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之迷醉，在其不纯真

有天夜晚，托尔斯泰又读了一遍《当代英雄》，他感叹说：假如莱蒙托夫尚在，那么我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显得多余了。

关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短篇小说的大师契诃夫也说：恨不得像中学生那样去分析它——分析各个句子，分析各个句子成份。

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当代英雄》是一笔丰厚的文学资金，随着时日推移，它的利息越来越多。

我一直觉得，托尔斯泰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俄国东正教神甫。虽然他被官方教会开除了教籍，但我相信他比别的神甫更像神甫。美国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称他是一个大象、一个天然湖泊，诚其然也。作为诗人的托尔斯泰敏感、细腻，作为东正教神甫的他则武断、极端、甚至决绝。诗人和神甫总会在某些事情上吵架，但是，在《当代英雄》这件事情上，诗人和神甫握手言欢了。诗人和神甫加起来，使托尔斯泰广阔而深邃，如果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他，这个字是“大”。

契诃夫呢？他写短篇小说，写小人物，自己也像故事里的小人物一样活得低调。他小心翼翼，体察人情的细微处。“小”，是他的特征。

别林斯基就不用多说了。他是个用理论文体写诗的人，没有诗人桂冠的诗人。这个诗人专事向别的伟大诗人表示敬意，比方他说普希金，很不讲理。他说：只要是和普希金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同寻常的，就连普希金的错误也是非同寻常的。

这一大一小，一个不讲理的人，这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以这样非理性的方式向早逝的天才表示敬意，其中必有缘由。

我也以为，单就小说而言，莱蒙托夫的才情不在普希金之下。有人说如果天假以年，普希金能写出更好的小说，既然他能用诗体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我相信，可是，莱蒙托夫死的时候，比普希金更年轻啊。虽然他们的死法是相同的。

这两个人，活法也很相似，孤傲、清高，都喜欢决斗。在死于决斗之前，各自进行过20次左右的决斗。俄国人的决斗喜欢用枪，法国人决斗喜欢用剑。用剑决斗有种戏剧般的成份，不幸胳膊上中了一剑，是荣誉的标志，双方皆大欢喜。带着伤出现在沙龙，脸上最好还挂着苍白的颜色，最好还要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去赞美对手的高尚，这会让贵妇人们尖叫的，平时搞不定的贵妇人，这时会搞定的。

用枪的决斗就很要命，十步之内瞄准，猪也会成神枪手。

这两位师徒死于决斗，我从来不认为是悲剧性的死亡，我觉得这是自然的死亡，他们知道自己将怎样去死。他们的死法和活法有关联，如果活法和死法有关系，死就是一件平静的事。比方说苏格拉底。

好小说或者令人掩卷沉思，或者令人只知道赞叹。但是，那种被鞭子抽打的感觉，那种疼痛和狂喜的交替，唯有读莱蒙托夫才有。

骑着骏马的毕巧林驰骋在高加索山地，朝日初升，晶莹的露水像珍珠镶嵌在树叶上，往路两边看，要么是悬崖，要么是湍急的流水。这一切都令人眩晕。《当代英雄》里无数次写到清晨，有多少关于清晨的抒情啊。这简直是一个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象征，年轻的天才即使写到自己的厌倦，也带着清晨的气息。

我注意到，现代主义以降的小说少有关于清晨的描写。现代主义小说无清晨，缺乏与清晨有关的所有细节和想象——清澈！水浅了，是清澈，清澈的水变深，这就是深邃，就连深邃也是清澈的，只不过一眼看不透而已。当小说失去了清澈和深邃，读小说就变成了一件苦差事。

我想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卡尔维诺才说，现代主义文学的致命伤是模糊不清。可是在莱蒙托夫那里，连夜晚的暧昧也如此清晰，毕巧林走在夜晚的高加索山地，听到蒙古人和车臣人的忧伤的歌声，他还听到客厅里的钢琴声。他甚至能辨别出远处隐隐约约的马蹄声……他在夜晚也不忘定位自己的地理位置，他随时也在定位自己感情的位置，他最用心提防的是激情的狂乱。对自己，他随时在保持一种外科医生般的审视。这种自我审视，使莱蒙托夫远离任何形式的模糊不清。

记不清是第几次读莱蒙托夫了。我记得的是，每读一次莱蒙托夫，都是对我可怜的文学野心的一次无情践踏。天才之书是让人沮丧的书，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天才的每一个句子都在提醒你：你是一个蠢货。

天才之书，因为天才的洞察，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愚钝；因为其青春，让我们惭愧于自己的世故；因为其深邃，让我们自惭浅陋；因为其明晰，让我们自惭晦涩夹生；因为其对爱情的不断追求和不断的背叛，让我们哀叹自己那不得已的忠诚；因为天才的广阔的精神漫游，使我们自以为在诗意地栖居着的村庄变得像是一个猪圈。

天才之书以其存在，让我们自觉这几十年的学习与思考变成了儿童剧。让我们自觉白吃了几十年的粮食，这些可怜的粮食，本应该多喂几头猪。

俄语老师见我们学来学去，只会说“杰夫什卡”（девушка，姑娘）一个单词，很悲愤。有天，他拿来一个盒子，黑黑的，像一个砖头。他捣鼓了一下，里面传出了音乐一样的声音。我把译文贴出来：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

有一片孤帆在闪耀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

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

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

上面是金黄而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地，在祈求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听呆了，虽然没听懂。从此发狠不再看翻译的诗。翻译《金刚经》的鸠摩罗什大师曾哀叹说，翻译如同嚼饭与人，徒增呕秽。那么翻译诗歌呢？语言的节奏踏踏踏，那是诗歌的生命。在翻译中，这些生命必将失去。

俄语老师给我们听的那首诗广为人知，名字叫《帆》。

可以说，《当代英雄》是诗歌《帆》的散文版，《帆》是小说《当代英雄》的诗歌版。

这就是莱蒙托夫的魅力之初在。青春，勃勃的青春，横冲直撞的青春。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激情和力量可以去挥霍，它不在乎自己走过什么地方，只管驰骋和飞奔。

青春如此贪婪，又如此自然，如同野花野草吸吮阳光和露水，又在无意中散发香气。青春试图拥有的是整个世界，忠诚与怀疑，爱恋与背叛，自信和恐惧。所以，莱蒙托夫说：“热情是内心的青春的属性。”

但莱蒙托夫的热情，时刻在伴随着理性，他在赞美热情的同时，也在赞美理性。如同伟大的司汤达，他们的热情随时在被理性定位，他们的理性总是在被热情扩张。对此，莱蒙托夫总结说：“情感与思想的完满与深沉不容许激狂的发作。”

双脚踩在热情和理性的边缘，踩在热情和理性的巨大断裂之上而不眩晕，是天才的表征。天才的理性和热情是互相提携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撕扯的关系。而在我们身上，可怜的热情一旦被张扬，立刻变成糊涂；可怜的理性一旦醒来，立刻变成拘谨，使我们畏首畏尾，不敢从常情往前迈出一步。

这个只活了27岁的天才，心灵的广阔远远超出阅历。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与热情相伴的，还有他特有的厌倦。在小说中，他形容主人公毕巧林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从来不笑，这是不是在说他自己呢？我一直觉得，莱蒙托夫和他的主人公毕巧林是跨越了现实与想象的连体人。当我说莱蒙托夫的时候，我是在说毕巧林，反之亦然。

这种厌倦从何而来？我想这是他看透了当代人的虚伪，古希腊应当是他生活的年代，然而敏感的心灵无法不去注意当代。如伯林所说，在一个书报检察官无处不在的国度，郁积的想象力被现实所堵塞，因为缺乏社会政治的管道，遂投射于文学，使文学变成了人生的战场。

说文学和政治无关，要么是胆小，要么是智商不够。只要书报检察官还在勤奋工作，文学就是政治的。更何况，莱蒙托夫对政治的敏感远超别人，普希金决斗而死，他认为是当局的迫害。一曲《诗人之死》使他享受到俄国作家特有的荣光：流放。就连《当代英雄》这部小说，也是写于他第二次流放之时。

如果厌倦是真实的，毕巧林对待生命的态度也就容易解释了。他视死亡为平常事，但没有所谓视死如归的悲剧感。在他看来，生命或死亡，如同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生命或死亡是自然的。如果阳光碰巧照样升起，让我们呼吸早晨的清凉；如果死亡注定将临，让我们带着好奇去倾听它的脚步声——它的脚步不是邪恶的、可怕的，而是新奇的。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如是看。莱蒙托夫本人也这样看。之前的20次决斗，每一次都在面对死亡。倾听过20次死亡的脚步声了，他当然觉得死亡像朋友一样亲切。

在决斗前，毕巧林对决斗助手维尔涅勒医生说的一番话使医生伤心欲绝：您一直在研究病症，死亡的期待不就是一种实在的病症吗？——他建议医生把他作为一个标本来观察。

他俩是好朋友，两个人的友谊开始于一句疯话。医生说：我相信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毕巧林回答说：我也相信，除此以外，我还相信在一个最糟糕的夜晚我有过出生的不幸。

——不靠谱、不着调、闲得蛋疼。可是我喜欢这番话。我觉得，理解开始于自言自语的疯话，而不是所谓的交流。除了带来误解，交流带不来其它东西。理解是共同抵达智力和情感的边缘。

说了这么多话，还没说到爱情。以上都算跑题吧。跑题多么美好，人生本是跑题，文学是人生中最美好的跑题，爱情是文学中最迷人的迷幻剂，它本身也随时在跑题。

在文学中，不纯真的爱情比纯真的爱情药性更猛，更令人迷醉。如悲剧通常被形象地称作“英雄跌倒”、“好人遭难”，纯真的爱情在现实中可能是存在的，但在文学作品中令人一咏三叹的爱情一定是“不纯真”的。

何谓爱情的纯真？何谓爱情的不纯真？这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文学中令人感叹的爱情，从来都带着与生俱来的缺憾，冒险、痛苦、甚至死亡，爱情从一登场，就带着失败的结局。为了挽救这种注定的失败，主人公们张扬他们的心智，穷尽人生之可能，背叛或者超越人间的道德，然而鲜有人能战胜命运的失败。

我们如此渴望纯情，又那么迷醉于暧昧。在我们身上，挣脱暧昧的憧憬是如此强烈，因为这种美好的憧憬，我们甘于在暧昧中沉沦。挣脱暧昧的冲动和沉迷暧昧的冲动同样持久而强烈，以至于我们无法分出它们到底是硬币的哪一面。

更何况，在爱情中，欲望与对欲望的超越，奉献与贪欲，慷慨与自私，美德与诱惑，像已经被熬成的驴皮胶，分不出哪里是皮哪里是肉了。

比方说，尤里与拉拉的爱，纯洁而不纯真。他们的爱情如同冬天雪地上尚未被雪掩盖的紫色的浆果，以无比柔弱的姿态去对抗冬天，危险在四周逼近，狼群在屋子外面嚎叫，生离即将到来，死别的日子也不远了，尤里注定要在冬日的黄昏，在落日的绛紫色的光线中，注视着他的拉拉远去，而在此之前，他把拉拉比作癫狂的俄罗斯母亲——这样的爱情，无论我们怎样定义，它都不是常识层面的纯真。它像汛期的河流，挟带着太多的东西：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人与命运的冲突，迷醉与内疚的冲突……

只有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中的爱情是纯真的，阿季卢尔褔坐怀不乱，以真正骑士的优雅去面对女人，然而他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不存在，贵妇人们都爱他。如果他存在，贵妇人们都会收回自己的爱。

这个奇怪的逻辑，在莱蒙托夫那里得到淋漓畅快的表达。

毕巧林决斗之后，被放逐到另一个要塞。无所事事的浪子心灵如果不弄出新的动静，他就不是浪子了。当他遇到一个鞑靼姑娘，那个姑娘的眼睛像羚羊一样黑，好了，生活不再令人厌倦。

毕巧林有一个奇怪的爱情逻辑：“一切种族的主只有那么一个，如果他允许我爱你，那么为何要禁止你也来爱我呢？”

这句话令我想起雨果《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神父，他想抢走女主角，为自己辩解说：她长得那么美，能怪我吗？这个逻辑其实是几乎所有人不自觉地遵从的逻辑，只不过我们不敢说出而已——生活中很多话是用来说而不是用来做的，我们对生活总是说得太多，真正值得说的那几句话又因为太真实而被常情斥之为不纯洁、不道德，所以我们识趣地选择了闭嘴。

毕巧林在要塞外面听到鞑靼人唱歌：

金子可以买来四个老婆，

一匹烈马呢，才是无价的：

它不会落在草原上的旋风后面，

它不变心又不欺骗。

如果以为毕巧林真的这样想，那就错了。当某种非常情、非道德的想法是简单的，它就被人们谴责；当这种想法变得复杂，它就得到人们的赞叹。毕巧林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总是在冷静地审视之前的所有想法。这个想法很像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是一种有内涵的空洞，一种有复杂的澄明。有这种独特想法的人，无论怎样辩解也不可能是纯洁的和纯真的。有关这个想法，莱蒙托夫说得明白不过，他忍不住跳进小说，说毕巧林其实是两个人，一个人存在于完全而准确意义上的生活本身，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

文学作品中强有力的人物性格，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的迷醉者，而往往同时是爱情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唯有强有力的性格才让爱情呈现出比自身更丰富的内容。强有力的性格会使我们在爱情中看到欲望和对欲望的征服。

强有力的性格通常都是“非道德的”——不是日常所谓不道德的，道德标准无法涵盖他们的行为——无力解释也无力谴责。同样，强有力的性格通常也是“非感情的”，这使他们的性格走出肤浅的“纯情”。强有力的性格通常也是“非理性的”，这使他们在清醒的同时也超越了庸常的算计。

毕巧林的这场新爱情，不如说是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死几个普通人不算什么，当女主人公死去，爱情才叫人感叹。美好只令人向往，悲剧才叫人流连和赞叹。

在此之前，毕巧林在疗养胜地的爱情动静闹得更大。他在那里遇到旧爱，什么样的旧爱才叫人唏嘘呢？再唏嘘，也比不上她现在是别人的妻子了。他们约定借接近新欢的机会而互叙别后的衷肠——我想，只有旧爱才相信这个借口，毕巧林本人是不信的，或者他也相信，但是弄出的动静过大，以至于比真的还真。

旧爱隐喻着历史，新欢隐喻着现实。历史使人清醒，现实则使人在不由自主中迷醉。回忆是一种冷静的旁观，亲历是一种狂热的迷醉。能够在亲历和冷静的旁观中游走自如，唯有莱蒙托夫有这个力量，连文学老愤青司汤达也相形见绌。

我很不希望年轻的朋友去读《当代英雄》，我实在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浪漫爱情的颂歌，还是美好爱情的挽歌，或者是爱情之易逝的哀歌？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调情的教科书。把脑袋拍了几遍之后，我恐怕它是后者呢。

当然，文学不是这样读的。在文学中，意图总是让位给细节，如同那句套话：当玛丝洛娃出场，托尔斯泰对她命运的关注就代替了聂赫留朵夫的道德思考。在文学中，细节就是道德本身，细节拯救不道德的主人公。细节抵达理解，理解导致宽容。当一个坏人被有模有样地表达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坏人，而是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当一个英雄被有模有样地表达，他就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变成了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当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被有模有样地表达，他就不再是一个小人物，而变成了一个英雄。

征服、诱惑、抗拒、服从、迷醉、清醒，人就是这样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学中的爱情是人生的借代，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人生的全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毕巧林比作历史上那些带着无可置疑的天才特征的伟大人物：亚历山大、项羽、拿破仑。古希腊的修昔底德说写历史如写悲剧。其实写文学悲剧也是在写历史。

配图：阿尔巴尼亚艺术家 Josef Kote

本文授权自公众号寄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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