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的妻子是“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允和。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他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时候喝点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举案齐眉”,“是两人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再喝茶,“举案齐眉“。
合肥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因父亲是民间教育家的原因,也都受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张允和排行老二,性格热情奔放,长相伶俐,快人快语,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
周有光上大学时,认识了16岁的张允和。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便常常来周家玩。两人就这样认识。两人相恋,是张允和到上海读书,后因军阀混战,转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而周有光正好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念书。两人才开始了“流水式“恋爱,”而非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后来回忆两人相恋,在1928年的秋天里的一个周日。两个人从中国公学大门出来,并排走在江边。他们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来,周有光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书签夹在某页,刚好是写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两人在这一次约会之后正式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谈婚论嫁时,周有光颇为踌躇,怕自己太穷,无法带给她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告诉他:“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1933年,二人结婚。其他三姐妹陆续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思。
只是结婚没几年,抗战爆发。周有光从事金融业,无法从上海抽身,瘦小的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一路辗转,逃到重庆。
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张允和后来回忆起来只有寥寥数语:“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
抗战结束之后,周有光被银行派到美国学习。等他回来,内战已趋结束。原本被派到香港工作的周有光选择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
周有光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而周总理,早在重庆我们就认识,陈毅和我关系也很好。”
周有光曾与“七君子“关系密切。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两人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银行界的秘密小组在什么地方开会呢?谁也想不到——在中国银行开会。下班了,银行都关门了,我们在里面开会,警车也不敢来。”他与章乃器的关系,也从业务同行,进而成为政治同道。“那时候我家在苏州,‘七君子’关到苏州,家属来探监,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当局再多抓几个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忆。
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但在1949年,为何没有留在香港,回到上海,他说:“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协每个月召开座谈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和周恩来非常熟悉......们那时候都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自然愿意接近共产党。而且经过抗战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很快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