这个整个地球储蓄过度，资本供给过度，但是资本的需求，或者说投资，长期处于低迷，那么这样的一种低迷，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大家知道央行原来，实际上就是奔着两个目标，一个是币值的稳定，就是通货膨胀。一个是什么？保证流动性，2007年 2008年应对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加大流动性，央行必须量化宽松，但是这个量化宽松来了以后，这么多的资金，这么多的储蓄，而且它的基础是全世界的储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储蓄。当你大量的储蓄，大量的资本，大量的货币供应，到不了实体经济的投资，那只能是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房产，地产，以及一系列的资产价格，所以资产价格的膨胀，是这个十年的一个基本趋势，那么它的背后，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收入分配上，现在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1%的人拿掉了GDP的20%，10%的人拿掉了GDP的50%，在现在的这种收入差距基础上，所形成的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这是基本问题。所以分配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
而且将来社会的发展，将来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现在一般预测大概十年之内，有40%的工作岗位将被机器替代。所有能够程序化的工作，比如说驾驶员，比如说同声翻译，比如说教师的工作甚至银行的柜台，会计、审计一大堆，只要这个工作能够程序化，就可能被替代。所以将来收入分配，人类面临着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比较过去三次产业革命 人工智能将难以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投资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紧接着是铁路、煤炭，就这一轮的产业革命，对于投资的需求，对于资本的需求，大家知道是巨量的。第二次19世纪，1870年是电气化，这一次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不要说它可能会替代，很多的劳动岗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引发不了过去三次产业革命，所引发的大规模投资。投什么大家想想看，而且现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对投资的拉动是不大的。比如我举个例子，Airbnb（爱彼迎）它把所有的房子都利用起来了，做了酒店，但是酒店就不要再建造。
在这一些现在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有什么东西能够弥补投资的不足，就是找到新大陆，那新大陆在哪里？新大陆就是新兴经济体。新大陆最重要的，是中国13亿人口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从制造业世界工厂，现在如何能够进一步在制造业里面，提升自己的价值链、产业链，然后再大规模的发展服务业，我们有很多改革的事情要做。
2008年对中国来讲，就外贸出口不可能连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我们要转型。首先要把从出口导向、外需推动为内需推动。但是在短期内，我们的内需推动呢，其实在我们现在当前的收入分配下面，在我们的劳动收入，整个在GDP当中的占比，目前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马上能够应付上的内需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我们的房地产价格在上升，我们土地的价格在上升，以及我们其他的资产价格在上升，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趋势。所以这个上升以后，在我们国内来讲，大家可以看到2009年以后，我们的金融有一段，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有一个迅速上升。
受居民、企业、政府三块储蓄推动 过去的十年中国资产负债上升明显
按照国际清算所最新的数据，2017年的第一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还不含政府，杠杆率达到GDP的210%，在世界上也是高位。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十年，中国的资产负债上升是明显的。那么资产负债，我就把它构造了这么一个图。
就是大家知道，一部分人的负债是另外一部分人的资产，这个背后的推动是什么呢？是中间的，就是中国的三块储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中国的储蓄有多少？有50%。照理讲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中国又以间接金融为主，所以中国的资产和负债一定程度的扩张、投资，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都是合理的。
但关键是在于这个十年，这个十年资产的价格上升太快。这个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杠杆率太快，所以防风险就变成了我们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最大的风险是杠杆率，高杠杆率，所以我们接下去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形成的风险的金融机制，以及风险的爆发点。现在都在讲“黑天鹅”和“灰犀牛”，什么是“黑天鹅”呢？小概率，但是爆发起来不得了。灰犀牛是什么呢？是大概率事件。
那么我们的主要问题在哪儿？在资产错配。错配在哪里？就是国有部门错配太多，我们形成了有些僵尸企业。还有一个就是期限错配，我们长期的基础设施融资，照理讲应该是债券融资、长期融资，但是大量是银行的尤其是影子银行的短期融资，所以期限错配会引发很多问题，还有很多不良资产我们要必须处理。
另外我们结构扭曲，还是太严重了，所以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发展直接融资。但是大家知道直接融资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要求极高。还有一个我们千万要注意，就是最近周小川行长也在讲的，就是靠新借的钱来还原来的利息，所以这样的融资项目，我们必须要及早处理，如果不处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中国只要守住几个关键点，我们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一个就是改革的力度、监管的力度，尤其是资本流动的这个控制。那么在我们资本流动如果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供给侧改革，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最根本的风险防范，按照我们90年代后半叶，我们银行成立了四大坏资产清理公司，正的坏账的吸收、吸纳和处置，需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认为还是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打开。所以大家知道2002年以后，因为中国加入WTO，因为中国房地产改革的成功，以及中国的城市化的大规模地建设，以及中国的重化工时代的到来，就一下子实际上2000年一过，其实中国经济就有一个强劲的增长，这个增长就把90年代这些坏账，后面非常容易地消化了。所以未来中国经济除了这个防风险，这个金融以外，后面非常重要的这些，尤其是我们现在从投资拉动到创新拉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从制造业拉动到服务业拉动，如果我们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充分打开的话，中国的坏账是可以处理的，中国的前景是很好的。而且中国的崛起对全球，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13亿人口的生活进一步美好，对于全球经济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谢谢。
以上是袁志刚在“2017第一财经年度峰会”上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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