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回去台湾，随便逛逛之外，还有个小目的——买到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
说来有点讽刺。张爱玲在大陆红得一塌糊涂，书一版再版，然而《张爱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之恋》被默默禁掉了，或者也不能说禁，而是从来没有出版过。
上回写《台湾购书记》，有不少读者表示惊诧，根本不知道张爱玲名下还有这两本书。事实上，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大概是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吧，看到他推举《秧歌》为“不朽之作”，才猛然发现自己漏掉了一本顶重要的书。
这固然是我的孤陋，但因为莫名其妙的审查，而使我们不能看到张爱玲的全貌，实在有点悲哀。
二
张爱玲的创作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当然是耀眼夺目的40年代，准确一点的说，是1943到1945这两年。就这么一下子，张爱玲爆发了。写出了《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一批小说，出版了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直到现在，张迷们最乐于称道的，还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另外一个高峰期是1952至1955年，也就是张爱玲离开大陆，在香港的那三年。这三年里，她一边帮美新处做翻译工作，一边通宵达旦的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1954年，这两部长篇开始在《今日世界》杂志上连载。后来，分别又出了英语、中文的单行本，《秧歌》的英文版收到了美国一些媒体的好评，但销量不佳，《赤地之恋》也没有打开英语市场。
自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她的创作生涯就开始走向漫长的平缓期。40年里，她除了不断改写，重写之前的小说外，新作屈指可数，当然她花了十年详读《红楼梦》，花了大功夫翻译《海上花》，也写了《小团圆》，以及一些英语作品，但整体来说，写作的密度较之从前，大大下降了。
以前常有论者认为张爱玲最好的作品，在40年代就写完了，张爱玲离开上海，就像一朵花离开了土壤，不得不萎谢了。不过，随着这些年陆续出土的张爱玲遗作，我们发现，其实张一直没有停止写作，虽说后期创作的强度不如早年，但作品的艺术性，未必就是前期胜过后期。至少，《秧歌》和《小团圆》，都是非常好的作品。而《秧歌》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尤其特殊，不仅题材离开了她所熟悉的城市，主题还涉及政治，完成度也非常高。
三
《秧歌》和《赤地之恋》创作于同一时期。《赤地之恋》张爱玲很不满意，1968年在台湾出全集的时候，都没有收录。
《秧歌》则不一样，首先张爱玲自己就蛮看重。胡适也对此书大加赞赏。一九五四年《秧歌》出版后，张给胡适寄了一本，胡适读了之后很喜欢，回了信。后来《秧歌》出英文版，他还买了好多本送给朋友。
现在皇冠版的《秧歌》扉页上，还印着胡适评价这本书的手迹：
“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读过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
这段话，出自胡适写给张爱玲的回信，信中提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胡适早年推广《海上花》时所说的话。张爱玲小时候正是读了胡适的考证文章，才去找了《海上花》的小说来看。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可以说是张爱玲一直追求的目标。当然，四十年代在上海时，锋芒太露，文字像沙尘暴，杀伤力强。越往后，越趋于平淡了，但读者最喜欢的似乎还是华丽热烈的《传奇》。
除了“平淡而近自然”，胡适特别提到一个“饿”。他以为书名可以题作“饿”，其实大可不必，但这本书确实和饥饿有很大的关系。
《秧歌》的背景完全设在农村，时间大概是1950年左右，土改已经完成，按照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开设了农会、妇联、识字班等各种组织。这是一个高招，每个人都至少被一个组织吸纳，组织深入到村庄的细胞里，将原本宗族、家庭联系淡化，从而牢牢控制住农村。
在这部小说里，饥饿是农民和政府矛盾的具体表现——明明是丰年，可是农民却吃不饱，为什么？
小说里的金有嫂向月香借钱时，说明了原因：
“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别低。”
这是很多人指称《秧歌》是反共小说的证据，似乎把这个立场站稳，这本小说就沦为宣传品，不值一提了。但，这是反共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可以说是，是因为这本小说确实描绘了共产党执政后对农村秩序的破坏。可以说不是，是因为张爱玲所写的，并非蓄意捏造，而是事实。她并非要反共，而是要写出那个时期的真实来。
早年有大陆学者批评张爱玲的《秧歌》，以为她没有农村经验，所写都是胡编乱造。但现在我们至少知道，1947年冬天，张爱玲去温州找胡兰成时，确确实实在农村待了好几个月，《秧歌》中的不少场景，就是从那次旅行中的印象得来的。另外，也有人指出1950年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后，去苏北农村参加过土改工作。这段经历似乎还没有被证实，暂且不论，但指责作者没有生活经验就无法创作出相关的小说来，是站不住脚的。
《秧歌》当然是关于政治的，但关于政治，并不等同于劣质。政治一直是小说创作中的重大主题。
《秧歌》写政治，但她不是要小说为政治服务，而是用小说来反映政治对寻常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她所关注的，仍然是人。
四
初读《秧歌》，第一反应，是惊讶。惊讶张爱玲竟然把农村摸得这么清楚。当然，这实在也不必惊讶，张一向对人心看得透，观察又极敏锐，农民也是人，不是外星生物。
如果要说《秧歌》的好，第一着，就是写出了真实而动人的农民。说起来，农村题材一直是中国近当代小说的传统，从鲁迅开始，农村就一直出现在作家笔下，但真正写得好的，凤毛麟角。
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很不一样，自成特色，重要的是丰富。但这样的作品，很少，写农村，很多作者遵循的还是鲁迅定下的那个调子，把农民作为一个符号，批判来批判去，都是国民性、奴性那一套，很没意思。把农村给写窄了。
张爱玲的《秧歌》在所有写农村的小说中，独树一帜。因为她把农民还原为人，金根、月香、金花、谭大娘，每个人都非常真实。而之所以能够给读者这样的感觉，不仅是张爱玲的心理描写功夫深厚，让每个人的内心活动都能够生动的表现出来，还在于她能够同情的看待每一个角色，让他们成为真实的人。
农民在很多小说里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心里并没有情爱，没有思考，没有头脑，只是随波逐流而已。但《秧歌》中，人物丰富可信，比如金根对老婆月香的想念，就写得丝丝入扣：
“大家都说他这个老婆最漂亮。也许人家都想着，这样漂亮的老婆，怎么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城里这些年。女人上城去帮佣，做厂，往往就会变了心，拿出一笔钱来，把丈夫离掉。不知道怎么，他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可会也这样。每次还没想到这里，思想就自动的停住了，也不知道是他对她有很大的信心，还是他下意识的对于这件事情怀着极大的恐惧，还是有别的原因。”
金根一心期盼老婆回家，但家里又需要月香在城里帮佣的钱来贴补家用，他一方面爱着妻子，一方面又颇为自卑，虽然分了地，但是家里的日子还是过不好，他没有办法坦然地叫妻子回家，而妻子回家后，他对于很多事情又没有办法摆平，无力感深深压在他的身上。最后，他在粮仓和干部发生冲突，引起群体事件，是他一直积压在身上的无力感的一次爆发。
而这无力感，到底来自哪呢？仅仅是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吗？
试举一例，是月香回来的第二天，家里虽然米不多了，他还是叫月香煮一次干饭，虽然不说出口，其实是疼妻子。但是，月香考虑家里的实际情况，还是煮了个半干半稀的，这让金根有点不舒服，第一层当然是月香没有听他的话，没有get到他的好；第二层则是，他也知道家里其实没那么多米，月香这么做没错，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办法让家里吃顿干饭，是他自己没用。
到这里还没完。怄气吃着饭，突然村里的干部王同志来了，金根赶紧让月香把饭藏起来，月香藏慢了，王同志还是看到了。王同志走了之后，金根发了一次火。
为什么发火？因为王同志看到他们吃的饭是半干半稀的，而不是全稀的，这会给王同志留下一个他们家挺有钱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一定会让他们在日后吃苦。
吃顿干饭都要躲躲藏藏，这正是无孔不入的压力，而金根身上的无力感，也来自于这层压力。
这层压力是什么呢？是王同志代表的权力在农村所制造的恐怖感。不仅是金根，所有人家里聊天都会小心翼翼，当心被人听见。
谭大娘，是看惯了这权力了的，她的办法是虚与委蛇，她心里只想过好日子，但是半辈子都是战乱，书中有一段闪回到她儿子被抓壮丁的过程，非常荒谬而恐怖。所以，到这时候，她见着王同志，或者任何人，都会重复“现在日子好过了，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多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一套，这是她的盔甲。
张爱玲通过许多细节和场景，不仅生动的塑造出了真实可信的人物，更写出了这些无辜的人，因为一些不知何来的，没有名目的压力，不得不委屈，不得不压抑的生存状态。
关于这种无形的压力，小说开始没多久，金花出嫁到政府部门登记那段，就有一次很好的细节，是一段对话。
问“你要跟谁结婚？”
他很快的咕噜了一声：“谭金花。”
“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
“因为她能劳动。”
这很好笑，结婚的原因，是因为她能劳动。但是这是最安全的答案，也是农民们了然程序。这是一次小小的改造，也许无关痛痒，但是已经显现出更大的改造的来临。
最后，金根因为压力太重，愤而反抗，群体事件，被镇压，死亡，都是这个发展的必然。金根，有点像《绣春刀2》中的沈炼，他不想做英雄的，只是这世道，好好活着一不小心就会成了逆反。
张爱玲到底是张爱玲，她不会让小说沦为俗套。即使是王同志，我们也会看到他被吞噬的一面，并不是那种坏蛋反派。
四
我以为，《秧歌》完成度非常高的捕捉了那个风雨欲来的时代。张爱玲用一次小的群体事件，几乎预言了后面即将到来的真实历史。不能不说，她的眼光是非常毒辣的。
而仅从小说技艺的角度来说，《秧歌》也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最完成度最好的一部，情节的发展循序渐进，情节也比其他小说更清楚。
有机会的话，还是找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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