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46 以赛亚·伯林 | 梅尼克与历史相对主义

历史研究在19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下列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从尼布尔、柏克到蒙森、布克哈特，从萨维尼、兰克到马克斯·韦伯、特勒尔奇。观念催生观念，不是通过单性生殖。这一时期不仅孕育了新的历史观，更重要的是，此种历史观对西方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思想观念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过程发端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可回溯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或者某个更早的时期。历史意识觉醒了，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其最著名、也最声名狼藉的自然结果；历史意识可谓应运而生，因为当时需要解释并说明当时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其开端可回溯至许多国家，最早系统地阐述这一观念的是德国思想家；历史地看，这与民族国家德国的兴起有关。观念的风云激荡往往先于政治巨变；正是在德语国家，人们对历史发展的重新认识才演化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观念洪流。

单个的思想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团体——学术界、政界、艺术界、宗教界——开始把全部人类活动，看作统一的、“有机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社会整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制度，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有生命力的社会整体是一些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不能用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所使用的那种精确的量化方法来分析，是一些难以捉摸的复杂关系把社会“有机体”结合为一个整体。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直接接触, 人类才能感知、直觉或理解这些有机体的生存方式。机械装置由一些互不相干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都遵循统一不变的因果规律，与此相反，即便是在思想中，人们也不能把社会有机体拆解为不同的部件，然后重新装配。

一种主流的古典思想家和基督教思想观念表现为许多形式，如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主义以及法国启蒙运动的因果——机械主义，这种观念认为世界遵循着唯一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反对这种观念的思想家很少是超然世外的哲人。他们往往积极投身于驻在国的政治活动与国家大事；在他们看来，其学术活动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德国人民将发挥领导作用。他们清楚地知道，德国文化扎根于宗教改革和虔信主义，扎根于此前的神秘主义和显圣运动，扎根于德意志诸城市与公国那种当地和区域性的、传统的社会、政治与宗教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观念不同于普遍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后者深深扎根于莱茵河西岸的文化传统。作为学者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调査研究，搜集资料，描述事实，分析问题，做出解释；作为普通公民，他们非常关心社会与政治问题，积极投身于社会斗争。无论信仰什么，他们都不会把这些社会责任相互割裂开来：人们会程度不同地把他们看作某一政党或运动的一分子，他们常常与这些政党或运动的领袖有私人关系。这种联系有时会赋予他们所代表的那些观点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会赋予它们某种生命和力量。

这个新历史学派的某些主要人物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竭尽全力保持客观公正),赋予其历史著作一种道德观与政治倾向，无论其研究对象是他们自己那个时代抑或某种遥远的古代文化。这种说法也许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人们不能说，麦考利、格罗特、米什莱和基佐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可是在德国，这几乎成为官方认可的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各持己见，但是上面说法不仅适用于观念偏激的历史学家，如特莱奇克、松巴特，而且适用于尼布尔、蒙森、德罗伊森、马克斯·韦伯；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是这个学派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尽管他想方设法力求克服浅近、短期的考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适用于他。

梅尼克有三大名著，各自追本溯源，探索他那个时代的某些重要问题。具体说来，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肆无忌惮的统治者，无论个人或统治集团，有时也会违反这些规律，不过他们必须付出惨痛代价),这种观念曾长期统治欧洲人的思想；他以精确的、无懈可击的学识，阐述了这一古老思想逐渐衰微、国家观念取而代之的发展历程，国家观念清楚地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压倒一切的诉求，只对它自己负责。他精彩地阐述了这种变化所揭示的那些冲突：一方面，人类有一些共同而普遍的价值观，这是个人或团体的权利，也是普遍的道德准则，它们决定着人类行为；另一方面，危难时期，国家的意志往往会与普遍的道德准则发生激烈冲突——无论代价多大，只有实现这些国家意志，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强大，政治家愿为此而献出一切。

一方面，萨维尼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梅尼克认为，人类虽然受制于某些历史条件，但是他们的行为是有自由的，梅尼克清楚地知道，这两方面的关系悬而未决，由此涉及到个人、团体或组织必须承担或不应承担某些相应的历史责任。这种认识始终支配着他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让以往的历史学家着迷的一种主导观念同样令他心驰神往，这种观念旨在探讨某些人际联合的特性——在他看来，这是唯一真实的联合：它们每个都遵循各自的成长规律，每个都有独一无二的“有机性”——它们是一些社会整体，和植物一样生长发育，拥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因此，人们不能根据某些规律或原理来解释、理解或维护这些整体，把它们错误地置于某个普遍模式之中，不顾它们的特殊性，它们生活和行动所依据的具体目的，还有那一些并不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或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只有以此为出发点，人们才能解释或说明这些社会整体究竟是什么，究竟能做什么。这种观点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随之而来的观点认为，成功或强权是判定哪些事业具有真正的价值，值得人们为它而活(或也许为它而死)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人们觉得这种主观主义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个体的思想家、诗人或政治家变化无常的直觉构成的价值观念之外，还需要某种东西——人们之间需要一个共同基础，这就是一种共同目标，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怀有这一目标，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仍然适用于很多人；在确定伟大与渺小、善与恶、进步与倒退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时，能为人们提供某种客观性。

这两个方面显然是矛盾的，梅尼克为此苦恼不已。个体性概念以及不同国家(这是一些独立自主的社会有机体)有着不同发展道路的观点，是一些新观念，在梅尼克看来，新观念的出现表明宗教改革以来，欧洲的思想传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回顾历史，谁也不可能否认，使过去的两百年风云激荡的历次伟大的观念文化运动(传统主义与多元主义，浪漫主义与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生观，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皆程度不同地发端于一场大规模的反叛，用梅尼克的话说，人们反对“普遍化”——人们不再相信科学的统一性、自然规律的作用以及各种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相信宇宙是一元的、唯一的和永恒不变的；他们不相信如果睁眼看世界，凭借理性，无论何时、何地、条件如何，任何人都能理解这个宇宙。

在探讨新历史意识之起源的著作中，梅尼克追溯了这个新观念的发展历程：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维柯、柏克，一直到德国新历史方法的伟大奠基人。梅尼克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有一定的学术良知，能敏锐地感知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中的细微差异，以前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研究三大伟人莫泽、赫尔德，特别是歌德的文章，构成了他名声显赫的历史三部曲中最后一部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在讨论每一位思想家的性格特征时，作者巧妙地把叙述、观念和历史背景交织，把这些思想家的性情与作为，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目的与写作对象的社会生活的性质融为一体；观念史家经常提出些更为大胆而常常更为肤浅的普遍概念，梅尼克的这些文章则不然，它们对读者有更高的要求。和他的论题一样，他的写作风格复杂多变，时而晦涩难懂，时而中心思想不明确，主观臆测。18世纪百科全书派提倡自然规律、机械论、不做区分，这种令他厌恶的观点遭到梅尼克的严厉批评，他高度警觉，以免落入这种陷阱。他担心所用方法过于简单，担心有些概念切入了社会或个人情感或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有机体——非常敏锐的思想家必须竭尽全力作“个体化观察”(这是梅尼克的术语)——教条主义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仿佛一把手术刀，他担心人们会用这把手术刀来活体解剖这些有机体。

他很想让世人了解莫泽所谓的“整体印象”；仅凭分析不同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可能获得这种观念，靠一刀切的历史模式更不可能，因为这些方法不能传达那种特殊的音调与色彩，这就是德国历史学家所谓的时代风格或民族风格，这种风格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所有活动，影响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也影响着黎塞留的公文与情书——他想躲开那些束手束脚、歪曲事实的陈规陋习，即盲目地相信规律，以为社会变革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世界万物均可纳入这些规律，无论它们与事实有多大出入。

梅尼克的这幅画手法细腻，虽然这幅画的轮廓早已显现，但是有些人有时也会在这片大森林中迷失方向(这些人喜欢阅读分析型思想家撰写的观念史，因其诉诸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分类，将观念发展的脉络清楚而生动地呈现),即使实际上人们不会看不到画家所描绘的这个轮廓。梅尼克的文章精雕细刻，结构紧凑，简洁明快；感兴趣的读者必定获益良多。这种风格有利于整体性的现实感保持活力—一即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之流的感知，对它的复杂形态的感知：它影响着个人和社会的理想、信念，人们和群体对自我与历史的理解，并反过来受其影响——这是对具体的、多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永无止境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感受。

历史即社会、政治与道德有机体的发展，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生命原理( entelechies)的相互作用，人的精神成长即由这种相互作用构成——这是新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毫无疑问，这种历史观只是人们所信奉的许多观念之一。有人也许觉得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要求用更严密的方法，即经验的或科学的检测方法，来验证这种观点，即使验证结果不能完全回答我们的问题，或者说不能在深刻的、有想象力的探究的层面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在西方，这种观点无疑不仅具有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而且与它坚决反对的各种实证主义理论相比，尽管它可能有某些形而上学的缺陷，但是它更多地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梅尼克从小就接受了这个观念运动的主要信念，他和狄尔泰(他深受狄尔泰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李凯尔特一样，以它自身的标准来描述和复兴其历史渊源，以唤醒那一代代科学头脑的人们，他们已经开始非常怀疑它的有效性。

20世纪初，梅尼克阐述了历史意识的革命，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他本人也和最先开始探讨这些问题的前人一样，被它们搅得寝食难安。他成长于普鲁士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深受其影响。价值观(历史学家以及普通人的价值观)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价值观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同观点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价值观的相对性，国家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突，国家与其他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冲突，使用武力以及发动战争的合理性，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的明显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与个人道德有何意义——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方法的研究者，而且是德国人，是人类，他是以这些身份来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它们伴随他一生，让他苦恼不已。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始终模糊不清：他从不回避难题，总是耐心地寻找问题的答案；他希望找到天才人物，以解决这些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问题，他坦承，他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

他写作《历史主义》时，德国社会正处于危机时期，无独有偶，这类似于德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德国精神( Geist)可谓受到夹攻，一方面是法国革命者的平等精神、拿破仑的集权与理性社会组织，对传统与不同社会的个性不屑一顾——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它破坏了古代与现代的联系；另一方面是那个野蛮的、居心险恶的东方列强。如果说德国精神在两条战线上都赢得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德国，也有人可能认为它在道德上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1918年之后，东方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西方又出现了梅尼克所谓肤浅的自由式普遍主义；梅尼克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一种神秘的综合：民族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在它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要把个人自由、个人道德与公众需求、公众价值观融为一体。对他来说，民族国家乃重要的教育或净化心灵的机构，它塑造人的灵魂，唯有它能把人们的全部追求——例如道德目标与情感、艺术、人际关系、对个人之内或之外的原始自然的征服——化为现实。他探讨西方文明，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德国，即德国的文化与生存：那些超时空的抽象原理仿佛六头怪斯库拉，它们不考虑生命与变化；与此相反，相对主义仿佛海妖卡律布狄斯，它摧毁了道德，把道德目标最终归结为主体的性格或倾向。梅尼克既担心前者，又害怕后者。在他的观念中，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与历史中不断演化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人们通过社会或历史概念所思考的，就是这些矛盾。

历史主义( Historismus)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对此满怀希望，有时甚至痛苦不安；1815年和1848年是如此,1918年和1932年也必然如此。这种看法赋予其历史观一种近乎虔诚的热情，其散文风格也受此影响；这种观点不是来自他所祟拜的大师——沉着冷静、很少谈论历史的歌德，而是来自赫尔德与兰克。有一段时间，他仿佛认为，黑格尔试图医治马基雅维利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创伤，后者证明个人道德与政治道义是不可调和的；梅尼克几乎相信，这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政治道义与个人道德的完美综合。如果黑格尔没有成功，那么无与伦比的歌德做到了，其方法直观明了，缺乏系统性，具体而神奇，只有天才人物才能使用这种方法。他推崇俾斯麦；与当时的许多德国学者一样，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政策能为德意志民族创造条件，只有凭借这些条件，这个民族才能彰显其性格，完成其使命。1914年，与其他人一样，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伟大的普鲁士梦想的实现；1918年，这些观念的后果大白于天下。他天生谨慎，保守，不相信沙文主义；他拥护魏玛共和国，矢志不渝。他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反对惨无人道的行为。国家权力是有界限的；晚年时期，他没有屈服于希特勒或希特勒主义。

彻底失败之后，他痛定思痛，写了一些令人悲哀而沮丧的文章。客观地说，这些文章宣布，他以及那个时代的德国学者所代表的许多观点已彻底失败。梅尼克诚实可信，他那个时代与阶级的偏见虽然清晰可见，但是他始终清楚地——有时甚至是痛苦地——知道，某个社会或某种情况的道德重心究竟何在。各种思想、运动、制度、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对道德重心的认知、他的渊博学识以及他对这种关系网的感悟，使他那部阐述德国历史思想之兴起的著作，成为至今仍不可替代的经典。

1918年，德国战败。在此后的黑暗岁月，他返回到德国文化生活的辉煌时期，开始研究反映德国文化本质的新历史观，以求安慰。从理论上说，他只是描述、记录别人的成就和理想，实际上，那是他自己的成就和理想。讲故事的人不但是事件的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歌德公开宣称不喜欢历史，显然也不尊重国家的权威，否则就真可谓完人；梅尼克对其赞美有加，甚至在这些方面为其辩护，似乎是出于这样一种哀婉动人的愿望：德国文化哺育了他，现在这艘巨轮遇难了，他要尽其所能实施援助；他要回到诗人、学者的传统中，可是他们已然堕落，他必须回到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追本溯源。他探讨的这个时期属于德国社会大发展的初期；他完成著名的历史三部曲时，这个发展过程已经结束,德国进入黑暗时期，难以想象的灾难降临了。在《历史主义》所探讨的这一时期，浪漫的德国梦与它后来演变成的那场可怕的噩梦仍相距遥远，因此他用鲜艳夺目的色彩来描绘那些具有卓越天赋的先驱，他喜欢与他们交流，也是他们所创立的那个学派的成员；他很可能知道，他是该学派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