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计划：无所事事地坐一天？

202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韩国女作家韩江，称赞其作品：“强烈的诗意性文本，但直面历史的创伤，并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瑞典文学院偏好将非知名作家介绍给更广泛的受众，尽可能打开更多维度的不同视角。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也说过：“我能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多少种世界，我就能生活在多少种世界里。”

我们阅读，而世界涌动。如何在惯常熟悉的视野之外，链接至更多的书写、记录和思考？单向邀请身在海外的诗人、非虚构作家邹波开设书评专栏「世界书声与活页」，介绍世界范围内最新面世的好书，希望更多人能持续地从世界读物里探望世界。

专栏首期，邹波观察到：“后大流行的人性好像彻底改变了……父母早晨起来就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地沉默坐上一天，就像身体白白调养好，却百无一用，因为生趣似乎没有了。”他推荐了九本今年出版的新书，重在对身体、诗性的心灵的直接滋养。愿你在阅读后，也可以让“情感进一步放松、打开”，如同和帕斯卡尔过完了这一个夏天。

00

邹波的开场白：与帕斯卡尔过了个夏天

总有人说现在人（显得）不读书了。但实际我们都还在读书。隐居者家里甚至成了远离尘嚣的图书馆。或许只是承载严肃书评的平台没有了，流量经济下，社媒和新媒几乎完全读者导向——读后感随时变现，满嘴精确而肤浅地鸡汤地跑火车，随行就市把极度功利的读后感榨成轻薄媚俗的文字，反过来导致读书越读其轻薄。并且，重读可能也消失了，当读者回顾书，更少回到原书，会仅仅回到自己一次性写好的博文来启蒙，就结束了自己的求知生涯。

论智力的密度、对“烧脑”和“反转”的接受力，如今读者远超过去，但或许恰好是一种“给什么分析什么”的工具理性，逐渐变成更方便的自我管辖：对写作，它表现为连隐喻都懒得再去创造，而干脆就是躲避，读起书来也就相应地躲避意义。

T.S.艾略特在《从爱伦坡到瓦雷里》里更本质地认为，人类对文字过于机敏之后，会走向对文明的厌倦：“……未来，一种合理的假设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进步，这种在瓦雷里身上发现的对语言的过度警觉和过分关注，会因重荷的不断增加而使人类大脑和神经变得不堪忍受，最终必将土崩瓦解……科学发现发明无穷尽地深精细究，社会机器无止境地细化发展，也许会将我们带到那样一个阶段，那时人们对人性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厌恶，乐意接受最原始简单的磨难，却不愿再背负现代文明的重担。”

01

有帕斯卡尔思想切肤的实用感

这次选的九本今年出版的新书，重在对身体、诗性的心灵的直接滋养，而非那种教条化和工具理性的读物。

刚过去了夏天。我时隔六年，再回来探亲，后大流行的人性好像彻底改变了。这次回来主要为给妈妈糖尿病调整饮食，一个月下来妈妈血糖得到控制，身体逐渐恢复。但我立刻就发现，父母早晨起来就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地沉默坐上一天，就像身体白白调养好，却百无一用，因为生趣似乎没有了——日本文化近年有一个治愈的概念——ikigai（生き甲斐）——生的乐趣和目的——即你早晨醒来的理由是啥。

这时我碰巧读到《与帕斯卡尔过夏天》这本小书的英译本——法国哲学教授 Antoine Compagnon 陪一位绝症亲人，在生命最后的夏天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死亡最后通过“人性讨论的高潮”，融化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这本书就像如今流行的哲学小册子一样——对哲学家生平和思想的转述替代原典阅读。

它读起来却有帕斯卡尔思想切肤的实用感——很像 1950 年代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里，那本历久不衰的小册子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丁几下就把语文级别的英语语言的黑暗讲得特清晰，就成了维特根斯坦和我们的桥梁：比如，一上来就回答了我年轻时就有的疑惑：我们总把愿望表达得像我们干过的事；还有——“过分严肃的语言”，就是谎言、放荡和浪漫，这也让一向如此说话的我觉得自己十分潇洒。对语言严肃的人来说，非常解压，令我不再去另寻求别的语言来放浪。

它也像如今更红的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本雅明的清晰转述，干脆代替了鲍曼那种一定要成为系统的后现代消费主义理论——转述，比另起炉灶有时对当下读者更方便，韩炳哲这种功利时髦接近快餐的方式（比如 The Crisis of Narration），如果足够真诚、言之有物，也是一种很好的阅读辅助。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剧照

但《与帕斯卡尔过夏天》这本书并不适合我妈妈。我妈妈虽然是退休中学语文老师，但她甚至已经开始忘记词语，遑论西方哲学。她只会模糊地表示，很羡慕我在异域生活——星期天有人可以倾诉，倾听。正如W.H.奥登说的：“到星期一就没人可吻。”但我们没有谈到任何帕斯卡尔级别的“相信”。

当我妈妈因为病理性烦躁，对保姆苛刻，我还和她谈到要爱别人、爱邻人。“如果没有这样的爱，人也会抑郁。而没有了爱的我们，就变成人情冷漠的一部分。”

我徒劳想建立更高级的智力谈话，唯一在《与帕斯卡尔过夏天》里找到的有用工具，是帕斯卡尔说的“打岔”。他说：“一个不懂转移自己注意的国王不如一介草民幸福”。

当你空虚——荣格说——就赶紧建立一个无意识。尼采说：赶紧建立自由意志，哪怕把它怂恿成对历史的忏悔，尼采把自由意志怂恿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内疚，好对未来打发时间。老人哪怕不读书，忏悔生命也够打发生命的无聊时光的。

帕斯卡尔，并未像后人解剖忧郁、精神分析、搞心理学一样地，去具体描述痛苦，而只是非常朴素地认为，如果你永远打岔，打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给自己打岔，你就不会有痛苦。他谈到老家有一个刚刚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的猎人，为什么能战胜悲伤，因为“他专注于追兔子”——《思想录》并非用什么更高的哲学话语去超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想法，而只是用知识打开被知识说死的话，并勇于承认自己对宇宙的无知。

17 世纪，帕斯卡尔那代欧洲知识分子仍是最可爱的“文艺复兴人”，他不是后来理性自负的启蒙主义者，而仍对世界充满怀疑和困惑，却又不是同时代的怀疑者蒙田那样把话说死地“智慧地怀疑”——蒙田说自己像马基雅维利那样阴郁而不快乐。

帕斯卡尔最初欣赏的蒙田，从可知论的高度，最终像机场大师一样远离诗意和神性。而帕斯卡尔在告别数学、科学和那时自由主义者（Libertine）的理性生活之后，最终通过二次皈依宗教，成为一个天真而忠于人的本质情感的智人。

帕斯卡尔有其心灵保守的一面，作为 17 世纪一个寻求基本精神和物理安全的欧洲知识分子，他肯定权力是好的，起码与真理平起平坐，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市民级别的安全感在金字塔需求顶端的时代。

17 世纪，大航海时代，利维坦——在霍布斯笔下，更多还是在庇护探险者与殖民者于荒野，保证商业安全的必要的正能量的权力结构。约翰·格雷说：那时候的利维坦还旨在安全御敌和海外殖民的安全通道的保障。安东尼·格雷林说：17 世纪中只有三年是没有战争的：1669 年到 1671 年。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剧照

政治学意义上，帕斯卡尔和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交集不多——包括“真理无法被强权压制”。但说这话的帕斯卡尔所在的概念的平衡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产生了真理的绝对性，但帕斯卡尔是真理和强权之间的平衡。

政治和心灵自由的平衡在 17 世纪的欧洲腹地“过早”达成了，它标志为科学启蒙的萌芽、反罗马教权在先锋思想的前沿，而君主国家暴政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的怀疑论成为时髦，而怀疑论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仍是免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仍是对政治建制、社会确定性和宇宙宁静的追求。

这时，先于启蒙运动出现的蒙田的巨大的随笔产生的“体系”，闲扯把话说死，用悲观的怀疑把事情说死——随笔曾是我最爱的文体，但近年我也开始辩证地反思——随笔本质是一种破坏性的文体。蒙田其实是把现代人的心路史，压缩为枕草子般的非时间的枚举，这大概也是蒙田让帕斯卡尔读着烦躁的地方，因为时间被取消了，而他堆叠的那些故事语境又混乱，随笔对历史的忽视效果很坏，这不是什么怀疑论，而是没有历史的清谈，这种把历史变形为拙劣的闲扯的一次性推理过早庞大地出现，从反面，迫使哲学和历史，更深入地去恢复时间和根本问题的真相。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世界，一旦历史和哲学写作再次成熟，随笔就又可以不那么破坏性地随便写了。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则有着哲学角度的问题分类，并保持开放，它们不完全是那种适于直接进行日常伦理辩论的问题，更像康德对人类理智层次的划分。

蒙田过早地显露出自负的全知的自以为是，W.H.奥登嘲笑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不开心”。帕斯卡尔的开放心态，却正是奥登说的“开心”、喜乐、怀疑论中出现的释然，反而走向哲学。

帕斯卡尔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第一个在正式文本里袒露“我思想不下去了，我忘了我所思”的哲学家，帕斯卡尔突然说：“思想逃跑了，于是我不再写下思想”，而只写下“思想逃跑了”。这给了后代的罗兰巴特文本主义思考方面巨大的启发。他在普通法国人脑子里种下的、相当于中国人脑子里的成语一样的话则是：“我恐惧无边宇宙的无限宁静……”——但最有趣的是，对宇宙无限的恐惧，恰好是人类安宁的最治愈的根源力量。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剧照

回到这本《与帕斯卡尔过夏天》，它能带给我妈妈的内容不多，给我的却反而更多，每到夜深人静，面对无边无限的宇宙，我往往读到热泪盈眶，睡在客厅沙发上，独自代入了这本书的是我自己。特别是读到帕斯卡尔再次皈依的描述——我找到了厌世的共鸣。帕斯卡尔的妹妹修女杰奎琳形容皈依之前一年的帕斯卡尔：“他已经有整整一年对世界充满蔑视并厌恶其中的每一个人。”

这本小书，用最不功利的临终者眼光去解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给读者带来了一本通俗又不媚俗的哲学通俗读物，最终有点反驳了帕斯卡尔对人类意识的“自动性”的反感和警惕。这种解读证明，人最终还是要借力——借自己的生命力甚至死亡力来理解世界，来读书，来写诗，这并非工具理性。

《思想录》里，帕斯卡尔认为：如果鹦鹉有头脑思考，它就不会在嘴巴干净的时候继续擦拭它的喙，正如笛卡尔所说的“动物机器”。而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一个医生在说完所有病情后还说了一刻钟，他充满了说话的欲望”——对帕斯卡尔来说这种自动行为是人类悲惨的标志。

但这本小书正是利用人类临终的巨大而自动的强力读者的力量，让非自愿动机和自愿动机自动联系起来，实现了一次具有生命力的哲学解读。

夏天的后来，妈妈开始读唐诗来打岔，也有助于复健小中风后的口齿和预防可能的老年痴呆的前期。而我独自夜读着这本书，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契诃夫式的读者阶段，我的情感进一步放松、打开，也和帕斯卡尔过完了这一个夏天。

02

我们对自己的疯狂想象

包含了现实感的制约

我观察，周围很多癌症治愈者，有的身患癌症好几次，也得到治愈，癌症逐渐成了慢性病，但是疑病症是真正伴随治愈者终生的阴影。首先，这本书最有用且不经意的一个阅读点是：作者作为一个治愈者，肯定地告诉读者说，如果五年没有复发——真正的“五年生存”——之后癌症再发的几率就和其他人无异。无论是否有专家背书，一种有依据的斩钉截铁的肯定，对病人来说是最宝贵的人生意见和生命鼓舞。

联想到艾滋病，也随着我们对它的了解，逐渐变成可以控制的慢性病——从二三十年前性活跃阶段的年轻人普遍的恐艾情绪，到我后来在艾滋病流行的地区看到的：即便一个农村患者也可以通过监控 CD4 细胞水平等指标和坚持用药，来维持良好的生活。这都在消除恐惧和疑病症。

但这本书的讨论不止于疑病症，而延伸到“另一部分人的疑病症转化成全身的一种自我隐喻。”——那已经具有文化和文明的意义，即不是某一种疑病症，而是一个疯癫者觉得自己全身是由一种脆弱的材料构成。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土，是沙子，继而我们开始觉得我们的身体是玻璃，是钢铁，是水泥，是塑料。而玻璃的自我意识本身也贯穿着工业历史。那些不幸者会真的觉得自己是玻璃心，而不是比喻，而这种玻璃幻觉给自己赋予的属性，也跟随玻璃工业的进步而变化——从中世纪的“玻璃人”开始觉得自己因为是玻璃而脆弱，到现代世界里的“玻璃人”会觉得自己既坚固又“透明”。这是贯穿到今天的原始思维。

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会害怕叶子，然后把叶子剪成安全的六边形或者五边形才不会害怕；我在加拿大，因为是木头房子，也会渐渐感到木头的质地过渡到我身上；而一个出租司机，走路也会像汽车一样拐大弯，这里擎天柱大货车的司机更不用说了，会觉得自己是变形金刚拯救地球。

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疯狂想象包含了现实感的制约——某种真实材料的脆弱性。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通过精神失常，把自己想成不可摧毁的终极物质。连“超人”尼采也不能一蹴而就地想象。想象看似无边无际，仍需要岁月和情感的漫长递进——很像给自己不断递刀子，递玻璃片儿。

普鲁斯特说：“另一个宇宙的自我——身体”。和身体的平行世界里，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质地。我们不能系统地感觉到身体每一寸组织，直到它出现小到瘙痒、大到肿块与疼痛的表征。属于“疯癫与文明”范畴的“玻璃人”填补了两个自我的鸿沟。更形而上地，我们会联想到上一本书的书评提到的利维坦的身体政治隐喻，保守主义的帕斯卡尔曾谈到，对想象或者幻象力保持警惕，因为它威胁人的安全感。《疯癫与文明》的作者福柯则认为安全感的建构是进化的，我们对疯子和自己的妄想症的态度越友善，想象力和幻觉就越对人类有用而无害。

03

环境语体严重地洗脑了人们

美国作家、评论家、随笔作家盖伊·达文波特在这部随笔集里充分展现了文学典故的博学。书中的文学轶事妙趣横生：惠特曼出现在爱伦·坡的葬礼人群后排；年轻的毕加索如何无意瞥见了史前公牛画；艾伦·金斯堡在查尔斯·奥尔森的葬礼上吟诗时，不小心踩下了放下棺材的踏板，导致奥尔森的遗体“既没进坟墓也没出坟墓”；粉丝卡夫卡在首批飞行员起飞时观看飞行表演；爱默生对梭罗和路易斯·阿加西在餐桌上谈论乌龟的性癖感到失望……达文波特认为这些“非遗段子”很重要，是“口头传统的最后遗存”。

事实上，普鲁斯特时代，被普鲁斯特用意识流来鄙视的圣伯夫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又复活了。“圣伯夫才识高明，体事入微，连最细微的差别都提到笔端。他大量采用趣闻逸事，以便拓展视听。他关注个体的人和特殊的人，经过仔细探究之后，运用美学规律的某个典范高瞻远瞩，而后根据这个大写的典范作出结论，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

而这本随笔集几乎暗示：作家的生活背景和社会处境，重新在当下这个社会身份与财富决定论的时代，变成作家人设和文字的基础。譬如，下面某本书要提到另一位美国作家、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就到死也逃不脱名利场作家的语境，看看他所有书的前言和序就是。

反智的人类实际上正经历第二次智者前夜，这时候，比如圣伯夫的决定论，能初始化地作为救赎的第一步，先澄清个性里的共性。历史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性格决定论，到了现在，其实都重新有得一谈，因为环境语体严重地洗脑了人们，人们的语言不再自由，所以重新回到被圣伯夫看死了的世界。

04

美德、善、恶不过是文字

“我有两种性格，野性和敏感。我把敏感暂时搁置，让野性不受阻碍地前进。”——42 岁时，高更动身前往塔希提岛，向妻子和五个孩子许诺，他会发财致富，然后回家。但在生命最后十几年里，他几乎只是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他画中向往的天堂而已，正如我写过：“也许我的人生不会有结果”。

但第一次有传记写出塔希提这个地方自身的感受：一方面，高更的画使他成为“去殖民化”运动的艺术推动者——它们颠覆了新古典主义和“西方”的审美理想，推动了土著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高更又把梅毒传遍了整个地区。这部新传记更详细地分析了画家在南方海洋生活的事实和背景，作者极少在书里发表自己的评论，而是让高更自洽了墓志铭：“美德、善、恶不过是文字，除非有人把它们拆开用来构建一些东西”。

05

最温和、最老实的诗歌权威

谢默斯·希尼在他的时代是一个最温和的诗歌权威。确实如一些读者所说：这本希尼书信集直到一百页才值得做一个笔记，那是因为他太早成功人又礼貌……信里一点情绪都没有，但后面的信逐渐精彩，当他自己变得过于重要之后，信的压力反而增加，必须好好去给人回信和写信，比如精确地评价新诗人，这样的信写得直到像圣人一样快累死。

一百页以后，这是最老实的对诗艺的思考呕心沥血的名人书信。希尼的学院素养导致他的随笔也极度负责且全是干货，不像布罗茨基只谈不言自明的主题，比如哈代为什么现代这种不言自明的容易主题，而且谈不清楚事情就马上用诗意的语言糊弄过去，布罗茨基的随笔是我见过最糊弄的诗人随笔。

06

没有信写才去写诗

读过她之前书信集的读者，这次可以选看新编入的大量“诗信”。即狄金森实际的写作过程是：没有信写才去写诗。

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跑去给他取蓝夹克但结果我的心碎在那里——那是我到过的最温暖的地方。”

07

重返人类“理论”的夏天

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史教授菲利普·费尔施生动描述了从 1960 年到冷战结束的一代德国作家及其出版环境，那是人类“理论”的夏天，理论因为直接有用而触手可懂，对现实理解的饥渴让那时候的人和理论就像日常语言一样对话，并实践于立刻的行动。

战后的西德人不像当下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当下的年轻人只希望被表演性、煽情甚至催情来治愈，对话语里的严肃性根本无意领会，而战后西德的年轻人需要理论来直接治愈，需要文明崩坏的世界的“急救包”——最开始是阿多诺的那本《最低限度的道德》，成为人手一本的小册子，这本非常文学化和诗意化的解释世界的书，借用了文学和诗的手法，虽然有悖于阿多诺自己说的“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但通过文学与诗的导入，哲学成了那时候尤其是左派的行动指南，导致新左派的诞生。

“理论之夏”持续到 199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德里达、福柯等异国情调的学派和思想家在后来的岁月，相继通过出版商引进德国。福柯取代阿多诺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真正重要的思想家。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对理论和纯文本产生了厌倦，终于，“行动”的激情被逐渐“视觉系”的心灵融化。本书第一章里，阿多诺就像全民知心大姐的这段战后岁月，读来尤其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感。

08

自由主义者们的怀旧共鸣

热衷政治的美国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系列遗作中的最新一本，展示了他的巅峰状态。本书首次收录的 20 篇文章和评论全部发表在 1983 年至 2002 年之间的《伦敦书评》上，我们可以读到他在向鹰派转变之前的职业生涯。

笔下众多人物包括哈罗德·威尔逊、J·埃德加·胡佛、约翰·F·肯尼迪、比尔·克林顿、以赛亚·伯林、理查德·尼克松、戴安娜·莫斯利、玛格丽特公主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除了少数例外，这些都是希钦斯非常讨厌的人。希钦斯作为自由主义者写这些随笔的岁月正好也是我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岁月，之后我们同样开始转变。这种同步感让这本书读起来更有对共鸣的怀旧。

09

良莠不齐的诗歌与自我

最后，让我们为“良莠不齐”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