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殖民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今天大家印象中的西方殖民版图，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合结果。不过虽然列强彼此之间磨合出了势力范围，但具体到对内部诸板块的统治形式，却也是千差万别。今天将要解读的，就是一个属于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奇怪华人组织——兰芳公司。
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做大，与地理大发现及后来对世界的瓜分有着莫大的关联。作为这场盛宴的缺席者，甚至是受害者。不少中国人也在思考个中原因，希望能在历史中寻找到中国人也曾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的证据。“兰芳共和国”就是诸多历史线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
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吗？甚至能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仅比美国建国时间晚一年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呢？
单从名字来看，“兰芳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政治的名称。所谓共和国之说，更多是当时的西方观察者考察后认为，其已经具备了“共和”及“国”的两个要素，在外交层面有将其归类为“共和国”和行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区别土著马来族群所建立的苏丹国或者更原始的部落体（以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定，就是接下来要解读的了。
先来看看“兰芳”所在的加里曼丹岛的情况。加里曼丹岛是印尼人在独立后所取的马来语名称，中国人大都还是愿意称呼它之前的名称“婆罗洲”。尽管面积是南洋诸岛中最大者，但婆罗洲的开发时间及深度，远不如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对较偏的位置及不够肥沃的土壤，是造就这一现状的两大原因。以至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开发之时，岛上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行政地形图
婆罗洲在开发上的滞后，还体现在它复杂的民族结构上。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今天以南洋群岛为居住地，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亚亚语族的“马来人”种族集团，除了在菲律宾北部的部分皈依了天主教以外，这一种族集团几乎能够与穆斯林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南洋诸岛上实际还存在部分没有伊斯兰化，甚至还保持原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同语族部族。尽管在数量上没办法与数亿“马来-穆斯林”相比，但在局部地区却可形成数量上的比较优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婆罗洲。
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被认可以三大民族。根据2010年的统计，在2627万拥有马来西亚国籍的人口中，马来族的人口占比为54.5%，华族为24.5%，印度族则为7.3%（注：另有232万拥有永久居住权的非公民人口）。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三个数字相加不过为86.3%，还有数量高达350余万的其他“马来西亚公民”隶属于什么民族呢？
除了少量外部移民以外（如西方殖民者后代），这些没有被归类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的民族，就是我们刚才指出的，生活在婆罗洲的那部分尚未伊斯兰教化，但在语言、种族属性上却与马来/伊斯兰群体相近的部族。在马来西亚的民族结构划分中，他们有一个尴尬的总称——其他民族。
对于已经成为穆斯林的马来族来说，婆罗洲非典型性的“马来人”的存在，多少有些敏感。一方面马来族认为，这些婆罗洲土著天然应该成为穆斯林；另一方面，这些据守山林的婆罗洲土著，却认为已经伊斯兰化了的马来人，实际是入侵了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其他民族”除了坚守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外，甚至会主动选择基督教等其它宗教信仰。另外，还有相当部分土著部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1500多年前从中国西南迁徙而来，华人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远亲”。
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马来西亚并不愿意给那些非伊斯兰信仰的婆罗洲原住民一个统一的族称。在不得已给予族称时，也是将之分别全名为伊班、比达友、乌鲁等名，但随着婆罗洲（东马）的经济，逐渐与马来亚（西马）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民族内部却有很强烈的愿望，形成一个更高层面的民族共识，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力。
民族的划分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婆罗洲土著最起码可以分为6个民族，数百个支系。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土著所希望得到的更高一级的民族标签叫做“达雅”，具体的做法是在每一个部族前面，加上一个“达雅”的前缀。比如伊班族，就可以被称之为“达雅-伊班族”。
以“达雅”为标签的婆罗洲土著民族，并非只存在于马来西亚，而是遍布整个婆罗洲。与马来西亚规避“达雅”一名不同的时，在印度尼西亚，达已经成为了表列民族。类似对民族划分的不同认定情况，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比如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认定，暂时无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的大陆方面，给出了一个“高山族”的笼统总称。而台湾方面则列出了泰雅、阿美、排湾等14个族名。事实上，这个划分标准也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换句话说，在不同的专家看来，可供细分的民族数量是有很大商榷空间的（台湾原住民也属于南岛语系民族）
真要细分起来真是一团麻了
缺乏可供共同追溯的政治（统一）历史，是这些台湾、婆罗洲土著难以整合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了那么多年，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部族，自身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甚至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结下了世仇。将之实际整合在一起，本身并不容易。
在内部缺乏整合纽带的情况下，外部推进也是一种方式。比如曾经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在建国后都曾经对境内的民族结构做过一次梳理、整合工作。这其中就有基于简化管理的需求，将一些在文化上相近，但政治上没有共同历史的族群，整合为一个民族的案例。然而马来西亚方面却缺乏这样做的动力，因为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凝聚点的“典型性马来人”，在整个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但在东马来西亚的沙巴、沙捞越两州，人口占据多数的却是有可能整合为“达雅族”的非典型性马来人。
一旦东马土著得以整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成为与前述三大民族并立的民族，其信仰上的非伊斯兰化将会被有意凸显出来。在西马或者说整个马来西亚，马来人维持自己在三大族群中统治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认定自己才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而华族及印度族属于外来民族。由此马来人也可以心安理得的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不管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否公平，但在一个地缘结构破碎、多民族共存的国度里，这种做法客观上还是维持了各民族的微妙平衡。尤其是华人占据了经济优势。问题在于，这种外来民族的认定，显然是不能扣在东马土著身上的，东马土著也由此在理论上，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力。如果“达雅人“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和行为准则，即使不凭借人口的比较优势，将东马分裂出马来西亚联邦，也有可能与华人、印度两族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信仰的马来族。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穆斯林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作为掌握政权的马来人，最需要防备的是非穆斯林族群有机会形成统一战线。
作为较晚接受“文明”洗礼的婆罗洲，达雅人在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马来西亚境内，也存在于印尼境内。依据所在方位，印尼所控制的加里曼丹岛部分，被行政分割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加里曼丹省”，其中除了最靠近爪哇的南加里曼丹省外，达雅土著在其它四个省份均为多数民族。整个婆罗洲可以被归类于“达雅人”的土著民族，据估计总数可能高达800万。
然而在印尼方面，对于达雅人问题的敏感度，并不如马来西亚那么高。这是因为，印尼部分的加里曼丹岛虽然有数百万达雅人，但放在印尼2.6亿的人口数量中，是非常不起眼的。换句话说，爪哇、巽他等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印尼，并不担心达雅人有机会分离出去。相比之下，反倒是亚齐这种更原教旨，并远离政治中心的穆斯林民族，更容易有分裂的倾向。
爪哇岛的人口密度着实惊人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南洋诸岛中，加里曼丹岛在地缘结构上的神奇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马来、印尼、文莱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为有个足以影响岛屿地缘政治格局的土著“达雅人”存在。从地缘规律上看，类似“达雅人”这种原本整体处在原始氏族状态的土著，将会随着外来民族和文明的入侵，逐渐缩小人口上的优势，直至最终被基本融合。
时间已经推进到了21世纪，达雅人依然能够在婆罗洲的人口中过半，可以想见，在18世纪后期，中国人大规模踏上这片土地上时，达雅人在数量上有多大的优势。
人口数量并非是衡量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否则我们也不会认定，达雅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将随着外来人口和文明的入侵，逐渐消亡。历史上，达雅人在文明层级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至于18、19世纪与之接触的西方人，会将他们称之为“猎头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开发台湾岛时也曾经碰到。总得来说，越靠近山地的部族，所保持的原始习俗会越多。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教席卷南洋之前，婆罗洲的一些沿海点也如南洋其它岛屿一样，接受过印度文明的影响。不过真正让婆罗洲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还是伊斯兰教的传播。整个婆罗州最早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是15世纪中的“文莱苏丹国”（后面会具体解读）。此后自16世纪起，婆罗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贸易线辐射的北、西、南沿海，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据港而兴的小型“苏丹国”。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发苏丹国、苏卡达纳苏丹国；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苏丹国等。
鉴于婆罗洲本身的潜力有限，这些小型苏丹国本身在南洋地缘政治舞台上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其统治范围也多是处在沿海的河口地区。至于说它们的建立者，是从马来半岛或是爪哇、苏门答腊而来的马来穆斯林，还是受穆斯林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达雅人，倒是并不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及统治方式，足以将他们融为一体，并与原始达雅部族区别开。
对比达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马来-穆斯林群体在婆罗洲拥有很大的优势。换句话说，在伊斯兰教的强大渗透力下，那些沿海苏丹国必将渐渐向内陆扩张，并一点点同化土著的达雅人。比如文莱就一度统一了包括文莱、沙捞越、沙巴在内的整个婆罗洲北部。而这三个地区也因此经常在地缘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称之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区。
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却对南洋的伊斯兰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改变，是处在伊斯兰教传播链最末端的菲律宾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成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开化较晚的婆罗洲，类似的非伊斯兰外来影响也同样存在。除了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华人群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对婆罗洲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
在达雅人的传说中，他们在婆罗洲的起点，或者说最初聚居地位于今天印尼境内的“西加里曼丹省”境内。巧合的是，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华人社团，所选择的登陆之地，也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