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种纯粹的精确 —— 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可能得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了。
Petrov 看上去和一位典型乌克兰模特一样 —— 他很高，也很苗条，颊骨凸出。像大部分的外籍模特一样，他不能单凭他自己模特的收入度日。因此，Petrov 不只依赖拍摄和走秀来赚钱，更别提这些钱几乎会被经纪公司榨干，到手的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赚钱，他还会去 KTV 里做 “陪唱” —— 每个星期他都要花上几个晚上，陪中国的中年女性买醉唱歌、寻欢作乐。
西方的卡拉 OK 和中国的卡拉 OK 是迥然不同的。在我的家乡英国，唱卡拉 OK 的人只有 pub 中的醉汉。对西方人来讲，卡拉 OK 意味着放在酒吧角落的一个设备，它不是活动的重点。喝醉的人踉踉跄跄地走到卡拉 OK 设备旁，拿起麦克风，唱得乱七八糟。没有人把唱卡拉 OK 当作正经事，也不觉得唱得不好听是件尴尬的事。若是此人唱歌很难听，你乍一听到会觉得搞笑，但三十秒钟后，你就会意识到，你还需忍受至少五分钟的折磨。
因此在长居中国之前，如果你告诉我中国的卡拉 OK 里有专门的陪练驻唱，这事打死我都不能理解；但是，到中国之后，我很快发现，KTV 是中国人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 Petrov 安排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约在了淮海中路的一家夜店门口。他坐在一辆摩托车上，抽着烟，与大部分的上海老外一样，他不带安全帽，也没有驾照。我刚在他的后座落座，他就踩下油门，在一条单行道上反向而驰，令人晕眩的头灯亮光和刺耳的刹车片声响让我完全迷失了辨认路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去的地方准确来说是哪里，只知道大概骑了十分钟，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位于一座大厦后面的停车场。Petrov 锁好了摩托车后，打量了一下我 —— 他想看我的着装是否得当。我按照他的要求穿了一套西装，我想应该是合格了。
这就是我那晚从家里出门时的样子
我觉得这座楼在白天应该是个普通办公综合楼。我们没有走大楼的主电梯，而是通过一个隐蔽在盆栽后的防火门上了货运电梯，到第七楼，从后面的走廊进去。Petrov 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我们才到了那家 KTV。我们路过几间还没有人的包房 —— KTV 还没开始营业。他又推开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门，我们就到了一个等候区。这里大概有十五个小伙子，都坐在沙发上。其中十个是中国人，其他的都是东欧人。Petrov 跟那些东欧人打了招呼，说了几句乌克兰语，寒暄了一番，但没理会那些中国人，他们也没理睬他。
我得说，我彻底傻眼了。当我告诉 Petrov 我对他 KTV 陪唱的生活很好奇的时候，他一定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也想当一名陪唱。这就是为什么几分钟后，一个中年中国人（他胖胖的肚子随时都要撑开衬衫上的扣子），来叫我了。他把我叫到身边，问我是不是 Petrov 的好友，问我是不是已经懂得这工作的性质。我骗他说我懂，然后他说今晚的工资是1500元，凌晨两点半可以取走从这里现场取走。他说完就走了，让我回去等候室。
坐在等候室的时候，我开始思考 KTV 行业的现状。卡拉 OK 是在日本发明的。盒式录音机问世以后，左（L）右（R）立体声磁带可录制两个音源，一路是伴奏音乐，一路是人声歌唱。如此一来，人们学会了怎么唱一首歌后，可以关掉人声轨道，用自己的声音和着伴奏唱 —— 这也是卡拉 OK 名字的来源，因为日语中，卡拉是 “空” 的意思。几年后这个娱乐方式变得特别流行，日本人开始创造专门的卡拉 OK 设备。酒吧的老板们很快买了这种设备，解雇了他们的驻场乐队，很多乐队因此还来到设备工厂外游行抗议 —— 但最后，当然是卡拉 OK 赢了这场战争。
在日本以外，卡拉 OK 先在台湾开始流行。改革开放后，从台湾卡拉 OK 来到了大陆，唱卡拉 OK 不但是个休闲方式，而且 KTV 因为是个比较私密娱乐方式 —— 你可以租一个包房，然后把门关上，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应酬的重要地点，成为了维系 “关系” 的场所。
因此，KTV 也成了人类学者的实验室，他们可以从中研究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Andrew Kipnis 是一位人类学者，他注意到了 KTV 里的酒精消费现象。在研究了许多醉酒 KTV 的人之后，他的结论是，“这种社交方式从长期看会改变参与者的主体性，建构之前不存在的欲望” —— 简单说，这个学者花了几年时间，得出了 “喝醉的人可能会做平时不会做的事吧” 这样的理论。而张天天，另一位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则开始讨论男性在 KTV 会通过注意其他男性的动作和与 KTV 中小姐的互动，来以此判断这个人靠不靠谱 —— 如果这个人被一个小姐忽悠了，那么千万不要跟这个人签合同。还有Everett Zhang，则觉得重点在于企业家在 KTV 中招待政府官员时，就 “意味着国家机器和象征秩序（state apparatus and symbolic order）之间隐蔽的心理冲突”。他认为，KTV 是个独特的地方，在那里平日的社会结构是被颠覆的：在 KTV 里，企业家是有权力的，因为是他来付钱，而干部们只能被动地消费这些娱乐。
John Osburg 把这种理论往下推进了一步。他写了一本有关四川地区的 “精英娱乐” 的名叫《忧虑财富》的书。这本书专门探究为什么 KTV 成为了一个创造 “精英男子气概” 的空间。对于 Osburg 来说，KTV 为男性提供了互动场所，让他们在社交、经济和政治上都能进行交流。但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则加固了某种刻板化的男子气概。 Osburg 认为，KTV 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在于它们和 disco 不同，具有保持等级制度和身价的功能：人们可以买昂贵的包房，而发生在里面的事情就是你和里面的人的事情，是完全私密的。他在一个高端 KTV 做考察时，也是跟这些精英在一起，一起买醉，一起唱歌，一起骚扰小姐，不断地创造他们的主观男子气概。
不过，当我坐在这个 KTV 的沙发上时，我的思想离 “精英男子气概” 很远 —— 其实，我只是在考虑为什么这群中国人都在微信上互相发色情表情。
突然，每个人都站起来了，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又来了。他让我们排成队，西方男子在前面，中国人在后面。他命令我们走向包房。第一个包房特别大，里面有三十多个女性。他们立刻选择最前面三个 host（包括 Petrov），然后选择了两个中国人。此时，我发现我和 Petrov 不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工作了。
我闷闷不乐地走向第二个包房，这里面都是男性。他们立即指着我，也选了四个中国人。我突然明白我要陪一群同性恋者唱歌了。老板把门关上，我低头看了看我的手表。当时是十一点。我还要待三个半小时……
继续讲个故事之前，我想告诉你，KTV 行业在中国现在正经历 “夕阳” 阶段。中国的 KTV 现在分为两种：夜总会式 KTV 和量贩式 KTV 。之前我所提到的每个人类学者，他们所考察的都是夜总会式的 KTV ，而我现在和一群同性恋者以及二十多瓶的 Johnny Walker Black Label 所在的，也是个夜总会式的 KTV —— 就是那种 Osburg 花了三年做研究的 “精英场所”。而量贩式 KTV 则是一种比较新兴的模式，是因为该产业日渐明显的经济需求应运而生的。
根据支付宝行业分析数据，截至2015年，夜总会商家数量为3.1万家，总收入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酒水收入占85%。虽然看上去这个行业是巨大的，但是从2013年反腐败运动开展后，这个行业正在不断地衰落。实际上，《金融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Pernod（一个来自法国的白兰地品牌）在2014年的销售量产生了 “两位数的下滑” 。而这个品牌销售额中占比12%的八亿欧元，都直接来自于中国，其中五分之一来自 KTV。2014年 Cointreau 的利润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KTV 行业不但受反腐败的影响（因为这项举措阻止了富裕阶层的娱乐），同时，定位于中低端市场的 KTV 的客人也减少了，因为他们缺乏去 KTV 的兴趣。对年轻人来说，KTV 已经过时了。超过两千万人在他们的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叫做 “唱吧” 的 KTV 软件。用唱吧时，app 将用算法评价用户唱歌的水平，你也可以把相应评价发在社交媒体上。唱吧非常成功，他们甚至已经开了一些实体 KTV ，而且那里各种的服务都是通过手机实现的 —— 点酒，点菜，选歌，都是用手机，这样就几乎没有任何对服务员的需要。因此，客人只花25元就能租一个小时的房间，这是相当低廉的价格。
但我现在所在的 KTV 绝对不是那种一个小时只花二十五块的，它是黄金时代时夜总会式的最高端 KTV —— 这套包房有七十寸的电视、穿着正式西装戴着蝶形领结的男管家，他过分殷勤地站在 KTV 设备的旁边。客人对他低声说他们所选的歌，他也安排着唱歌的顺序，负责将麦克风从刚唱完的人的手里传递到下一个人。
所以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这套房里一共有十五个男同性恋者，四个男陪唱，一个男管家，一台七十寸的电视，环绕立体声，紫色地毯，镜面天花板，一个叫服务员的电钮，一张大理石桌子，几瓶 johnny walker black，绿茶，和我。
我是不是以前曾提到过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呢？很快我便发现，在这里不喝酒是不可能的。这些男人请我坐在过生日的人旁边，他是一位来自成都的三十多岁的技术投资者。他立刻把一杯威士忌酒递给我。我先看了看杯子，然后看了看围绕着我的人。我紧张地面对着满怀期待的观众，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就只能喝了。
十分钟后，我干了三小杯烈酒。我已经感觉有点晕，我说我不能再喝了。他们失望且迷惑地盯着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专业陪酒的，哪有不会喝酒的陪酒呢？
人类学者花了不少时间观察人类的社交行为，通过那些关键字为 “表演性”“意识”“姿势” 和 “位置” 的文献，你几乎能够理解所有人类的身体动作。所以我看着身边的这些男人，他们显然并不是在应酬，而只是跟朋友们在一起过生日。我发现有可能人类学者太过于关注 KTV 应酬方面的内容，以试图理解 KTV 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却忽略了 KTV 其实也很可能只是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 那种朋友与朋友之间普通的娱乐方式。我的亲身感受让我认为，也许，人类学者夸大了 KTV 行业的色情与腐败成份。
我正这么想着，那些男人开始与中国陪唱们接吻了，过生日的人也把他的手放到了我大腿上。当时，我正在思考着人类学的研究，于是礼貌地把他的手从我大腿上挪开，同时告诉他我不是个同性恋者。
他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我只能尴尬地回答我真的没有价格。但他还是不放弃，跟我来回了几次，当他说会提供给我十万人民币上床，却依然被我拒绝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我不是个男·性工作者，只是机缘巧合地出现在了这里。他不再坚持了，我看着他们一起唱歌，眼睛总是试图避开从天花板镜子上反射的周边人激情亲昵的映像。
当然，一个人类学者从没提到的现象是，女人也可以像男人那样使用 KTV。Petrov 跟女人回家上床的事实，从人类学理论上来说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 —— 其实，有些学者认为 “精英男子气概” 定义了 “关系”，因为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运行 “关系”，所以改革开放后，性别工资差距越来越大。
也许是这样吧，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女人也来 KTV，也会消费男公关，这或许是某种正在兴起的 “精英女子气概”，只不过还是复制了所谓 “男子气概” 中的一些范式。我包房里的这些男人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复制了 “精英男子气概” 的行为，但他们是消费的男性工作者而不是女性，所以人类学者提到的性别权力理论都不太符合现在这几个现实情况。
马上凌晨两点半了，我开始能看到结束的希望了。但在我离开之前，过生日的人突然请我跟他一起唱歌。都已经这个时间了，我只好说 “好吧”，然后抓起麦克风，开始唱一首粤语流行歌（看不懂繁体字的我，其实就是胡乱哼唧）。到了歌曲高潮部分，他从我后面抱着我，直接在我耳边呢喃，我隐约觉得那个戳着我屁股的东西很可能不是麦克风 —— 也许他就是挺喜欢我的吧。
两点半时，我终于溜了出来，拿上了我一千五百块钱。我找不到 Petrov，也不想等他，就自己走向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久违地那种如同泡在羊水中的安宁。但电梯还没开始动的时候，门突然又开了。
站在外面的就是 Petrov，他坍在一个女人肩膀上，那个女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醉醺醺地看了我一眼，把他的拳头举起，给了我一个 fist bump，然后低声说了几句话，我其实并没有听清。电梯安安静静地下行，我一直看着前方，目不斜视。终于，门开了，我让这个女人先背着 Petrov 离开。他回头看我，笑着说：“六十万块吧。”
Illustrator: 金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