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2024年10月28日周一（第3167期）

今天是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农历九月二十六，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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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叫——视线，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视野，嘴里说得出来的话叫——内容，嘴里说不出来的话叫——内涵！周一，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167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四季度怎么干？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在复杂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主动作为，落实存量与增量政策，以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根据中36+98/*国经济“三季报”，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尽管部分指标增速波动，整体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澎湃新闻）

蔡子微评： 当前政策反映了对经济运行现状的精准把握，旨在增强内需和稳定经济。然而，如何将政策落实到位、实现预期效果，仍需在执行层面强化协调和落实。这就需要确保增量政策的有效落地，而政策的透明性和执行力将直接影响市场信心。

话题关注：复杂全球环境下政策如何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

2、前9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5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281.6亿元，同比下降3.5%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受多重因素影响，1至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超过5万亿元，特别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较快增长，彰显工业经济发展韧性。（新华网）

蔡子微评： 总体看，虽然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有所下降，但工业新动能韧性显现。随着工业企业预期企稳、信心有所增强，工业企业效益有望得到恢复。加快落实存量政策和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为工业企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助力工业企业利润恢复向好。

话题关注：政策引导下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实践路径

3、 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金融数据安全治理实施指南》等四项金融数据标准。 10月2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发布了《金融数据安全治理实施指南》《金融数据资产管理指南》《金融数据安全技术防护规范》《金融数据安全应急响应和处置指引》等4项标准，旨在从金融数据治理、金融数据资产管理、金融数据安全技术防护、金融数据安全应急管理等不同角度为做好新时代的金融数据安全治理工作提供相应指引和规范。 （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在当前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数据的规范应用成为核心议题，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标准恰逢其时，为行业提供了可操作性强、贴近实务的指引，对金融行业的数据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标准从金融数据治理、资产管理、安全技术防护、应急管理等多个角度提供了全面指引和规范，不仅有助于提升金融行业的数据安全管理水平，也体现了金融行业对国家数据安全法规的积极响应和自我完善。

话题关注：数据要素视角下金融数据安全治理的机理逻辑与优化策略

5、 我国将新增“免陪照护服务”项目。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近年来，天津、浙江、福建等地陆续开展免陪护护理或无陪护病房试点，即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不依赖患者家属亲自陪护，也不需要家属自聘护工。国家医保局吸收地方探索经验，在立项指南中单独设立“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新设“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2024年底前各省份对接落实立项指南后，试点地区免陪照护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中经网）

蔡子微评： 免陪照护服务”项目通过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为住院患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护理服务，解决了家属陪护的时间和精力压力。此项服务在医疗保障制度中加入了人性化设计，并设定政府指导价，有助于在全社会推广普及。此举不仅提升了住院患者的服务体验，还推动了护理服务市场的规范化，对医疗产业的发展及资源配置优化起到积极作用。

话题关注：医疗服务创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6、 广交会观察: 外商盯上中国户外露营潮。 以“品质家居”为主题的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二期正在广州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67家境外企业竞相登场，展示餐厨用具、家居用品、礼品及赠品等精选产品，寻求通过广交会进出口的双向平台，共享全球贸易发展的新机遇。Human Comfort负责人丹尼(Danny)表示，这几天陆续有不同国家和地区采购商前来洽谈订单。他认为，中国露营爱好者越来越多，市场商机无限，希望能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近年来，露营旅游逐渐发展成热门休闲活动。随着相关产业发展的逐渐成熟，消费者对露营体验的需求也不断升级，“露营＋”产业融合成为新的趋势。对此，一方面要根据地域特色，依法依规开发建设特色功能区，探索露营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差异化“露营+”休闲业态；另一方面相关产商要提高露营产品品质、丰富露营体验场景、优化露营经济产业链，不断加强创新，丰富业态，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需求。

话题关注：文旅融合背景下露营经济价值开发与产业链延伸

7、低空经济网络设施建设提速，产业链公司加码布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在10月23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探索建立通感一体的低空经济网络设施。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通过加强顶层谋划、加强多场景应用牵引等，推动低空产业发展。“目前市场的共识在于低空通信、感知、导航等保障能力不足，空域难以实现有效的管控和服务是目前行业面临的问题。此次低空经济再迎政策利好，通感一体将作为关键基建率先落地，助力低空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日报）

蔡子微评 ：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下，低空经济迎来了发展新机遇，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通感一体技术是低空安全保障探索和通信网络能力延伸迈出的关键一步。通感一体技术不仅具备5G-A新能力，让基站兼顾通信和感知双重能力， 还能实现飞行器信息对高质量通信的需求，提供无缝的通信和高精度感知服务，实现高效调度，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话题关注：基于通感一体技术的低空网络设施建设与技术创新研究

8、“工匠”引领！中国这样壮大产业工人主力军。 “力争到2035年，培养造就2000名左右大国工匠、10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0名左右市级工匠，以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和各级工匠人才为引领，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印发，对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出战略性、全局性决策部署。（新华社）

蔡子微评：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补齐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总体不高、工人总量不足等短板，还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技能形成体系、健全职业发展体系，整体提升劳动者技能。

话题关注：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9、实施科技人才分级授信，“人才贷”纾解初创企业融资难题。 近日，湖北省科技厅、省委人才办等6部门联合发布《湖北省科技人才贷工作实施方案》，对科技人才的单笔贷款最高达1000万元。《实施方案》中指出，贷款对象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或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并对符合要求的科技人才及企业进行贷款扶持。其中，同一企业若有多个人才符合条件，该企业还可叠加授信进行贷款。（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人才贷”策略充分考虑了科技人才在创新创业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对其能力、贡献及项目潜力进行分级评估，进而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信贷支持，有效降低了初创企业因缺乏传统抵押物而面临的融资门槛。此举不仅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产业化，为初创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话题关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金融供给支持如何提升 初创企业创新活力？

10、贵州印江推动茶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10月25日，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贵阳举办“印江花果红”红茶品牌推介会。印江自治县县长田杰表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茶产业散发出新的韵味、蕴藏着新的机遇，必将迎来新的春天。印江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围绕茶产业精深加工延链补链强链，坚定不移做大茶规模、提升茶品质，用心用情服务茶企业、创新茶科技，不遗余力做强茶品牌、弘扬茶文化，更大力度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印江不仅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还积极采取科技创新与标准化管理，为茶产业注入新活力。特别是县政府将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并通过“印江花果红”品牌建设，推动区域品牌的形成。这种立足特色资源、注重产业链延伸、弘扬茶文化的做法，不仅能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也为全国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话题关注：交旅融合理念下特色产业如何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11、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以县（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引导、依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人才下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重庆以新型城镇化强城聚人，以畅通要素流动强村富民，以治理一体化惠及城乡，不断推动城乡关系优化、城乡发展协同，奋力谱写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瞭望）

蔡子微评： 城乡融合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当前，我国仍存在城乡供需矛盾、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县域经济枢纽功能不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障碍。对此，一方面要深化供给及需求端改革，充分激发农村内需，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另一方面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县域枢纽功能，加强城市群建设，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话题关注：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经济循环与一体化发展研究

12、江西举办“美好生活焕新季”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消费热点。 江西省“美好生活焕新季”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近日晚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举行，活动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消费权益卡、开展多场景互动、网红达人打卡、多形式促销等方式，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培育消费热点，增强消费活力。近年来，随着服务消费市场日益繁荣，消费者对服务品质的需求不断提高。各地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纷纷创新服务消费场景，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服务业的效率和质量，还拓宽了消费渠道，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为经济的全面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服务消费和区域经济将更加充满活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今日社科期刊佳作关注

制度型开放与数实融合——来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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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凯旋,张树山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9期

导读

摘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开放效能，推动数实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自贸区设立构建准自然试验，利用2011—2021年284个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加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并且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其融合效应越明显。机制检验证实，自贸区设立可以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实融合，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其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市场分割高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以及具有商业信用优势的地区更为敏感。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自贸区辐射带动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效应只在长期中有效，而在短期内并不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推动数实融合走深向实提供新的理论释义与现实参考依据。

关键词： 制度型开放;数实融合;自由贸易试验区;辐射带动;

引用格式： 陈凯旋,张树山.制度型开放与数实融合——来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9):52-68.DOI:10.19559/j.cnki.12-1387.2024.09.004.

一、引言

纵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程度休戚相关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提供国内超大市场,加之劳动力、土地等廉价优势要素参与,逆转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也为后来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践行此路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进,经济全球化逆流涌现,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不断抬头,断链脱钩风险居高不下 [2] ,使得原有的开放模式、开放路径和开放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发展需要,亟需实施一整套系统性规则来推进制度型开放,破除逆全球化壁垒,推动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建设开放型经济。在此背景下,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概念,将其总结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其后学界进一步外延制度型开放内涵,强调要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期破解断链脱钩和逆全球化思潮给中国带来的开放难题。而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是为了巩固并强化现有对外开放新成果、构筑制度型开放红利而出台的重要举措 [3] ,其承担着制度开放试验田的使命,是中国向世界彰显推动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标志 [4] 。

自贸区设立不但深化了制度开放标的、任务和措施,还革新了既有竞争平台和合作路径,旨在为中国的竞争新优势提供技术积累和资源要素等支持 [5] 。从其优势利用来看,自贸区设立是满足市场主体发展需求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 [6] ,不仅自身可以发挥开放优势,成为高新科技高地和数字经济集聚地,而且还能通过技术供给赋能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7] 。在这一过程中,自贸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实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者,以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的贡献者。数实融合是指以数字经济部门提供数据要素、数智产品和数字模式,推动实体经济重构业务逻辑、变革组织形态和创新价值模式的过程 [8] 。从现有研究前沿来看,学者们对如何推动数实融合已经取得富有建树的成果,但仍然具有改善空间和边际讨论的可能性。如有学者基于理论演绎,总结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是推动数实融合的现实路径 [9] 。还有少量研究证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影响数实融合的重要因素 [10] 。但这些前沿研究大都基于数字共性视角,并没有延伸至如制度开放等外部决策行为,这亟待后续补充与探索。

有鉴于此,本文以自贸区设立为切入点,探讨了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从研究意义来看,揭示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在现实性方面,推动数实融合走深向实需要中国被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开放规制以及主动引领新兴领域的开放标准制定,以便在更高的开放水平下集聚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进而借助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在紧迫性方面,数实融合是未来战略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亦是实体经济转型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事实上,自贸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其在规划上多是依托以往国家高新区或自主创新区而设立,各种数据资源流通聚合十分活跃,对于引导数据要素集聚、强化基础技术保障、推动实体企业与共性技术融合都具有先行优势。此外,自贸区在政策设计上还包含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实施外资项目的备案制改革与持股比例放宽等措施 [11] ,吸引更多国外市场资源进入,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提振市场有效需求,进一步激发数实融合的潜在需求。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宽了自贸区设立的实践路径,丰富了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既往文献探讨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大多基于数字共性视角 [9] ,缺乏从对外开放等决策行为揭示其对数实融合的作用机理。研究自贸区的文献,多是集中在自贸区对数字经济 [7] 、实体产业 [12] 等方面的影响,没有关注到自贸区设立还可能对数实融合存在影响。为此,本文揭示自贸区设立与数实融合之间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二,从供需视角揭示自贸区设立影响数实融合的潜在机制。同时本文还考虑了市场分割、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信用等因素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效果,探究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异质性影响,为推动数实融合走深向实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靶向。第三,本文回应了学界关于自贸区的辐射效应争论。关于自贸区设立能否带动邻近地区发展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有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不能带动毗邻城市的出口 [13] ,也有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对邻近城市创新能力有辐射带动作用 [14] 。对于这一研究争论,本文分别基于长期和短期视角,探讨自贸区对邻近地区数实融合的辐射效应。

二、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制度背景

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首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上海自贸区积极对接全球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深化服务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开放创新,使其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监管模式国际化、法治环境规范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了进一步放大自贸区的制度优势,探索更多宝贵的制度经验,国务院又在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辽宁省、重庆市、广西自治区和安徽省等共计21个省市设立自贸区,每个自贸区承担各具特色的制度开放试点任务。譬如,辽宁自贸区目的在于辐射东亚,带动东北振兴;广西自贸区联结东盟,探索跨境贸易、跨境物流等;山东自贸区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重庆自贸区着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门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来看,自贸区试点范围包含全国三分之二省份,既有沿海型、沿边型,实施跨境贸易、跨境物流,也有内陆型,找准对外开放通道,成为内陆贸易中心承载地。至此,自贸区在地理格局上基本形成陆海边相互联动、东西南北中相互协调的制度开放新格局。自贸区利好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快了自贸区内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另一方面,营造了贸易、金融和制度等领域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自贸区还被赋予探索制度改革和辐射带动角色,着重突出试点核心区域对邻近地区产生的辐射效应。可以预计,自贸区设立将会产生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不仅使得各主体利用制度优势革新传统经济社会生产体系成为可能,而且还营造高质量开放环境,为提升微观个体的市场活力和拓宽数实融合的应用场景提供试验主体。

(二)文献综述

1.自贸区设立的实践研究

自贸区设立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改革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自贸区设立的实践展开有效探索,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经营行为和宏观经济发展绩效两个方面。在微观企业经营行为方面,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由自贸区设立引致的制度创新变革是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的重要因素。如许晨曦等(2023) [15] 揭示了自贸区设立如何影响企业融资,发现自贸区设立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改善了企业外部融资环境,提高企业外部融资总额;李鑫和叶永卫(2023) [16] 基于契约执行环境改善的视角,发现自贸区设立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资。还有其他学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 [17] 、资本流动 [18] 等维度揭示自贸区设立的微观企业行为效应。在宏观经济发展绩效方面,有大量研究揭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产业配置的影响。如黄少安和孙璋(2023) [12] 发现自贸区兼具开放和体制改革的优势,可以通过市场秩序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显著改善服务业要素配置;沈和斌和邓富华(2023) [19] 评估了自贸区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得出自贸区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出口产业升级的结论。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可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如高国珍等(2023) [20] 揭示了自贸区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政策效应,发现自贸区设立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在市场环境改善效应和创新提升效应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效应。不难总结,在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自贸区设立对数字经济或实体产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已经得到学界关注,但涉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时,自贸区设立能否推动二者融合尚未得到统一结论,且二者在逻辑链条上存在一定的缺失,这亟待后续研究的探索与补充。

2.数实融合的驱动因素研究

学界在对数实融合的理论内涵、特征以及经济形态系统阐释后,未来研究将聚焦于数实融合的实现路径或驱动因素。梳理前沿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对数实融合的实现路径或驱动因素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征。其一,现有关于数实融合驱动因素的研究,理论分析偏多,经验分析较少。较多文献在剖析数实融合形成理论逻辑基础上,总结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 [9,21] 。譬如,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 [9] 认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二,少数实证研究文献是基于数字共性视角揭示数实融合的影响因素,缺乏从对外开放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在较为前沿的实证文献中,有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揭示其对数实融合影响,得出结论也是积极有效 [22] 。还有从数字基础设施视角进行补充,如张晖等(2023) [10] 利用宽带中国政策,证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实融合。

梳理上述文献发现,自贸区设立对数字经济或实体产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已经得到学界关注,但自贸区设立如何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尚未有统一结论,且二者在逻辑链条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从驱动因素看,学界关于数实融合的驱动因素研究多是基于理论推导,较少的经验研究也是基于数字共性视角,缺乏从对外开放维度进行深入分析。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制度性开放政策能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三)影响机制分析

1.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机制分析

与一般意义开放不同,自贸区开放除了具有提振市场需求功能外,还承担着制度创新的重大使命,为探索更大范围、更深领域和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下,自贸区涌现出多项制度成果和发展模式,诸如市场准入、证照合一、数字监管、单一窗口、数字共享、持股比例放宽、备案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利好制度措施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现实路径。一方面,自贸区在深度探索数字贸易、数字监管等制度优势方面,积累了数字治理规范新经验,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涉及的数据权益、数据安全、数据责任等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进数实融合的健康有序发展。例如,厦门自贸区出台了《打造数字自贸区三年行动方案》,强调提升自贸区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数字治理规范。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离不开数据要素的赋能,数据要素不仅贯穿于实体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更体现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表达和数字经济的实体化应用等方面。顺应数据要素发展,自贸区利用“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积极开展数据流动探索,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数据要素服务环境。如重庆自贸试验区全面实施“云长制”助力,推进数据共享的工作机制,提升云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聚合;浙江自贸试验区建立自贸区数据集成平台,形成自贸试验区数据资源的统一集成与管理,实现了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视化,打通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信息通道。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自贸区设立加速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在间接效应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从供需两侧推动数实融合。从供给侧看,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这意味着数字技术水平可以直接影响数实融合深度。从需求侧看,市场需求不足是数实融合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需求不足和转型投入过多可能导致实体企业陷入不会融合、不想融合和不敢融合等困境,融合积极性普遍不高 [23] 。作为制度开放的高地,自贸区是数字技术和实体企业的先行地和集聚区,既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探索数据贸易、数字治理和数字监管等新模式,为数字技术迭代升级提供试验主体 [6] ,亦拥有高质量开放优势,能壮大市场需求,成为推进数实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

供给侧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提高数字技术水平进而推动数实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业务管理模式,驱动实体产业范式迁移,衍生出数实深度融合的新领域与新模式 [24]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使得数据要素在产业链有效穿透,逐渐模糊实体行业边界,进而有利于形成纵向互联、横向相通的新实体产业融合生态 [9] 。现实案例中,中交兴路作为物流科技和服务平台企业,针对物流行业的高成本、低效率等运营方式,积极融合北斗时空应用、物流AI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搭建大宗物流数智平台,实现找货找车、订单可视化跟踪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进而实现组织方式和业务模式全新变革。类似地,小米生态链、京东京造等具有平台运营能力的企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逐步向生产制造、供应链配套等链条延伸,乃至跨产业链间协同生产,不断模糊产业边界,实现向新型实体企业升级。自贸区作为制度开放的最前沿,不仅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引领新产业创新、新模式创新和新业态创新,而且有优势有条件在数字技术领域开展实践探索,为增强数字技术能力贡献新方案。从其技术优势来看,自贸区成立之初往往依托国家高新区或自主创新区而设立 [7] ,各种数据资源流通聚合十分活跃,且其中孕育着新一代数字核心技术。譬如,武汉自贸片区、沈阳自贸片区和西安自贸片区都是涵盖了过去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于引导数据要素集聚、强化基础技术保障、推动共性技术融合都具有先行优势。从其制度条件看,自贸区依托制度优势,从数字技术应用入手,探索数据共享、数字治理和数字监管等新模式,不断提升数字服务效能,培育数字化产业链条,为数字技术探索积累新的经验。

需求侧方面,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推动数实融合。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市场需求扮演着调控者、激励者的角色,发挥看不见的手的配置作用。需求变动将调控市场供给、竞争的变化。伴随市场需求持续缩减,供求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开始凸显,实体企业面临的困难加大,加之数实融合投入成本过多,导致实体企业陷入融合不全、不敢融合等困境,融合积极性普遍不高。与之相反,市场需求扩大,市场竞争加剧,此时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越发凸显,实体企业为了获得生存资格和超额利润而产生融合升级的意愿变得越发强烈。在市场激励下,实体企业有效率地在数字变革领域布局,并通过数据要素、数智产品等市场交易改造更新实体企业要素组合与生产经营模式。顺应数实融合的市场需求,自贸区设立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有效提振市场需求,为促进数实融合提供了契机。自贸区在制度设计上包含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实施外资项目备案制改革与持股比例放宽等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国外市场资源进入,使得国内企业不仅可以接入国外市场,有效扩大市场需求,而且还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方法,即助力实体企业扩围、提质和增效。进一步地,自贸区政策还具有集聚功能,可以促进区域内市场资源整合,加速市场资源向自贸区集聚,使其产生市场规模效应,激发数实融合的潜在需求。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重要渠道。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供给侧的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和需求侧的市场需求扩大是自贸区设立影响数实融合的重要渠道。

2.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调节效应

自贸区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打造新型“制度优势高地”,通过开展规则开放、规制开放、管理开放和标准开放等压力测试,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成果,为未来改革实验奠定基本模式。然而,现实中不同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力度不尽相同,引致各个地区制度红利存在差异。根据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的历年自贸区省份制度创新指数来看,沿海自贸区省份往往制度创新指数较高(如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等),而位于内陆自贸区省份制度创新较为落后(如安徽自贸区和湖南自贸区等),这表明各个自贸区在制度开放过程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改革历程。自贸区制度优势又与数实融合程度紧密关联,制度优势越明显的自贸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授权力度、制度协调成本、投资自由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变革力度越大,可以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如上海自贸区探索了政府职能转变,转变为高水平服务型政府,率先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市场准入等限制,积极引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不断培育壮大自身新兴数字产业并逐步形成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为后续实体产业的数字变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本文不难推测,自贸区的制度优势越明显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从细分领域看,各个自贸区具有不同行政管理体制,在制度协调成本、授权力度等方面不同使得各个自贸区释放制度红利存在能级差异。如郑展鹏等(2019) [25] 基于自贸区实地调查发现,各个自贸区在推行制度创新时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制度协调成本压力。过高的制度协调成本使得自贸区制度创新步履维艰,致使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明显,数实融合程度不深。相反,如果自贸区与上级部门协调越容易,自贸区面临制度协调成本将会降低,释放制度红利更容易,数实融合程度愈加明显。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授权力度大小也是关乎自贸区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26] 。从理论上看,如果上级部门下放给自贸区行政管理权力越大,那么自贸区自由度会越大,办事效率会越高,制度创新的动力也会越充足,相应地由制度优势引致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由此,本文不难提出如下假设。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H3 自贸区的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授权力度越大以及制度优势越强,其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精准识别制度型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本文将具有分批试点、逐步推广的自贸区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构建如模型式(1)所示的基准检验模型。

dcf it = α 0 + α 1 did it +∑ αX it + μ i + ν t + ε it

(1)

其中,下标 t 表征年份, i 表征城市。 dcf 是被解释变量,表征为数实融合程度。 did 是核心解释变量,表征所在城市是否设立了自贸区。∑ X i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μ i 和 ν t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数实融合( dcf )。

基于动态复杂系统视角,数实融合是数字经济子系统与实体经济子系统二者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的耦合关联过程,其总体融合逻辑与物理学中耦合协调模型内涵较为一致 [27-28] 。在相应前沿研究中,有学者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省域数实融合水平 [29] 。与之相似,本文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子系统与实体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衡量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就数字经济子系统而言,本文参照学界较为成熟研究 [30] ,通过构建互联网普及率等五个指标来表征城市数字经济子系统。就实体经济子系统而言,借鉴黄群慧(2007) [31] 对实体经济的概念概括,本文分别从狭义和广义维度构建实体经济子系统。黄群慧(2007) [31] 认为狭义实体经济是指以制造业和工业为核心部分的实体部门,广义实体经济是指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除去房产行业和金融行业之外的其他实体部门。参照上述界定范围,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占比等四个指标表征狭义实体部门发展,使用实体从业人数占比来表征广义实体部门发展,详细指标体系见表1。在使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系统( DE )的综合评价得分和实体经济系统( RE )的综合评价得分基础上,本文使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实融合水平,具体公式如模型式(2)-(4)所示。

(2)

t it = β 1 DE it + β 2 RE it

(3)

(4)

表1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测算指标体系

其中, DE it 和 RE it 分别是数字经济子系统和实体经济子系统综合评价得分, C it 是耦合度, T it 是发展度, dcf it 是耦合协调度,反映了数实融合水平。 β 1 和 β 2 分别是数字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的权重,两者和为1。数字经济子系统权重和实体经济子系统的权重分别由熵值法计算得出。

2.核心解释变量:城市是否设立了自贸区( did )

2013年,国务院设立上海自贸区。其后,国务院在2014-2020年间又批复广东自贸区、福建自贸区等21个自贸区。各自贸区包含不同城市,如广东自贸区包含广州片区、深圳片区和珠海片区。上述自贸片区设立时间差异和地区差异,恰好为本文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具体而言,如果某城市在某年设立了自贸片区,那么 did 在该城市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为0。特别地,当年取值是根据当年受到冲击的月份数除以12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

为了获得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客观估计效应,本文借鉴张晖等(2023) [10] 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 lnrgdp )以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征;(2)产业结构( indu )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3)政府干预( gov )以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征;(4)金融发展水平( fin )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征;(5)人力资本( lab )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自然对数表征;(6)城镇化水平( urb )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科技支出( te )以科学支出占GDP比重表征。

(三)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处理组城市有48个,对照组城市有236个。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份和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实融合水平均值为0.14,标准差为0.04,在0.06到0.55范围内波动,这反映样本期内数实融合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他控制变量分布情况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也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列(2)加入控制变量但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列(3)没有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固定效应,列(4)模型既加入控制变量,又同时考虑固定效应。综合而言,在考虑上述情况下,自贸区设立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即在统计推断上,证实了自贸区设立有助于提高数实融合水平。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自贸区设立的调节效应分析

1.制度协调成本

理论分析中,本文指出制度协调成本影响制度红利释放能级。过高的制度协调成本使得自贸区制度创新步履维艰,致使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明显,反之,如果自贸区面临制度协调成本较低,制度优势红利更加突出,数实融合程度将越加明显。为了检验制度协调成本的调节效应,本文借鉴张柳钦等(2023) [6] 研究,通过梳理各自贸区管理条例文件,生成是否有“报备制度”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制度协调成本,有报备制度的取值为1,没有报备制度的取值为0。可以预见,如果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时通过报备制度向上级部门传递信息,而不是通过协调成本繁琐的申请制度,其制度协调成本将会减低,相应制度优势将会凸显。譬如,《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规定,自贸区片区决定本片区的改革相关问题,并报四川自贸办备案。表4列(1)汇报了制度协调成本的调节效应。可以发现,交互项系数为0.0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设有报备制度自贸区的数实融合效应更明显,即制度协调成本越低,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表4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2.授权力度

政府简政放权、增大授权力度也会增强自贸区制度红利。如果上级部门下放给自贸区行政管理权力越大,那么自贸区自由度会越大,办事效率会越高,制度创新的动力也会越充足,相应地由制度优势引致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借鉴张柳钦等(2023) [6] 、郑展鹏等(2019) [25] 已有研究,本文将受到全国人大法律授权的自贸区和海南自贸区作为授权力度大的自贸区取值为1,其他自贸区取值0。这是因为当制度改革需要突破现行立法规定时,需要全国人大授权。而海南自贸区是属于经济特区又是中国全力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拥有较大的法律自由度,故其也算授权力度大的自贸区。表4列(2)汇报了授权力度的调节效应,其交互项系数也是正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说明自贸区的授权力度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强。

3.制度优势

综合而言,上述两点都是反映不同自贸区行政体制差异,但无论是制度协调成本还是授权力度,其最终逻辑都是归结到自贸区的制度优势不同。自贸区制度优势又与数实融合程度紧密关联,制度优势越明显的自贸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授权力度、制度协调成本、投资自由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为了进一步突出制度优势的必要性,本文依据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2020—2021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生成制度优势虚拟变量,将得分位于中位数以上的自贸区省份赋值1,反之为0。表4列(3)汇报了制度优势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交互性系数为0.01在10%水平上显著,即证实自贸区的制度优势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越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影响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就本文而言,这要求受自贸区影响的城市和没有受自贸区影响的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程度在自贸区设立之前不随时间推移而出现差异。对此,本文借鉴Beck等(2010) [32] 的做法,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合研究样本时期,本文选取自贸区设立前一年(即-1期)作为基期。图1绘制了以95%为置信区间的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动态效应图。不难发现,在自贸区设立前,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地异于 0,这表明在自贸区设立前,受到自贸区设立影响的城市与没有受到自贸区影响的城市并不存在显著的系统差异,即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在自贸区设立之后,回归系数呈现上升趋势,自贸区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平行趋势得证。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基准回归结论是由自贸区设立驱动而非其他冗余因素引致,本文对基准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在保持自贸区设立时间以及自贸区组群结构的双重维度不变情境下,随机无规律地抽取若干样本作为伪处理个体进行基准估计,进而得到伪处理估计值,如此重复1 000次,即可得到安慰剂效应的分布。图2绘制了随机抽样得到的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和直方图。直观地,安慰剂核密度估计分布整体近似正态分布。其中,图2中垂直虚线代表真实处理效应估计值,位于安慰剂效应分布的右侧尾部,在图中表现为小概率事件。由此证实,自贸区设立促进数实融合的基本结论并非由其他冗余因素引致。

图2 安慰剂检验

3.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 [33] 指出多期DID模型在组别和时间维度上的处理效应异质性,容易造成“负权重”问题,从而导致双向固定效应得出的估计结论有偏。为了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参照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 [33] 提出的多期多个体倍分法(did_multiplegt)估计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估计量。多期多个体倍分法是将自贸区设立时点前后状态发生变化的城市视为处理组,对照组是自贸区设立时点前后状态从未改变的城市,通过比较处理组城市在自贸区设立后的结果与其反事实结果获得处理效应,并且在加权平均后可以得到自贸区转换效应的无偏估计。图3绘制了异质性处理效应稳健估计量的动态效应。不难发现,自贸区系数在设立之前依旧不显著,政策效应没有显著存在,但在自贸区实施之后,其政策效应逐渐凸显。综合而言,在考虑多期DID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后,基准结论的动态效应依旧可靠稳健。

图3 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

4.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排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自贸区设立可能受城市已有贸易基础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因素影响,并未达到试点城市随机设立的理想情景。为了排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本文基于PSM-DID方法,以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卡尺匹配方式重新匹配,将满足匹配样本进行重新估计。(2)排除其他开放政策干扰。在自贸区设立时,还存在可能干扰数实融合的其他政策,使得回归结论受到叠加效应的干扰。为此,本文排除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等开放政策,避免了相关开放政策所产生叠加效应,这是由于开放政策也可能通过刺激市场需求进而影响数实融合。(3)控制其他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本文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固定,以吸收省份×年份的一些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4)考虑滞后性检验。考虑到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可能在滞后期才显现,本文将数实融合设定为未来一期进行回归。(5)剔除部分样本。由于直辖市在政策条件、发展基础和行政地位上与普通城市存在系统性差异,故本文将直辖市样本剔除,用剩余样本进行重新回归检验,来确保结论稳健性。表5列(1)-(6)汇报了上述检验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考察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并得出了自贸区设立有助于提高数实融合水平的结论。机制分析指出,自贸区设立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影响数实融合水平。具体表现为:从供给侧上,自贸区设立通过提升数字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数实融合;从需求侧上,自贸区设立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进而促进数实融合。本文参照杨洋等(2022) [34] 做法,构建式(5)和式(6)机制检验模型。其中, M 是机制变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

M it = g 0 + g 1 did it +∑ gX it + μ i + ν t + ε it

(5)

dcf it = k 0 + k 1 M it +∑ kX it + μ i + ν t + ε it

(6)

1.供给侧:数字技术

自贸区设立为增强数字技术能力贡献新方案。为了验证自贸区可以提升数字技术水平,本文借鉴孙勇等(2022) [35] 的做法,将专利的主分类号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进行匹配识别出数字技术专利,而后以每百人数字发明专利量来衡量数字技术水平( inv )。表6列(1)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数字技术的影响。结果发现,自贸区设立估计系数是在0.33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表明自贸区设立可以提高数字技术水平。从供给侧看,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为此,列(2)汇报了数字技术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结果,估计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总体来说,表6列(1)和列(2)的检验结论验证了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数字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数实融合。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2.需求侧:市场需求

从需求侧来看,市场需求不足是数实融合面临重大的挑战之一,而自贸区设立增强了国内国际两种市场资源联动,有效地提振市场需求。为了验证自贸区设立可以激发市场需求,本文沿用Harris(1954) [36] 、郭进和兰叶凡(2021) [37] 的做法,计算国内市场潜力( mark )。表6列(3)汇报了自贸区设立对市场需求的影响,列(4)汇报了市场需求对数实融合影响。不难发现,列(3)的自贸区设立系数和列(4)的市场规模系数均是正数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即验证了自贸区设立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进而促进数实融合。

(二)异质性分析

1.市场分割

作为制约要素流动的关键堵点,市场分割不仅阻碍了资本、劳动及数据等要素有效配置,也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而自贸区营造了高质量的开放环境,可以增强市场中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弱化由市场分割带来的扭曲。由此可以预计,对于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地区,自贸区高质量开放优势将越发明显,市场需求提升空间越大,其数实融合效应也更强。为此验证上述推测,本文参照桂琦寒等(2006) [39] 研究,使用相对价格法来度量地区市场分割,并且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市场分割地区和低市场分割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列(1)和列(2)汇报了市场分割异质性检验结果。不难发现,在高市场分割地区组别中,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低市场分割地区组别中,回归系数较小,且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是在10%水平上显著,证实二者系数存在差异。这说明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敏感,这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组间系数差异是费舍尔组合检验,[ ]内为p值。stata提供的组间系数差异值只保留小数点后3位。

2.数字基础设施

理论部分指出,数实融合的逻辑本质是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与扩散。如果上述理论逻辑有效,那么可以推测,对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其培育数字技术的底座愈加坚实,数字技术水平也越高,相应地数实融合水平越突出。为了验证上述推测,本文将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没有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视为数字基础设施差的地区。表7列(3)和列(4)汇报了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中,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数字基础设施差的地区中,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是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好的地区更为明显。

3.商业信用

作为非正式制度优势,商业信用反映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所面临的营业信用和商业氛围。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可以与自贸区制度环境相互协同、优化制度供给机制,满足更多市场主体的制度需求,创造更大的制度红利。由此不难推测,商业信用越凸出的地区,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越强。为了验证上述推测,本文使用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来表征地区商业信用水平,并且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商业信用好的地区和商业信用差的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表7列(5)和列(6)汇报了商业信用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商业信用好的样本中,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而在商业信用差的样本中,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也证实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来看,自贸区设立的数实融合效应在商业信用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

六、进一步分析

前文研究证实,自贸区设立可以显著地推动数实融合,但是否提升邻近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尚未得到回答,即自贸区的辐射效能还未明确。在自贸区顶层设计中,多个试验区希望以自贸区为中心,发挥自贸区的辐射效能,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如《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提出,自贸试验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但是学界关于自贸区辐射效能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结论。有学者发现,自贸区设立不仅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也存在帕累托改进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