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僵尸们
在孤岛上过着艰苦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视频灵感及扩展猫粮来自
：
薛兆丰老师
以及 「
得到
」App 之《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
扩展猫粮
已获 得到APP 及
薛兆丰教授
授权，基于《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第64、65、66讲原文进行编辑，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按照薛兆丰老师的原文，这些故事应该发生在一个“渔村”，而不是什么僵尸岛……但故事背后所阐述的一些经济学原理， 其实是一致的。
……
一个远离尘世的孤岛上，一群僵尸平和的生活着。
岛上
每个僵尸平均
每天只能捕到4个猪脑，虽只是勉强果腹，整个岛屿却也太平无事。
直到有一天，一个超强的捕猎工具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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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轮回按钮：集体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下的吉普车
在僵尸岛第一次轮回中，3个僵尸一起发现了武装吉普车，于是他们决定采用“
集体所有制
”。
所谓“集体所有制”，包含两个含义：
-
所有在吉普车上工作的僵尸，他们平均分配每天打到的猪脑，
经济权平等
；
-
所有在吉普车上工作的僵尸，他们一人一票，来决定是否让更多的僵尸上车，
政治权平等
。
那么，在集体所有制下，最多有几个僵尸能够上车呢？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僵尸们多次试验之后得到的统计结果来回答：
由于是集体所有制，所以每天的猪脑平均分配，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
平均产量
。
根据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吉普车上容不下第4个僵尸。因为第4个僵尸会导致前3个僵尸的平均收益从8个下降为7.5个，所以故事中前3个僵尸一起将第4个同伴推下了悬崖。
第4名僵尸与“上车费”
问题的关键在于，僵尸小姐姐非常非常非常想登上吉普车。因为上车以后她能够分到7.5个猪脑，比车下的4个猪脑强太多了。所以说，怎么办呢？
她可以偷偷贿赂车上的3个僵尸，给他们每个僵尸0.5个猪脑，好让他们的收益维持在8个猪脑不变，这样他们就没理由拒绝她上车了。给完1.5个猪脑的“总贿赂”以后，
僵尸小姐姐
还剩7.5-1.5=6个猪脑，仍然比车下的生活强很多。
如果觉得“贿赂”这个词有点儿贬义，我们可以换成上车费、入会费、会员费……总之它是个非常正常的经济学现象。无论怎么叫，原有的经济平衡都会被打破
。
这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规律，那就是
在集体所有制下面，车下群众拥有想尽办法挤上车的积极性；而车上的那3个僵尸，也有收取多余的贿赂然后让外人上车的积极性。
择校费和奖学金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用到学校上去。
如果学校之间根据学生的平均成绩来攀比，那么学校里面学生的人数会偏低。因为当成绩低于平均分的同学想要进来的时候，他会拉低平均分，从而影响到学校声誉。所以学校原来成绩比较高的同学，就不愿意让那些成绩比较低的人进来。
但是成绩比较低的人想要进去吗？想啊！于是就出现了“择校费”。他多交一点学费，来弥补学校在平均成绩上的损失。
如果教育部门说不准收择校费，那学校还有办法吗？
有。他们可以大幅提高标准学费，然后向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返还一部分学费，并称之为“奖学金”，这事不就妥了吗？
其实学校是实施“价格歧视”最频繁的地方，不同学生收取不同费用的现象非常常见。像美国，很多大学本科收费一点都不手软，收到的钱用来补贴那些研究生。研究生替学校长脸增光，做出尖端的研究成果，本科生要蹭这个光就得多掏钱。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价格歧视”是经济学术语，是厂商为了提高收益而可能会采取的一种经济策略，词汇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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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居民也有类似的特点。尤其是那些市民享有相当福利的城市，它们一般都是比较排外的，因为外来的移民会分走一部分他们的福利。但是外来的移民想进来吗？想。所以这个时候，移民就可以交一笔“户口增容费”。
当然现实生活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只能是“纸上谈兵”罢了。
集体企业的长远收益
我们来继续讲僵尸岛的故事。
吉普车上的3个僵尸发现，如果这辆车拿去升级换代，装上自动追踪导弹，就能够抓到更多猪脑（猪脑：还有没有点儿人性啊你们！）。
但问题在于，安装导弹设备需要2年时间；而船上有两位员工已经白发苍苍，2年之后就要退休了。他们会赞成升级换代，还是反对呢？
当然他们会反对。他们对这辆吉普车收益的关心，只在任期之内。退休以后这辆吉普车能抓10个，还是100个猪脑，跟他们没关系。也就是说，在集体所有制里面，每一个成员只关心他们任期内的收益。退休以后团队如何发展，他们并不不关心。
过去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实施的集体所有制就有这个问题——很多工人对工厂的生产，对工厂的设备并不关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厂就决定向工人们的子女提供厂内的工作。这样一来，考虑到自己后代的收入，父母一辈就不得不关心整个工厂的设备和未来的生产效率。
虽然有很多人批判这种“子承父业”的方案，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了。
集体所有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集体所有制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每当这些集体所有的资源发生买卖的时候，你必须征得每一个成员的同意，这个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农地，实际上就是集体所有的，它既不是政府所有，也不是家庭或者个人所有，而是村集体所有。虽然这样的确能带来一定的公平，但一旦发生集体交易，沟通成本就非常的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