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12月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价值投资》课程十周年沙龙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举行。
著名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的主旨演讲。这是李先生十年来第三次在该课程发表演讲。本次演讲将被收入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的增订本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吸收李先生此次的演讲，1月4日，芒格书院在上海举办了“《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闭门研讨会”，60余名书院会员参与分享和讨论！
个人视角下，当下的困惑
如李录先生所言，最近五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从贸易战，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重组，内卷和外溢，大家都能切身感觉到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失业率在提高，新的工作机会不好找了，升职加薪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在多数行业中，企业的业务增长放慢了；但大家仍然非常非常努力，在清晨的地铁里，在午夜的航班上，都能感受到这点。
同时，所有的这些也的确让我们感觉现在“很卷，很难，也很累”。
宏观视角下，当下的困惑
当下的困惑，是中国的困惑，也是世界的困惑。
放眼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在经历一轮调整和动荡，现今的物价水平较之五年之前大幅提高，社会也出现撕裂的趋势，虽然整体生活较之我们仍颇为安逸，但较之五年前也大有不同。
当下的困惑，是时代的困惑，亦是历史的困惑。
李录先生也提到，历史上，大多数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都会面对类似的局面，只是各自的际遇不同，有的经济体成功跨越，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有的则深陷泥潭，甚至至今都没有脱身。
同时，在向文明3.0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调整，人们基于文明2.0形成的惯性思维（如对“土地”和“人口”的执念），也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引发历史的悲剧。
《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经济思想如何影响世界》中描绘了历史上的另一个困惑时代：那是近一百年前，凯恩斯、哈耶克和拉斯基生活的时代。
同身处英国的三人秉持着不同的思想：凯恩斯和哈耶克，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他们的分歧更多是在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分界线，拉斯基则倡导改良社会主义 。
他们三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充满困惑的时代，各种思潮汹涌，灾祸接踵而至：战争、萧条、再次战争；他们也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各种思想的碰撞，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差的时代。”，恰如文一教授给予危机的点评：“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当下困惑的由来
李录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诠释当下的困惑，即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
在他看来，当下的困惑是人类文明2.0到3.0发展范式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既包括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括经济体自身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过往1.0，2.0文明的惯性思维习惯和新趋势的冲突。那什么是人类文明发展范式呢？
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李录先生总结到，远在人类还未走出非洲，狩猎采集文明便兴起了，这是文明1.0。
随后，以中东新月沃地和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兴起，即文明2.0，在文明2.0中，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长期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列。
但是，农业文明都没有例外地经历了“发展-崩溃-再发展-再崩溃”的模式，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周而复始的王朝替换呢？
这是因为农业文明的主要发展要素是人口和土地。
在王朝的早期，百废待兴，王朝通过休养生息，鼓励农业生产，开垦土地，新垦土地的农业产出增量又产出了更多的人口，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增量，又可用于开垦更多的土地，周而复始，直到王朝的盛世。
但适合耕种的土地供应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量一旦超出了土地的供养能力，灾难就会接踵而至，再叠加气候变化，外族入侵，以及政局动荡等，往往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灾祸，甚至可以造成几百年跨度的国家分裂和混乱。
而后，新的王朝建立，励精图治，恢复生产，新的一轮循环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种受土地供应制约，因人口过多引起的社会崩溃即马尔萨斯陷阱。
市场经济
而首先打破马尔萨斯陷阱规律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机缘则是新大陆的发现。
非常适合耕种又相对易于征服的新大陆，为西欧文明提供了大量肥沃土地，土地供养了更多的人口，新的一轮循环开始。
而以新大陆发现为代表的大航海时代，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礼物，就是跨大西洋经济圈的形成：新大陆的农产品和矿藏，非洲的劳动力（奴隶），欧洲的农民，商人这些生产要素都参与其中。
新大陆的土地供应源源不断，新增的人口除了开拓了更多的土地，也带来更多的商品消费需求，进而进一步刺激了跨大西洋贸易的增长，这进一步也激发了航海、生产、军事等技术的需求，带动了科技的发展。新大陆开采的黄金白银也作为货币流入市场，给予了经济发展必要的货币流动性支撑。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因素，也充斥着血腥与野蛮，但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体量足够大，许多经济体和国家参与的，可以自我加强的市场经济的雏形诞生了。
受益于这个市场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增量，西欧沿海诸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走上了富强称霸的道路，但最终的赢家是英国。
李录先生指出，权力结构的调整（君主立宪议会制）和采用继承自荷兰的现代金融和信用体系，让英国在世界上成为第一个发展出3.0经济的国家，即有工业、技术、制造业的3.0经济。
文一教授也指出，英国有意识的产业政策规划，为其启动工业革命，最终脱颖而出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现代金融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很可能对于英国崛起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它将个人（既是投资者和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乃至国家都连接了起来，它将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资金聚集，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投资于富有前景的企业之中，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进而将发展的部分成果回馈于股东。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让更多的人（主要劳动者）分享到了发展的果实，不但增加了有效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了可投入下一轮经济发展的资本规模，周而复始，实现了可持续的、复利式的发展。
一套有效的现代金融信任体系，长期来看，会进行优胜劣汰，既淘汰欺诈、低效的资金需求，也惩罚不谨慎、不理智的投资人。金融信用体系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问题，再叠加人性的贪婪，过往到现在的各种资产泡沫便是明证。
但它也一直在改进迭代，由此衍生出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纠纷的处置、习惯性的做法、还有大家的信任。
现代金融信任体系是一整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这个体系中，个体以私利出发，最终服务于公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亚当斯密笔下经无形的手作用下的市场机制，两者似乎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科技
在《文明的度量》中，作者莫里斯将能量作为度量文明进步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他同时指出中国宋朝之所以没有能突破农业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找到比农业产出更高效的能量收集方式。
在农业社会，有限的土地供应制约了社会总能量的获取，这些能量不但要供养人口，还要养活用以耕种、饲养、运输的牲畜，这使得原本有限的土地供应更加紧张，也更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突破这个陷阱的是600多年后的一个偏于一隅的西欧岛国，它通过工业革命，率先开启了文明3.0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昔日的弹丸小国也开始蜕变，最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帝国。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技术革命，它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开始大规模使用以化石能源来驱动的机器进行生产活动。至此，人类文明也终于找到了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
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有非常多的偶然因素，但跨大西洋贸易圈所激发的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英国本身具有的丰富煤矿资源，以及行业需求（纺织业），重商政府都是其成功的有利条件。
更有趣的是，当时还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巨匠：休谟、斯宾塞、亚当斯密、达尔文、牛顿等等，至今，他们的真知灼见仍然熠熠生辉，滋养并启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这些思想大家为何都出现在同时代的英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深思。
文明范式的转变
英国工业革命代表着坐拥市场经济加科学技术的文明3.0正式登场，它很快地席卷了西欧和北美殖民地区。而后，美国接过英国的衣钵，成为了下一个全球性帝国，直至今日。
而文明3.0的范式转变仍在继续，且不可阻挡。为什么呢？
回顾上一次的文明范式转化，即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转变，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于狩猎采集，2.0文明会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因此他们会不断挤压狩猎采集文明的生存空间，而作为狩猎采集文明，也没太多选择，要么加入农业文明，要么退到不适宜农耕的边缘地区继续保持狩猎采集的习俗。
可以想见，这次的范式转变，也会有类似的效应，而且市场机制本质是一种激励和竞争机制：激励有效参与者，而与其竞争对手（其他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经济甚至军事竞争），最终体量最大的市场将一家独大，其他人要么加入最大的市场，要么被推向边缘（现今的俄罗斯）。
同时，这种文明范式的转变也会带来动荡和不确定性。而且对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可能也未必都是“进步”的体验。
现代考古学证据显示，刚进入农业文明的人类无论是营养程度，还是平均寿命都相较狩猎采集时期大大退步，这很可能是和农业社会初期食物种类单一，种植的粮食质量不高有关。
在工业革命时代，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血汗工厂和童工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城市里工人的遭遇和处境之悲惨恶劣大大劣于当时的农民。
而且，在这个宏大的范式转换过程中，各个经济体的遭遇可能也会有所不同，结合李录先生谈及的“要在最有活力经济体中找最优秀公司”和“保持在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的观点，进行更多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且迫切的。
时代和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理念正是困惑的时代中孕育、前行和发展的。
价值投资理念诞生于100多年前，凯恩斯和哈耶克生活的那个困惑时代。当时以格雷厄姆、凯恩斯为代表的投资人，大多在大萧条的证券市场中，个人资产遭受了重创，至此开始反思，并逐渐开始实践基于理性思考的价值投资。
格雷厄姆更是通过《证券分析》和《聪明的投资者》提出了价值投资的三大基石理念：即股票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市场先生，和安全边际。
格雷厄姆的学生，施洛斯更是将老师的理念整整实践了一辈子，一直工作到2002年，以86岁高龄和儿子一起退休，在近半个世纪里（1955-2002年）取得了年化20%的优异业绩表现，而这一切都是施洛斯父子两人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中完成的，非常令人惊叹和敬佩。
施洛斯用其一生践行了“Repeat what works”的理念，就像他最喜欢的低估值股一样，他也被后人严重低估了。而凯恩斯其实也是一位被其经济学成就掩盖的投资大师，他在当时就提出了要重视公司质量的投资理念，而把“买好公司”理念发扬光大的，正是后来登场的巴菲特和芒格。
巴菲特在芒格的帮助下，逐渐把寻找好公司作为投资的重点，并且为价值投资基石理念增加了一个“能力圈“的概念。
这个预示着，公司价值评估从”资产“转向”盈利能力“的转变。但要评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不像评估资产，那么直接，它需要对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环境，发展势态等等做出一个可以粗略但不能有错误的预测。显然，这种预测和判断，只能在真正懂的公司和行业中，才能有较高的正确率，因此能力圈的概念应运而生。
巴菲特和芒格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真正懂的好公司上，等待一个好价格，然后长期持有，充分享受公司业务发展带来的复利。这个做法还带来一个额外好处：由于对所投公司的认识非常深刻，当好机会出现时，往往可以下重注，这样又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
在他们几十年的投资实践中，他们不断精进对于生意的理解，不断扩大自己的能力圈，在知识的复利效应加成下实现了财富的复利效应，取得了现今的巨大成就。
李录先生继承了芒格先生的衣钵，通过近三十年的价值投资实践，从负资产起步，在美国和亚洲新兴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他的投资生涯也经历了很多动荡的时期，亚洲经济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次贷危机，以及当下的时期。如他自己所言，拉长了看，个人经历的这些起起伏伏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大多不值一提。
文明3.0范式的转变不可阻挡，由此造成的时代的困惑，就个人来说我们也只能去接受，而对于未来不妨乐观些，过往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时代的进步整体看是会对乐观者有所奖励的。
在这次的演讲中，李录先生，更是把“鱼塘“和”购买力“概念提升到了价值投资的基石理念的高度。
所谓”鱼塘“就是芒格先生经常讲的”去有鱼的地方钓鱼“，李录先生通过讲述了与芒格先生一起钓鱼的经历，指出“需要到最有活力经济体中寻找最优秀公司”的理念。
所谓购买力概念，是指财富其实是在经济体中购买力的占比，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占比，而非仅仅是绝对的数值。
把这两个新的基石理念放在文明3.0范式转变的大背景下，结合当下时代的困惑，以及未来的种种可能，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工作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写在最后
诚然，投资可能仅仅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也许，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观察这滴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启寻求真知的旅程，了解人类文明范式的转换，生物演化之旅的奇妙，沧海桑田的变迁，宇宙的起源和终结… 以此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机会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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