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八大创新城市的经验及启示

位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南部海港区历史上曾是美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借助美国工业革命的东风一度蓬勃发展，但20世纪中期开始的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让海港区乃至整个波士顿陷入持续的衰退。

21世纪伊始，波士顿另辟蹊径，为自己打造了 “创意之城（City of Ideas）” 这张城市竞争力的王牌。这里创造着影响美国和世界的思想与知识，更吸引、聚集着生产这些思想和知识的顶尖人才。2016年，著名媒体彭博社将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列为全美创新能力最强的州，海港区通过以 “创新区战略”（Innovation District Strategy） 为引领的机制设计实现了转型，成为了创新中心。

波士顿创新区又称为海港创新区，是美国第一个官方成立的创新区。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区波士顿市南岸滨海半岛上，介于洛根国际机场和海运码头之间，区域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 波士顿创新区是名副其实的米克斯（Mix）社区，该类型社区的最大特点是 混合多元。

波士顿社区的多样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产业的混合、功能的混合以及角色的混合。 而这三个层次的混合是波士顿创新区蓬勃发展的根源，也是波士顿创新模式的体现，更是海港区续写未来创新篇章的支撑。

在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理念指导下，波士顿由原先的生物医药中心演化成为全面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 波士顿创新区不仅仅是创新人才工作的产业园区，还是创意阶层生活、社交的全天候社区。 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角色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三方紧密配合，多元参与城市的决策、建设，建立了一个包容性、互惠性城市运营管理机制。

纽约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大西洋沿岸，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金融、艺术、传媒、商业、贸易、文化娱乐中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纽约逐步实现城市战略转型， 从高度依赖华尔街向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积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领袖城市”，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人才是纽约持续保持活力的最根本要素。 具有良好创新生态的城市蕴涵了创新人才对高质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希望。 纽约的城市创新生态就具有这样独特的人才吸引力。 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多族裔聚居的多元化城市，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此使用的语言达到800种，这些人口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纽约城市“创新人”群体，形成了多样化的结构和文化。 同时，纽约城市交通便捷，公共生活丰富多彩，不断孕育出反抗者、创新者和自由思想家，整体城市的气氛倡导努力工作、愉快生活玩乐、崇尚人与人交流，鼓励思想碰撞与沟通，容易激发创意并鼓励创新。 这也让纽约的创新更加具有“纽约特色”，成为“创新人”集聚、生活、工作的理想之地。

从人的需要出发、服务人的发展是纽约城市规划的重要特征。 2015年纽约城市发展综合规划——《同一个纽约： 建设一个富强而公正的纽约》的主题与内容是纽约城市规划坚持人本导向的集中体现。 该规划注重城市创新能力与创新人才的发展高度统一。 规划强调城市整体创新产出的提升，更关注城市“创新人”自身及后代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财富水平、能力水平和观念水平的培养和提升，更注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福利待遇的公平与分享，更强调人才发展权利的保障。

伦敦科技城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批年轻的新锐设计师看重该区域便利的交通环境，以及相对低廉的租金成本，聚集与此之后，该区域逐渐自发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

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共同启动了伦敦“科技城”（Tech City）项目，将包括奥林匹克公园在内的东伦敦建造成高科技产业中心。

自此之后，英国政府投入4亿英镑支持科技城的发展，并制定了优惠政策进行扶持。 全球科技企业纷至沓来，吸引了Google、Facebook、Twitter、Amazon等顶级公司落户于此，根据伦敦发展促进署的研究报告显示： 科技城平均每年2.3%的增长速度，是全英平均0.5%的经济增长超4倍多，在未来10年将持续保持高增长。 根据2015年欧洲数字城市指数，伦敦在支持科创的排名中高居榜首； 在Compass发布的全球科技创业生态系统分析中，伦敦也以其科创企业数量、生态系统价值以及企业退出价值数据，成为欧洲最大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

东伦敦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一方面这与其所处的独特的区位，伦敦地区雄厚的科技、资本资源，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以及人才和文化氛围优势；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是促成伦敦科技城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伦敦科技城发展动力因素主要有四个： 强大的科技与人力资本支撑、雄厚的资本供给与配置能力、优良的产业基础与文化环境、完备的政策支撑体系。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第一大城市，也是北欧第一大城市，故常被称为“斯堪地纳维亚的首都。 ”据2014年国际竞争力中心公布的数据，斯德哥尔摩的国际竞争力在整个欧洲地区排名第二。 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不容小觑，重要支撑源自于它的创新能力。

斯德哥尔摩的创新力并非孤立存在的， 而是深深根植于瑞典的文化与传统当中。 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被认为是全世界范围若干科研领域的最高荣誉，对于创新精神的鼓励与肯定，一直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在世界各国统计中，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数和人均发明专利数，瑞典长时间名列世界第一。

创新不仅是瑞典得以快速发展的深层动力，更是支撑其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 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作为一种价值观，早已经融汇于每个瑞典人的血脉当中。 主要表现在 ： 第一，基于“忧患意识”的创新动力。 第二，基于“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创新基因。 在创新的保障体系方面，瑞典非常重视人性化的沟通与转化。 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其中发挥着引领者和建设者的作用，一方面注重顶层设计，构建符合创新创业者需求的孵化体系，另一方面注重现实落地，从多个层级建立起有效的创业帮扶制度。

从斯德哥尔摩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创新是构成瑞典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众对创新的认同度高，并能在工作中践行创新； 社会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失败也有着最大的宽容。

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信传输技术、电子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管理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在交通管理领域，“智慧交通”已成为新加坡交通服务体系的关键词。

新加坡的交通体系建设试图满足因为人口密集带来的多元交通需求，在有效管理交通、避免拥堵的同时，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新加坡在拥有完善公共交通系统的同时，非常重视人性化设计，使公交系统之间具备良好的连接性。 新加坡对无障碍交通的设计做了细致的考察研究，遵循系统、连续的准则，讲求通用、便捷的目标，营造了系统、精致、和谐的公共交通无障碍环境。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体系由城市捷运、城市轻轨、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构成， 最显著的特征是公共交通系统的一体化，形成了以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汽车为支撑、出租汽车为补充有机交通网络系统。 城市捷运将城市商业、交通、居民生活有机结合，城市轻轨提高了市民生活、工作、交通的便利性，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则进一步支撑了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目前，公共交通体系至少支持了新加坡60%的出行，有效地提升了市民的生活效率。新加坡智能化交通服务系统是由城市高速路监控信息系统、车速信息系统、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出行者信息服务系统、车辆优先权系统等多个智能化系统集合而成，这些系统使新加坡形成了全世界最为发达的交通路网和运输系统，因此，新加坡也被称为“流动的花园城市”。 新加坡的路网密度居世界第三，但却能保持道路畅通无阻，既得益于道路交通组织的科学化，也依赖于严格的交通管理政策法规。

韩国首都首尔市于2013年发表了《经济发展蓝图2030—首尔式创新经济模式》，以下简称《2030首尔规划》。 该规划是展望未来20年首尔发展愿景的综合性规划，分福利/教育/女性、产业/就业、历史/文化、环境/能源/安全、城市空间/交通/维护等五大分类，主要内容包括（1）城市愿景； （2）核心主题、主要目标与战略； （3）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规划； （4）生活圈规划； （5）规划实施等五个方面。

《2030首尔规划》的主要特点有四： 第一，是首个“市民参与型城市基本计划”。 第二，多中心的空间布局、设定区域交通带、设置公园绿化带。 第三，以生活圈为平台落实2030首尔规划的愿景、核心主体目标及空间布局。 第四，构建日常监测体系，加强对规划的实施管理。

首尔市于2015年提出了“智慧首尔”行动计划，该计划通过智能技术建立城市与市民之间紧密而协调的关系，将科学技术和“以人为本”有机结合，注重科技的宏观管理和顶层设计，强调政府提供政策服务和支持，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发挥产业培养方面的政策主导作用，也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以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创造新市场及就业岗位的理念，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风险创新能力。 成为“新企业不断产生、创新源源不绝”的创新型城市。

全球经济正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生产要素，逐渐演变出维度、层次、创新主体各异的范式。 偏于世界一隅的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经济首都和2015年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最具创新力排名第四城市，其在发展企业为创新主体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举社会之力观照弱势群体，走出了一条包容式社会创新之路， 这种蕴含民主和人权、增进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创新范式，具有极大正向性，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奥克兰的包容式社会创新着眼于弱势群体的需求，通过自下而上的商业化手段对需求进行细致分析和区分，以政府主导、各利益方和社会部门协作为运作模式。 其次，这种创新融入了新的内涵，政府对社区、家庭和企业资源进行灵活和高效配置利用，体现资源节约的精神，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既适用、可支付得起，又不失技术含量，同时强调创新过程的精心策划，如提供创意技术技能教育、家庭学位教育项目、增进就业竞争力的综合能力培训以及低收入人群住房的附加服务等，即包容式创新不等同于低技术含量。 最后，奥克兰社区作为政府联系居民的社会组织，发挥了连接政府、家庭、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企业等各方和弱势群体的纽带作用，同时承担保障服务提供的重要职责，超越了其仅仅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的传统角色定位。

以色列在世界上享有“创业国度”的美誉。 据统计，以色列平均每天有2到3家创业公司成立，每1,600人中就有一个开创公司。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800万、面积只有2.6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来说，创业企业的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以色列创业企业聚焦于高科技创新，800万人口中有23万从事科技产业，出口额中超过1/4来自于科技产业。 人均风险资本投资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全球国家城市竞争力报告》中，以色列创新能力居全球第三位。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第二大城市，也是国家的创新中心。 2014年，以色列全年有3,389家创新企业登记注册，特拉维夫就有972家。

特拉维夫创新模式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是以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为主，二是聚焦高科技创新。 特拉维夫成功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以色列所处地缘政治、资源禀赋、犹太文化和教育、高额研发投入等国家层面因素，二是特拉维夫市政府积极管理、努力作为等城市层面因素。

特拉维夫市政府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全力搭建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 其具体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发展目标，大力招商推介。 第二，围绕创业者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