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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可以缓解，而乡痛，是你回不去了，你熟悉的家已物是人非。
文 | 明亮
刘子超一把拦住已经迷路的我。我猜测，是朋友圈的照片透露了信息，以及，他确实有着动物一般敏锐的观察力。这是多年行走的经验。
重庆堪堪入冬，他身着一袭蓝色风衣，圆框眼镜，一双典型英式棕色皮鞋，搭配同色系格纹袜，双肩包，像极城市里的私家侦探。
我告诉他，走过去一点，老年夕阳红旅游团组团拍照打卡地很浪漫。果然抓住了他的好奇心。阴天，一朵黄色的大假花正在动人地盛开。远处就是嘉陵江。
我们在顶楼的餐吧落座，风景宽广，远处的高楼层层叠叠，这里也被称为“小香港”，似乎无论你身处何处，都能瞥见城市天际线。采访过半，连日的劳累和疲惫使我无法继续提问，陷入尴尬和沉默，刘子超提议去看看江景。阴沉的天空下，江水浑浊不清。他指着远方告诉我，这是长江，那是嘉陵江，更远处是两江交汇。他拍下了一张标准的风景照，高楼倒立在水中，彰显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
“真糟糕，我搞砸了这次采访。” 我心想。刘子超有一套标准的接受采访话语体系。晚上，我又听了一遍相同的话语。例如关于“第一次决定去巴尔干”，他可以一口气讲五分钟，介绍巴尔干的情况以及出发的经历。
重庆，刘子超摄
我们真正熟起来还是晚上喝酒。读者交流活动期间，刘子超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下肚，却不见醉意。我惊叹于这个人不喝水吗？又或者，对他来说，酒就是水吗？
期间，他不断回答着相似的问题，人们对旅途、对别国的关照，最终又会落回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度。刘子超在《血与蜜之地》旅途中多次喝下的李子白兰地很烈，酒味冲出来，他找了好几个时机，让周遭的人品尝这杯烈酒。
傍晚十分，北方人刘子超显然低估了西南山城的初冬，戴上深蓝色围巾，他像极了五四青年。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硬汉，独自穿越天山，穿过中国大地，穿过东南亚、中亚、中欧和非洲。2008年，他第一次出国——去越南。从广州到广西，他坐上大巴，很快抵达河内。从此，他一步步走向更广的世界。
2022年11月，国内的疫情仍未结束。刘子超等不及了，他迫切想要上路和写作。巴尔干之行贯穿了冬春两季，他行走在“凄风苦雨”中，这种气氛也在书里尽显，现实的废墟和宏大的历史交相存在。
从巴尔干半岛回来，刘子超花了一年多时间写作《血与蜜之地》。有两三次写不下去时，他就会停下来，出去短期旅行，去高加索徒步，花了20天。
独自一人，他每天在深山中行走十几公里，走到一个村子，住下，第二天再走到下一个村子。从高加索回来，写了三个月，写不下去，他再次启程。在埃及，他花了20多天看古迹；期间又去了一趟曼谷。
我好奇，是什么让他反复踏入旅途，是什么让他愿意与一个个陌生人建立联系，与之交谈？“牵引你的好奇心来自未知的一切，不可预料的邂逅。邂逅很浪漫，认识一个陌生人就很浪漫，你不觉得吗？”天蝎座的刘子超突然反问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被外界书写，作为一个被观看的客体。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又如何观看世界？过去十年，刘子超不断游历世界，写下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作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写作者，他的野心在于——用中文书写世界的经验。他的写作既有恢宏而细腻的笔触、敏锐的历史感，还有许多与当地人的第一手访谈。
越过炭火，有几个瞬间，我想起海明威，想到他在法国、西班牙那些流动的盛宴。一个伟大的作家缓慢地诞生。
刚刚起步的作家生涯
“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这是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和海明威教会刘子超的。2007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南下广州，加入南方系报业。
九年记者生涯，他采访过许多人，写下许多篇章。发表于2009年的《此刻离故乡更近》是影响刘子超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当时，年轻的刘子超前往中国香港采访诗人北岛。北岛在家中拿出一瓶红酒，招待刘子超一起喝。坐在书房看着港岛海景，北岛突然说：“你这么内向，怎么当记者的？”
“他带着一个长辈看晚辈、替你着急的眼神。关键是那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刘子超笑着回忆。比起不断提问，刘子超更擅长倾听和观察、蛰伏。“如果你没有手，用脚最能做菜，你的嘴很笨，观察力就会强。”
那个夜晚，他看着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直到港岛的夜色渐渐消融。
“北岛的经历和写作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包括故土这个词。”刘子超说，你只能在不断的移动中思考“何处为家”这个问题。那是刘子超记者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采访和成稿。一种在世界流亡或流浪的生活，暗合了他如今的人生选择：一半在世界，一半在故乡。
他自认是当代的游牧民族：保持移动、保持轻盈、获得自由，“为了这些，我可以抛弃一些沉重的、很多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刘子超急促又坚定地回答。
在《血与蜜之地》的终章，他写道：我喝尽杯中酒，感到未来是如此虚妄而动人。在这个世界上，鲜有事物比虚妄的希望更动人。
在广州的那段时间，刘子超有幸见证中国报业最后的黄金时代。和他的偶像们一样，最终，他不再受雇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他也在2016年起离开了媒体，拿着存款，开始了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生涯。
刘子超有严格的写作和生活计划。每天在固定时间写作、运动、阅读，减少社交，把预期放低。他意识到，“写作一本书的周期蛮长，需要花费两三年启动，才能进入正轨。写作不太可能马上能看到结果。”
一切并不容易。
2017年初，他写完第一本书，交给一家图书公司，但这家公司一直拿不到书号。与之合作的出版社老总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彼时中国跟印度关系不好，“这时候出这种书就没有觉悟。”
几经周折，刘子超只能选择解约，另寻出版社。本该在2017年秋出版的《沿着季风的方向》，直到2019年秋天才面世。整整两年，刘子超没有“大块”收入，“你也没办法，只能熬过来。”
这期间，他读了奈保尔的《抵达之谜》，得到些许慰藉。三四十岁时，奈保尔想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发展。恰逢一家美国出版商约他写书，他原计划半年就写出来，但最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写完。他的计划是借着这本书闯入美国，就把英国的房子卖了，拿着想象中的稿费开始旅行。但美国出版商却给他发来邮件，原来他们只需要旅行小册子，而如此深度的历史书他们不需要。奈保尔被击垮了，他只能回到英国，重新租房，写下一本书。
遭遇类似困境，刘子超只能重新振作，继续写作。从2017年开始，他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中亚地区，着手一本关于中亚的新书。这正是令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声名大噪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被困在家里的人们，前所未有的渴望看见世界。
“辞职以后，我没想过其他选择，我就是想着写作。”刘子超平稳而坚定地解释，“我一直觉得自己要成为作家，只是可能还要兼顾一份保底工作，例如记者。”当没有了保底选项，那就只剩下——义无反顾地去写作。
2021年，刘子超去拉萨找了份工作，待了整整一年。在西藏，他遇到新的人，结交新朋友，去了很多之前没去过的地方，看了很多书，还耐心翻译了《夏日走过山间》。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美国的国家公园之父。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缪尔笔下的山川湖泊和人文风景，与他在西藏看到的景象十分相似。缪尔曾说：“荒野是一门语言，需要学习才能懂得。这里没有苦痛，没有空虚无聊，无需纠缠过去，也不必惧怕未来。”
从记者到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也从青年时代迈向中年。40岁的他，除了白发，整个人的状态更像一个随时上路的少年。他认为自己的作家生涯刚刚起步， “只要不断地写”，四十岁到六十岁会逐渐进入黄金写作期。“我现在进入写得越来越好的一个阶段。”
成为一名旅行作家的好处在哪？“很自由，能写你想写的东西，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故乡和异乡之间
刘子超在曾在《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序言中写下：“中欧对我的吸引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它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这让三十岁的我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整个巴尔干半岛，只有四川省那么大，却容纳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这里还居住着土耳其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匈牙利人、马其顿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等十多个民族。
十年前，刘子超在的里雅斯特停下，在夜色中向港口走去。他当时的疑问是：“的里雅斯特已经不复从前，那么香港呢？”
十年后，他从这里出发，深入巴尔干半岛，探访这个历史上的欧洲火药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从这里点燃，和平年代，它是大国博弈的棋子。
的里雅斯特是巴尔干半岛的门户，也是美苏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分界点。1946年3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美苏冷战由此开始。太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曾造访这里。英国作家罗伯特·希钦斯说，的里雅斯特是一座半梦半醒的城市。忧郁是它最为执着的基调。
多数时候，刘子超维持着一种夜旅人的姿态，在半梦半醒之间造访城市的小酒吧，与陌生人豪饮、交谈、记录。
这里的每个人都试图阐述自我与他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其实，在刘子超看来，比起不同，他们的相似性似乎更大。但这些微妙的区别，却将巴尔干这个火药桶一点点推向高烧。刘子超认为，未来几年，巴尔干半岛仍将有大事发生，只不过目前被大国暂时“按”住。“幽灵不曾远去，它就在不远处徘徊，总有一天，将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卷土重来。”
当刘子超重返的里雅斯特时，一切与过去早已不同。十年前，许多人都相信同一个故事——全球化、地球村，自由主义。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的乐观论调：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政治历史的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十年过去，尤其是疫情之后，民族主义重新席卷全球，地球村的叙事逐渐崩塌，人们重新回到“部落”。随着特朗普的再次上台，以及英国脱欧、俄乌战争、加沙战争，曾被认为是过时叙事的民族主义重新回归。这印证了简·莫里斯对世界的判断：“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有某种发热的东西，像是即将高烧一样。”
“人类靠故事黏合，如果不再相信同一个故事，就会感到无所依靠，缩回自己的小部落寻求温暖。”刘子超解释，小部落可以是民族主义，也可以发展为民粹主义，而剂量决定毒性。过去，多元化和一部分人的声音被宏大的经济增长所消解，如今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自己。“民族主义”由西方国家发明，却在巴尔干这样的地区不断挑起战火。
刘子超在《血与蜜之地》一书中采用双线叙事：一条是以旅行路线为线索，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串联在一起；另一条线则是通过当地人的经历和访谈，去探索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以何处为家？
与此前的旅行不同，在疫情期间出发，这一次刘子超并不知道自己何时能从巴尔干回来。“这是一次一镜到底的取材之路，我抱着可能一两年回不来的心态出去。”2022年11月，刘子超办了申根签证前往巴黎，原计划继续往南走，“可能先写一本北非或者西非的书。”落地巴黎那一刻，他的计划被迫改变。航空公司告诉他，“行李还在北京，下一班航班在一周以后。”而最近的航班将在三四天后飞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了拿到行李，他只能往北走。
途经比利时，遇到一家修道院精酿啤酒厂，他一边逛一边喝酒。这里有大片墓地，埋葬着一战士兵，三四个人共用一个墓碑。他曾思索，是否要写一本关于战场的书。从比利时到荷兰，是一战的西线战场，继续深入欧洲中部，就会经过二战的战场。再从这里往南走到巴尔干，就会抵达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战场。而往东走，就会进入乌克兰。
按照过去设想的旅行路线，刘子超在拿到行李箱后，如果往东走，可以去德国、波兰、捷克，再进入奥地利。这样一来，新书的厚度将会大增。
不过，在进入奥地利后，刘子超决定继续深入巴尔干。在维也纳的陆军历史博物馆，他看到费迪南大公遇刺时身穿的制服，领口是一个枪洞。正是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的一枪，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多人的死亡。
在格拉茨美术馆，他看到波黑女艺术家卡里梅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背景就是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的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屠杀。刘子超突然意识到，在我们认为已经和平的90年代，欧洲大陆上仍在发生种族屠杀。“当时我非常震惊，巴尔干地区隐藏着很多的故事和历史，有足够的厚度和深度。”
旅程中，欧洲已经宣布新冠疫情结束，关闭了血清和核酸检测。等到次年5月份回国，已经不需要血清，他花费不少时间才找到核酸检测点。谈到这段经历，刘子超说自己的孤独阈值很高，“有人自己待三个小时就会孤独，我至少半年。”
在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刘子超最常问当地人的问题是：“你来自哪里？”“你的家在哪儿？”
整个旅程，他一直在叩问“何以为家”。当地心理医生叶莲娜告诉他：“对我而言，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我并不特别重视国籍的概念。有时候，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并不真正定义一个人，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个回答击中了刘子超的内心。大多数人在故乡和异乡之间挣扎。游历到本书的终点——雅典时，刘子超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许多鱼类的幼鱼会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海，而众多鸟类四处迁徙，天性却是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地。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
“那你呢？”我问。
“现在是鱼，谁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鸟。”刘子超说。
他对我说，你的家不一定在贵州，不一定在北京、上海，你对什么东西拥有最深刻的情感体验，哪儿就是你的家。“如果你想家，可以回去，就能缓解你的乡愁。而乡痛是你已经回不去了，你熟悉的家已经物是人非了。”
“这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说。
“所以，你的乡愁会慢慢变成乡痛，到那时，你就会考虑何处为家的问题。”他说。
“我出生在一个巨变中的国家，成长阶段所熟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我不得不接受或大或小的变迁，并且乐于像幽灵一样在废墟间游荡。”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变化，但它也只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刘子超曾说：“孟买的光线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它既让一切急速发展（booming），又让一切急速腐烂（decaying）。”不知道他写下这些文字是否想到中国。
刘子超想要从世界带来不同的故事。他有一个宏伟且富有野心的旅行写作计划，要用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拉美、非洲、亚洲，每一块版图都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上。下一站，他还没有决定前往韩国，或者中东。
我好奇，中国呢？为什么他早已游历完中国，却鲜少书写这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则对话：“还有一个你从未讲过。”马可·波罗低下头来。“威尼斯”，可汗说。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的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卡尔维诺动情写道。
人类的境遇总是充满反复与相似性，巴尔干如此，我们也如此。刘子超还会继续在路上。
十问刘子超
正午：出国旅行的第一站你去了哪里？
刘子超：2008年，去了越南。那时我在广州工作，刚工作没什么钱，去越南比较便宜。到了广西，坐个大巴就到河内。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成本很低的事。
正午：你之前说，希望“去表达那些未经中文表达的世界经验”。如果满分十分，现在你对自己打多少分？
刘子超：及格。四十岁到六十岁是逐渐进入黄金写作的年龄。
正午：在你的作家生涯中，有没有想要叩问的终极问题？
刘子超：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这是我想写的。
正午：关于巴尔干，有哪些书推荐给读者们？
刘子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疼痛部》。
正午：旅途中的酒意味着什么呢？
刘子超：当你一个人在在旅馆，无处可去的时候，它能给你安慰。在一些社交场合，它也能帮你打开一些局面。
正午：回顾九年的记者生涯，哪篇稿子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
刘子超：写北岛那篇——《此刻离故土最近》。北岛也是在世界漂泊的人，他的经历，他的写作都会对我产生影响。包括故土这个词——何处为家，你只能在不断移动中思考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只是还没寻找到。
正午：您最近在看什么影视剧？
刘子超：最近再看《豺狼的日子》，这是我很喜欢的英国作家福塞斯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挺有意思的。
正午：有什么推荐的音乐吗？
刘子超：北京的一个乐队Sleeping Dogs（睡狗），出了一张新专辑《Cliche》。
正午：引用《巴黎评论》的一个经典提问，作为作家，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刘子超：最大的优点是比较谦虚，谦虚使人进步。最大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经历比较少。
正午：最近有什么小愿望？
刘子超：书卖好点。
《血与蜜之地》，刘子超，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10，ISBN: 9787549643295
——完——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