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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这位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706青年空间  · 公众号  ·  · 2017-11-23 19:00

正文


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前言」

初中的语文课堂难有什么新鲜花样,所以从小学到初高中,我对于课堂的记忆也都模糊不已。但对徐老师的渊博,我印象深刻。尤其是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当时的我感到深不可测。

撰稿:重木

编辑:吴宪达


老师姓徐,教授初中一年级语文。无论是如今回想还是当初,有幸受教于徐老师,绝对是我这一生——即使如今对未来之事而遥不可知——所有的最重要、最幸运之事。

 

正是在徐老师的教诲下,某个种子落下了,虽然当时蒙昧不解,但随着年岁增长,那颗种子便破土而出,它不仅奠定了我之后的一些(甚至是绝大部分)想法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与之后所思所想与所感开始遥相呼应,而形成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快感。对于之后我的想法和世界观而言,可以说是启蒙!

 

我所谓的“启蒙”,并非我们在学龄之时所所受的义务教育,而是指来源于启蒙运动的“启蒙”,即驱散蒙昧,明白事理。产生于英法诸国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另一次思想解放。尊重自由、民主与理性,彻底颠覆中世纪之神权,从而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一切皆变。即使在12,3岁时,我便已经由于徐老师的教诲而开始意识到——或说是由此开始建立自己之后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基础。

 

许多事情,于当时即使有所感受或意识,也往往因为“身在此山中”而有所局限,真正能更为透彻地意识到当初所留下的深刻痕迹,也大都得过段时间——有时甚至很久之后——才在回忆中开始重新出现,并且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产生了首尾呼应——而开始进一步地建构。一个产生于“旧事物”中的“新事物”由此诞生。这个过程几乎会有些像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虽然也只是皮毛。但即使如此,如今之“我”——在诸多想法、观念和理解所建构的内在精神——完全是在十多年前徐老师的帮助和指引下所建立的。

 

对于这一点,我如今感触愈深。


 

徐老师原本在县城的教育局,退休后,被我们学校聘请。现在,我已经不大记得徐老师当初在教育局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当我们得知他将教授我们班的时候,班主任已经提前向我们作了简单介绍,内容也就是徐老师之前的学术成就等等。


惭愧的是,于这一点,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对于12、13岁的初一学生来说,这些都有些遥远,我们只知道自己即将会有位十分厉害的语文老师。

 

初中的语文课堂难有新鲜花样,从小学到初高中,我对于课堂的记忆也都模糊不已。但对徐老师的渊博,我印象深刻。尤其是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当时的我感到深不可测。留有最大印象的——也或许是在这么多年读书学习中最快乐的——一段经历,是徐老师常于每周下午第四节自习课,给我们讲南北朝傅昭的《处世悬镜》。

 

我忘了事情的具体经过,但还记得的是,当时一天九节课,上午三节,下午四节,还有晚自习两节。下午第四节课总是自习课,但时常会有其他学科(主要是语数外)的老师来补课,这是我们最反感却又只能忍受之事(即使如今想来,也依旧反感;但读高中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一现象于高中更甚,有时一些颇为积极的老师,甚至霸占晚自习!我们当时应该在心里骂了不少娘吧!)或许是徐老师和班主任商量过,或是一些其他原因,之后每周的星期二(好像是)下午第四节课,徐老师都会来给我们讲傅昭之书。

 

首先,徐老师会把这一日要讲的内容请学生先抄在黑板上,我们记录下后,老师才开始讲。我现在印象很大的是《处世悬镜》中有许多故事,傅昭每总结一条处事原则,总会从历史中找些人物故事来作注解。所以黑板上一共有三条内容:原文,徐老师的翻译和故事。而徐老师对此的讲解也是由此依次,当然我们最期待的总是那些故事。对12,3岁刚从小村子到县城读书的我而言,当时对于处了书本上所知的东西之外,几乎是一无所知,虽然我还看些课外书,但好像大都是些故事和一些适合小学生读的删减版西方名著,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也就只知几句孔子名言而已。

 

所以《处世悬镜》中的故事是一扇门,由此走进去,就是中国浩浩荡荡的千百年历史,并且因为它又与那些真切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使其更加亲密。徐老师有非常好的讲故事能力,在那个想象力匮乏的年纪,这些古人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而傅昭选取这些故事的目的又是为了传达他所总结的某种传统道德和思想,所以也就使我们对于传统中古人所遵从、实践、发扬甚至誓死捍卫的品质道德产生某种奇妙的共鸣。这一点,影响至今。


 

徐老师会把故事讲的清晰通俗,由此就能更好地传达傅昭想要表达的处世之哲学。我想,对于初一学生而言,理解傅昭以一生经验所总结的“九字箴言”真谛是很难的,但通过那些故事而产生的一些感触,有时则会影响深远。即使它或许会蛰伏一些时间,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却又往往会因为当下的一些经历或阅读感知而产生共鸣,由此再次苏醒。

 

周二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日子。在那个整日除了学习还是学习的生活里,一些并非如此严肃的学习之事,总让人向往。所以,一旦有时候徐老师周二有事或是其他老师占了周二的第四节课,都会让我们十分沮丧。这种失落直到如今回忆起来,我都似乎依稀还能感觉到。


当时,我们把《处世悬镜》的文字抄写在自己最好的硬皮笔记本上。因为我位置靠后,每次抄写都得站起来,伸着头脑眯眼去看。也是那时候,我知道自己眼睛近视,而配了第一副眼镜。或许是这个原因,那段日子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始终模模糊糊。也还可能是当时已是傍晚,教室里还没开灯,我们就着落在黑板上的太阳余辉抄写。

 

回忆总会有意或无意地修饰过去,尤其当过去的这段经历是如此深刻。所以,是我们在回忆中的美化让那些记忆深沉,还是那些记忆本身的快乐而使得回忆中也充满美好?或许,两者都有,相辅相成,至少对我而言的这段时光,回忆中的喜悦是真实的,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在那每周二的下午第四节课中,我感受到的快乐是真实的,历久弥新。而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真地感觉到了对于那些故事的如饥似渴,对于一个自己感兴趣但之前却知之甚少的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徐老师就是那个世界的引路人,讲述着古人的世界和潜藏在这些故事之后的道德与气节。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些温情,这些感情是从徐老师身上传递过来的。所以即使在高中之时,我的兴趣完全被西方书籍和其世界吸引,也被“五四”一代先生们的激进反传统所影响,但无论如何,我始终无法走到对于传统文化最极端的否定一边,这一点得感谢徐老师,感谢傅昭的那些故事。

 

我们年少时所读所知和所感的事情会影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建构,一些底色在那时铺垫,想要彻底抹开就很不容易了。因此,我在自己12、13岁时遇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且十分喜爱和尊重的徐老师,自然影响甚至决定了之后我的态度,虽会有出入,但总是不会走至极端。


“五四”一代先生们呼唤“全盘西化”实则是在面对救亡这一急迫现状之下产生的。他们把当时中国的所有落后都归结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如今看来也是不合适的。而就是那些激进主张西化的先生们,从胡适、鲁迅到陈独秀,陈序经,他们本身对于传统文化既十分了解,也都有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反对的,即使这些反对往往掺杂太多政治因素。而之后继承他们衣钵的第二代第三代激进西化者,其实和他们已经有很大不同了,其中十分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

 


许多人由于先入为主而根本不愿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结果只会造成人云亦云,嚼前人之物而已。而发展至今,它几乎成了一句口号,只要喊一喊就罢,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连一毛也不到。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这一现象,批评“五四”激进反传统继承人对于他们所反对之物的预设和无知,由此造成一系列错误理解和行为。

 

钱穆先生说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温情”,这一点如今回想起来,徐老师便是了。他对我们讲傅昭的《处世悬镜》,其中都是传统儒家的行事处世哲学,也便表示他对此是认同的,而就他给我们的感觉,也就好似他所讲的那些故事中的古人一般,学识渊博,温和宽厚。当时的徐老师大约已六十多年,看起来慈眉善目,十分亲切。而对于我,我也有幸曾几次得到老师耳提面命之机会。

 

因为时常向老师请教问题,询问阅读书籍,徐老师与我也开始熟悉。我曾几次到老师办公室,听老师说一些读书学习之事,尤其涉及对于中国古代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老师一个人在另一栋楼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房间里堆着许多书。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是睡午觉时候,我被一位同学叫醒,他指了指窗户,我看到徐老师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跑出去,徐老师送给我一黑色软皮笔记本,并告诉我以后读书作笔记就写在上面,留待以后翻阅。他还说,用黑色水笔写更好,于是就领着我去他办公室,拿给我一袋黑色水笔。我再三感谢,心中喜洋洋。后来我把《处世悬镜》誊抄在那本笔记本中,和其他书籍一起放着。之后,由于我妈当我不在家时的一次旧书(教材)大处理,而不小心把那本笔记本也卖了,十分遗憾且可惜!

 

我受教于徐老师只有一年零一两天这样。为什么会多出一两天,也有一段曲折。进入初二便会分班,而我不幸地被分到了不是徐老师教的班级。为此事,我当时可谓费了一番大功夫,闹得我妈不得安生。让她去找年级主任让我调班,结果只调过去两天不到,年级主任便以学校不同意而让我再搬回去。这件事徐老师也一直知道,他安慰我应该好好地跟着现在的老师读书。在一切努力都无效之后,我冒然跑到徐老师办公室请他帮我调班,毕竟他在我们年级甚至整个学校都是有名望的。徐老师以自己不便出面阻绝了我,所以这也就是此事的最终结局。

 

对此,我当时一度是有怨言的,不仅对年级主任,也对徐老师。这是一种被伤害的感觉,或许对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事情本应该是很简单和单纯的,但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徐老师自有其苦衷,也是当时的我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有意躲着他,而久而久之,也就不再联系了。于是事情也就这样继续着,我考上了另一个学校的高中,然后离开,进而就是一路地离开,再未见过徐老师,如果不算那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前去他家拜访的话。

 

我忘了那次拜访是在我还是他的学生时,还是之后。我和另一个女生一起去老师家拜访,师母开门,并请我们吃水果。徐老师从书房走出来,和我们说了好一段话,并最终要留我们吃饭。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模糊地还记得他带我们去他书房,书架上都是书。他向我们介绍了那些挂在墙上和摆在桌子上的相片,都是他和以前学生的合照。徐老师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些如今已有成就,且每年都会来看他。他好像还拿了一部自己编写的书送给我们,在我们即将告辞时,他分别送我和另一个同学一本书。

 


对于此次拜访,我的记忆也很模糊。而更可自责与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我就未再拜访过他。既是因为其后辗转多地求学,也因为当初因为调班一事自己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好像再次面对老师会变得很尴尬。总而言之,在初一结束后,我就再未受教于徐老师。但他在我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却将在之后悄然成长。就如启蒙,一切由此开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西文化异同问题,对于与之相关和相联系的一切……

 

我曾在自己的一篇旧文《一个人的启蒙》中提及自己所经历的几次启蒙,大都和在不同阶段所读的书相联系。而由徐老师埋下的这根联系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感情的线,则在之后阅读民国和“五四”一代先生们的著作中浮现,并成为一条线索。而对于传统文化的观点也更接近陈寅恪、吴宓、钱穆和萧公权等诸先生,他们即非如胡适陈独秀诸先生那样激进主张西化,也非如熊十力与梁漱溟诸先生主张的那样偏向本土,而是主张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一种复杂地融合贯通。这一点也是我在通过民国诸先生回向中国传统文化时所产生的一次启蒙,即不再把全身心的精力放在西方著作中,而以一半精力重新发现中国自身文化系统和其所拥有的智慧与宝贵之处。

 

这一点——就如上文反复强调的——功劳是徐老师的!

 

如今,十多年已过,不知徐老师一切是否安好。老师曾对我们提及,古人有三乐,其中之一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徐老师一辈子都专注于语文教育,桃李满天下,而对于这千千人中的我而言,虽非英才,但却得如此良师,也是大幸,尤其在一切刚刚开始之时。中国自古重师道,昌黎先生曾作《师说》贻于自己十七岁好学的学生李氏子蟠,其中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而生于此世,对于当今之教育,相似的感慨更是层出不穷。“师道”也在一次次政治动荡中流变断毁,但游魂或许依旧还在,寻找着新的落脚点。


在我看来,它实非传统中的糟粕,而是精华。虽然时过境迁,昌黎先生之世距古久矣,而我们之世距昌黎先生之世亦久矣,但彼时有师如昌黎先生传道受业解惑,此时则有徐师,一脉相沿,连绵不绝。而好学者如李氏子蟠,如今同样也是有的。


-end-


今日话题


你有没有最难忘的老师?

文字 | 重木

图片 | 《叫我第一名》

编辑 | 吴宪达、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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