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圣卡特琳娜菜市场合建为邻的老年住宅，巴塞罗那，2005年建成，EMBT建筑事务所设计。
导言
自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生效实施，我国已从国家立法高度明确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社会关系，即国际语境中的“社会融合”目标，以及兼顾老年人适度普惠社会福利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纲领。
然而，经过近几年社会养老服务设施体系构建的具体实践后，当前的现状是全国养老机构床位数与老年人口比以惊人的速度达到千分之三，一线城市达千分之四以上，而这些机构中的大部分只能提供低标准、无差异性的环境和服务，少数则附庸于为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刻意标榜高等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房地产项目中，总体空置率达半数以上。
这说明
匆忙上马的主流供给并不适应大多数中国老年人的实际经济能力和实质性生活需求，而且已经构成对社会资源的虚耗。
针对这一供需失衡问题，国内大多数的社会舆论，甚至一些学者观点都主张政府应更大尺度的放手于自由市场调节，认为大量圈入民间资本，刺激更多企业行为就能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扩大老年服务设施供给的覆盖面，提高设施环境和服务质量。这种设想是够符合客观社会现实和发展规律？
经过对北美、欧洲发达国家自二战后老年设施建设政策导向、实践手段与成效的比较研究，作者发现，更多资本的介入并不必然产生这些连锁效应，甚至可能会从根本上危害老年服务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这是因为
供需失衡的根源并非在于资金限制，而在于社会目标与实践手段是否内在统一！
鉴于目前舆论导向的浅表与混沌并不利于揭示社会目标与实践手段之间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本文中首先对国际实践参照系加以比较分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者、老年服务设施供给者、老年设施的规划设计者等认清问题所在，正确决策与即时行动提供依据。
辨析国际发达地区老年设施建设实践方式
以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向前，政府职能后退，公共服务设施商品化供给的美国为例，其老年保障服务体系发展主要受到私人房地产和老年服务供应商的双重牵制而呈现出明显的滞后与失衡状态。
一方面，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城市整体范围内的公共安全危机和政府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使由开发商建造出售的封闭式社区迅速蔓延，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居住模式
［1］
。
这种社区将城市空间和部分公共服务私有化，但通常并无需提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和辅助设施，这迫使老年居民在需要长期照护时要么选择自我承担更大的独居风险，要么必须迁出原居，寻找如孤岛般漂浮在封闭社区空隙中的护理机构和老年社区重新落脚。
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对安全和护理是刚性需求，房地产商和老年服务供应商都想方设法借机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中，老年服务供应商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开办最有可能吸收政府针对贫困（MediAid）和高龄（MediCare）老年人医疗补贴的医疗性护理机构（Nursing home）上，并且为了保证自身赢利，普遍在偏重采用易于变现的医疗手段的同时极力压缩环境和人工成本。
房地产商利用公众对以上主流供给的不满和不信任向经济条件优越的老年人推销老年社区的居住理念，通过把质量相对较好的居住环境和照护服务一并垄断在高消费商品的范畴内而扩大赢利空间。
由此，老年服务设施体系模式单一、等级分化、空间隔离的成型格局使大多数美国老年人
原居安老
（Aging in Place)的愿望落空，原有的社会网络断裂，生活成本陡增，同时又很难获得个体综合生活质量受损和情感缺失的补偿。
这些连锁效应事实上构成了不断加深老年群体社会边缘化，从而负面影响更多老年个体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更深层原因。
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为大和贫弱补救性福利等政经制度，社会分化格局形成及固化有其必然性。
即使近年来美国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小规模引入欧洲自然形成退休社区（
NORCs - 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ies)
和社区中、小型照护机构的服务方式，却仍然很难在国家范围内做出根本改变。
因此，当美国式高端护理机构、老年社区的商业模式与空间形式被我国一些企业作为所谓国际先进经验引入大量实践时，需要政府从社会整合的高度及时预警，但与此同时，面对中国老年人同样对安全和护理的刚性需求，怎样的实践方式才是对老年人和整个中国社会有益而高效的呢？
回归于这些对人类个体及社会生活最基本需求和体验的考量上，作者认为中国老年设施与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方式其实更可能从实行普惠福利制的欧洲国家实践中获得启发。
首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观察和了解欧盟国家的实践方式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欧盟各国更加重视基于本国经济文化特质的，以内向国民利益平衡为先的发展模式，因而在欧洲范围内并不强调，实际也不存在单一的实践模式。
而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强势话语权和对外市场经济营销攻势不仅使美国社会实践范式在中国受到推崇，进一步屏蔽了中国对欧洲社会实践的认识，甚而至今在中国学界、政界、商界和新闻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中，普惠福利制还常常被诟病为制造懒人的天堂。
这种世界格局观带来的影响是，虽然我国提出的适度普惠福利制度微妙地介于美国和欧盟模式之间，而且地域自然、文化多样性完全不亚于整个欧洲，但是却极少有关注普惠制福利国家间求同存异社会实践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欧洲普惠福利制从来都不意味着很多中国民众想象中的国家和公共财政对国民福利的大包大揽，而是
通过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方在社会分配上达成的一个社会契约，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遭遇老年、疾病、失业、工伤、生育、伤残和死亡等社会风险时的基本生活需要。
政府在构建这一全面包容性社会体系的过程中承担了平衡并扩大社会与经济利益，整合公共资源（土地、公共财政收入、规划设计研究等），提升
城市空间
使用效率和效果的角色，同时留给企业足够的空间成为投资、建造、设计、运行各个具体环节的参与实践者。
欧洲普惠福利制国家也从未回避普惠、公平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物质条件局限之间的矛盾，也因此
特别关注于公共福利政策和社会干预手段的试验与更新，把对城市经济基础和社会性公共设施的投入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投资，并使其中各个建设和运行的环节都能构成参与和促进社会循环经济的要素。
特别是在1993年欧盟建立以后，除英国之外的欧盟国家都在遵循着
混龄居住
理念（Age-integrated living）加快发展老年服务设施体系，认为不同年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支持而和谐共居，而且混合居住并非针对少数人的解决方案，而是社会复杂性的自然反映，因而以优化混居方案为目的的探索意味着从宏观社会生态向微观有机体逐层渗透，来达到在不同群体间既消除隔阂又划定必要界线的双重目的
［2］
。
这种理念事实上兼容了美国社会学家Irving Rosow提出的部分
分龄居住
原理（Age-segregated living），即将老年人融入非正规群体的最可行的机会存在于他们在同龄人间的交往之中
［3］
，但剔除了其对混龄居住的排斥性主张。这意味着对以
近身物理环境
（Immediate environment，指居所、社区内日常生活的空间）和
第一社交群体
（Primary groups，包括家人、邻居、朋友、同学、同事等亲密关系）为核心的微生活环境的重视，但不以排他性的空间隔离方式来实现。
因此，现在在这些国家中，自成一体的大型老年社区并没有市场，大部分老年人都可以借助嵌入社区中的服务性老年住宅、全时居住或日间照护中心和其他全龄使用的社会性公共设施（诊所、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体育设施、公园开放空间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有
场所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