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波普尔
来 源：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原文
由彭定鼎翻译。原标题为：批判性讨论的重要性——对人权和民主的一个论证）
六十年前，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诞生了。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幸运的是，他成为了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英雄，而且最重要的是，真诚的、追寻真理的人。
安德烈·萨哈洛夫作为物理学家的伟大成就在1953年得到承认，当时32岁的他成为了科学院院士。我认为这个荣誉以及他得到的其它荣誉都与他关于氢弹的根本性的工作相关。尽管如此，像那些创立了著名的《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西方原子科学家一样，他极为关注原子武器。1957年以来，他将其一生致力于全力降低人类的最可怕的危险：这个危险是原子理论的奇妙发现的结果，由于希特勒，这些发现导致了核军备和军备竞赛，这使得地球上的生命很容易被毁灭。
由于他为和平所做的工作以及为和平和人类投身的真正英勇的战斗，萨哈洛夫在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种作为是出于他的爱国情怀和对人类的爱，但是似乎难以得到他的国家的统治者的欣赏。这并不难以预料；而且萨哈洛夫本人一定料到了：因为他严厉无畏地批评西方以及东方的政策。而严厉的批评——可以理解——很少被那些观点和行动受到批评的人们的善待。
批评和批判性讨论——自由的批判性讨论——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萨哈洛夫的思想的核心。由于此，我以批判性讨论的问题作为本文的核心。我要提出的许多论点来自萨哈洛夫；我的其它论点我希望他会赞同。但是由于我对他和他的工作的了解只限于英译文出版物，我当然不能确信他会赞同；我所说的一切显然只由我负责。
我主张，我想萨哈洛夫也一样，我们迫切需要批评：自由的批判性讨论。这个讨论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人们能够自由地提出理论，而且其结果能够自由地受到检验。讨论的自由不必，而且依我之见也不应当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诽谤那些持有受到批判的理论的人们。有一种几乎普遍的倾向，也许是天生的倾向，人们会怀疑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的人是居心不良，不论这些见解是宗教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诚然，这种倾向在西方与在东方一样盛行；只有在自然科学中做研究的科学家的职业教育中有一些反对这种倾向的内容。这种倾向许多世纪以来是宗教不容和宗教迫害的根源；而且由于这些和其它理由，我们应当与之激烈斗争并且在我们自己身上遏制它。如果我们抨击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见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理论，那么显然这就损害了我们的讨论的自由和客观性。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都要坚定不移。理想的情形是：在批判性讨论中，被批判的理论应当清楚地和简明地表述，反对它的理由被明确陈述，不管持有这个理论的人们的动机是什么。当然了，可以提到某个人，说他实际上持有这个理论。有时候这是必要的，以表明人们不是在大战风车（与虚拟的敌人战斗——汉译者注）。
但是我们永远不应揣测那些持有错误的理论的人们的动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犯错误，严重的错误，一直都在犯。我们应当记住伏尔泰的话，他自问：“什么是宽容？”然后他回答道：“这是我们作为人[因而会犯错误]的必然结果。我们都是脆弱的产物：可能犯错而且会犯错。所以我们原谅彼此的愚蠢吧。这是大自然的第一原理[人权的第一原理]。”
伏尔泰的宽容原理的确是所有理性讨论的基础。没有它，理性讨论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所有自我教育的基础。若是不明确地向自己承认我们会犯错误，我们就无法从错误中学习；我们就成为了永远正确的教条主义者。
萨哈洛夫能够在许多观点上以真正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看法应当归功于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和科学训练——但是首要的是归功于他对真理的献身。现在我说的不是这种看法的改变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说的是改变本身：根本地改变看法的能力；这是教条性头脑与批判性头脑的区别。一些人头脑完全僵化。一些人只能改变他们的理论一次。但是批判性思考也就是一次又一次修正自己的理论的能力，不幸地，是很罕见的。似乎需要经过训练、需要参加许多自由的批判性讨论、需要自我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萨哈洛夫表明他有这种能力。更加重要的是，他能够批判性地改变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尽管他没有得到帮助，而是受到了大部分针对他的批判的阻碍。它不仅受到了实际的批判的阻碍，还受到了他的极不稳固的处境的阻碍。显然，他准备好了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他承受了风险。
我曾经读到过，萨哈洛夫被指责说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得到西方的称赞。我只能说，就我所知，他的早期的理论比他后来的理论得到的赞扬多得多。这不会令他吃惊；因为在他后来的出版物中他批判了他的那些或许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极为时髦的早期理论。他称他们为“追求时尚的人”（faddist）。因此他当然没有想到过赞扬或者认可或者名声，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他追求其它一些目标——仅有的值得追求的目标：他试图向真理走得更近一点点，尽管他必须否定他之前说过的一些话。而且他思考能够做什么拯救他的国家，以及全人类。这些的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是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值得做的。
教条性思想方式与批判性思想方式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教条主义对应于缺乏适应性；而且由于生命需要不断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教条主义——尤其是社会的僵化——几乎必然导致灭绝。批判性思维对应于适应性。它像适应性一样对于生存是决定性的。达尔文说的可能是能适者（adaptable）的生存而不是最适者（fittest）的生存；或者他说的是最适的有机体就是适应性最强的。它们当然不是最大的或者最强的。在思想方面，这意味着最自我批判的思想家、最富想象的思想家、最灵活多变的思想家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的，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或者换个词，最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那些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富于想象力的头脑中实行革命的人；它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尝试不同的革命，对比其结果并且选择最佳的。这正是科学进步的方式。这样的在头脑中或者纸上发生的思想革命显然比通过杀人实行的革命优越的多、代价低得多而且更加成功得多。用词语代替刀剑！用尝试性的理论代替核弹头！这就是人类智力的方式。它不仅是符合人性的方法而且无比地高效和成功。显然这是萨哈洛夫在放弃锻造利剑时采取的方法。作为伟大的科学家，他甚至在锻造利剑时也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
的确，人们能够以许多种方式看待历史，把历史视为阶级战争，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战争，甚至种族战争。但是或许最令人信服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将其视为生产方式、先进的和落后的工具和机器之间的战争。然而，这其实是教条性的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僵化的和灵活的精神之间的战争。
历史上，僵化的思维通常占大多数。而且，像路易十四或者拿破仑或者德皇威廉二世或者希特勒一样，这些人通常都有庞大的而且高度集中的组织。它们经常甚至主动出击。头脑灵活的人们经常准备不足；而且他们最多结成国家联盟，国内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政党竞争权力。然而，最终胜利的还是灵活的批判性的思维。
我试图描述的与僵化思维相对立的批判性或者灵活思维不过就是向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的方法。我们都可能而且会犯错；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犯错。在生物水平上，许多错误发生，主要表现为不利的变异。自然选择就是通过消灭承载错误的有机体消灭这些错误。在人类水平上，教条主义经常意味着人不从错误中学习而是与错误一起灭亡。批判性思维是借助人类语言而在身体之外形成的错误的猜测性理论——事实上，错误的比正确的多得多。由于人类语言、书写尤其是印刷的发明，这一点成为可能。它使我们得以将这些理论和假说付诸批判性讨论，并因此将它们暴露于自然选择的全部力量之下而对我们没有危险。事实上，我们做的更多：我们将它们付诸我们能够设计的最严格的检验：我们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上加上了我们的智力策划的人工选择压力。我们借助于科学讨论这样做，在其中我们把结果交给精心设计的实验检验。
如此一来，我们就让我们的假说、我们的观念替我们而死。这正是科学家所做的。所谓的科学方法不是别的：它是消除我们的许多思想错误的努力；消灭得越多越好。这是一种形式的试错方法。这是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并且使我们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假说开花结果的方法。
由于此，真正的科学家今天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另一位科学家提出了错误的猜想而去攻击他。这是因为他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猜想几乎都是错误的但却是极有价值的，它们就像交通红灯一样无比可贵。批判科学家而不是批判他的假说的错误的特定结果，表明了典型的非批判性态度。这是典型的宗教教条主义、不加批判的不宽容、宗教迫害的态度。在政治领域，这标志着未能从科学中学到政治家能够而且应当学到的东西：批判性——自我批判——思考的方式。
这里尤为重要的是，新的假说、新的观念，不论对错，都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它们非常稀少，而我们总是需要它们。我们必须等待它们在困难的问题的压力下或者在激动人心的讨论的刺激下呈现。这就使得自由讨论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许多新的理论，而且我们需要新的理论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样它们才能竞争让我们挑选出最灵活的、适应性最强的和适应得最好的那些。我们需要观念和理论的多元主义；因此我们需要多元社会。这正是萨哈洛夫试图传播的。他说这是他的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我毫不怀疑他是对的。但是多元主义需要宽容；对此萨哈洛夫也看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宽容的社会才能在多种多样的相互竞争的观念和理论中找到正确的那些——或者最接近于真理的那些。在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中我们能够自由地讨论理论，这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称的开放社会。显然，一个社会能够更多开放或者较少开放，更多自由或者较少自由。但是人们需要对自由或者开放性的良好测度，特别是如果我们论述的社会与另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竞争。自由的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成为西方历史的一部分，当时几个小型的民主的希腊城邦的联盟成功抗击了波斯帝国的强大武力。
这把我带到民主的问题。由于我不喜欢谈论词语的含义，我对民主这个词的含义不置一词。我将只说它的好处和坏处，从丘吉尔的一句话开始。
丘吉尔说过这样的话：民主是除了所有其它已知的治理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治理形式。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好极了。然而我仍然更愿意说有两种类型的治理，人们不流血就不能甩掉的和人们能够不流血就甩掉的。我拥护第二种，不论你赋予第一种什么样的美名赋予第二种什么样的恶称。
第二种治理——为简洁起见我们称之为“民主”——当然不是确保最睿智或者最好的人实行统治的方法；它经常因此受到批判。但是只有很不睿智的人才会相信存在确保最睿智或者最好的人实行统治的方法。无论如何，苏格拉底说智慧就在于认识到我们缺乏智慧，这当然是正确的。
民主国家有严重的缺陷。它们当然不能比应有的样子更好（意思是，不是尽善尽美——汉译者注）。但是腐败会在任何种类的治理下发生。我认为每个认真研究历史的人经过考虑都会认同，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不仅是历史上最繁荣的社会——这是重要的，但还不是那么地重要——也是我们所知的最自由的、最宽容的和最少压抑的大型社会。
当然我以前就说过这些。如果人相信这些但不说出来，简直就是犯罪。一些人告诉这么多年轻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上，生活在在资本主义地狱中，于是年轻人闷闷不乐。我们必须与这些人斗争。真相是，我们生活在美妙的世界中，美好的世界中，令人吃惊地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中。当然了，流行的时尚是，人们期望甚至要求西方知识分子说相反的话，高声哀叹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社会的弊端、社会的内在的不义，特别是所谓的可怕的不平等以及即将到来的清算。
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真的。的确有少数人非常富裕。这与你我有何相干？任何人受苦也几乎肯定不是因为少数人很富，更何况这少数富人中还有相当一些人花了大笔的钱资助大学教学以及奖学金和癌症研究。
真相是，西方民主国家是仅有的人们享有很多自由、很多福利和很多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社会。当然了我们的社会远非完美无缺。有大量的毒品、烟草和酒精滥用。但是从我们禁止它们的实验中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难缠的；特别是如果我们珍爱自由。人们会说：“但这些正是人们的痛苦的表现。他们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失业这样的事情感到痛苦。”如果社会不公平指的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钱，那么我要说，只要另外那些人能够生活得合理地好，那么我不在乎。失业则是十分不同的事情。
我明白失业是可怕的事情，真正的社会疾病，我们的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可怕的。我当然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我确信一件事：每个民主政府不仅希望解决它，而且如果知道怎么办的话会做出巨大牺牲解决它。
我们的西方民主社会远非完美无缺。但是对于其缺陷的讨论在所有西方民主社会都受到欢迎；而且人们不断地寻求并且采取补救这些缺陷的实际步骤——甚于以往任何时候，甚于任何其它地方。
我们的西方民主国家是最灵活的、最渴望改革的：我这一生见证过的改革等同于几场社会革命。当然我们犯过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些尚未被纠正。显然，民主的公众舆论不总是睿智的。但是其中充满了无限的善意。世界和平以及与人为善：这是千百万人的希望。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证明不了，但是我相信铁幕两边的千百万的人愿意为了实现和平献出生命。
同时，我们建立了合理地保障自由的机制，以及因此享有奇妙的权利：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议会或者代表大会保障我们的权利，在我们的自由受到侵害或者只是受到威胁的时候帮助我们自卫；特别是持有与众不同的理论并且讨论它们的自由——换句话说，宽容。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宽容和自由，多元主义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将成为统一一致的（monolithic，单元的）社会，没有灵活性或者最多只有受到限制的灵活性。但是宽容也是东西方共存而不毁灭世界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萨哈洛夫和其他人都说到过“和平共处”。但是过去这些年间，这个单词的组合贬值了。西方每个人听到这些词的时候都会感到它们象征着纯粹的虚伪。
艾默生（Emerson）曾经说过一个关于家中以为客人的好故事。他写道：“他越说诚实，我们就越担心我们的银勺子会丢失。”我恐怕我们今天都感到“他越说和平共处，我们越担心我们的弹道导弹不够用。”这是极其严重的形势：我们不再相信俄国的许诺了。这是非常难以逆转的形势，而且加剧了——事实上不可限量地加剧了——核军备竞赛的危险。
西方长期对建立和平共处状态抱有高的希望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明白和平共处是彻底的相互毁灭之外的唯一选择。于是真诚追求和平共处符合双方的利益，符合各自的利益。但是我们的希望被系统地打消了。俄国利用所有的机会增进其军事实力针对西方。但是，至为重要的是，俄国甚至在1972年在莫斯科签署了庄严的声明宣布“美苏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且承诺两国都不“[企图]获得危及对方的单方面优势”之后继续这么做。俄国领导人一定知道在这个宣言之后继续实行之前的政策是个危险的赌局。但是似乎它们没有看到最大的危险：人们不再认为他们是可信任的了，不再认真地把他们当做是能够签署和平条约的缔约方。
许多人（包括马克思）敬重的哲学家康德预见了这样的可能性。他在了不起的文章“论永久和平”中讨论了这一点。康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应当放任自身做出可能破坏维持未来的和平的相互信任的敌对举动。”康德表明，这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简单明了的常识性原则：因为未来永远不可完全预测，违反这条原则很容易伤及自身。于是康德在1795年，在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拿破仑）；或者全面战争（希特勒）；或者核战争（我们自己摧毁了广岛和长崎）之前，写下了这些话。
西方对俄国的言辞丧失信任是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不仅是由于民主国家愿意相信和平的词语而不愿意相信或者忽视与这些词语抵触的行动的倾向，还有一些更加理性的原因。让自己相信理性的人会做有损于显而易见的自身利益的事情需要一些时间。所有各方避免因为世界毁灭共同赴死的自我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康德的原则行动符合自身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个功利主义（utilitarian，不应译为实用主义以避免与“pragmatism”混淆——汉译者注）学派说道德不过就是觉悟了的（enlightened）自身利益。我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公然地错误的。但是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大国的道德和理性的自身利益确实完全取决于相互信任的建立。
两件事使我们彻底丧失了对俄国统治者的真诚和理智的信任：完全无视赫尔辛基人权公约和入侵阿富汗。
入侵阿富汗之后，西方每个人都感到俄国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和庄严签署的公约相当于希特勒的宣告：莱茵兰——然后奥地利，然后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波兰——肯定是最后的要求。
我不知道西方是不是还有人对马德里会议感兴趣。条约不再被当真了。如果俄国希望扭转这样的可怕局面（在列宁时代甚至斯大林时代都没有出现过），那么只有采取行动——根本上不同的行动——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