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阎连科
如果说文学场，多少也是个名利场，那么在这个场域里，翻译家是为别人的名利添柴加薪的人；甚或说，他（她）自己也是别人名利炎热的柴薪吧。如果说，好作品是和名利无关的物，那写出好作品的人，无论他的作品已经译出去，或是还如梵高、塞尚的静物画样寂在自己本土的语言里，想他在当世的文化里，不可能不是读了许多翻译作品的人。而这时，写出好作品还在寂处静坐的人，并不是文学场上最孤独、静默的哪一个，而是那些把寂作好文译进、译出的人，是那些给他写出寂静好文带来润物营养的翻译家。
翻译家在热闹的文学场，就像一项工程竣工庆贺时，被忘在角落参与重要设计和劳作的工程师；在寂好的文学作品里，他就是一个农人看见丰收而坐在田头抓起凝望着的那把土。
对当代文坛言，如果说每个中国作家都是一棵巨大的树，那么翻译家，则是那棵树裸露在外的最大的一条根，不仅要给那树提供充足的养，还要被人们踏来和踩去，蹲坐和踢打；如果说，每个中国作家都是一条通向文学未来的路，而翻译家，则是那个路上许多界牌和里程碑中被砸断埋去、再也没人想起去扶正的那块断倒并埋在路边的碑石了。
我们忘记翻译家，就像容易丢掉用过的一支笔；疏忽翻译家，像端起一碗好食时，而疏忽了在厨房做饭、炒菜的人，哪怕那个人是伟大的厨师或母亲。
就前天，28日的傍晚，Sylvie Gentil（林雅翎）到底离开了中国这个文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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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e Gentil
她是翻译家；是极好极好的翻译家。她对中国文学的爱，胜过许多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爱；对中国作家的爱，也胜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爱。法国人，却有近20年的时光都住在北京工体的周边上，就像一个中国人，半生都在国外默默地蛰居和生活，读书、写作和翻译。把阅读、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吃饭和穿衣。
莫言、徐星、李洱、冯唐、杨继绳和我等，许多中国作家走进法国是通过她才打开了巴黎文学场上的那扇门。《红高粱》、《无主题变奏》、《花腔》、《万物生长》和《墓碑》，那些在中国或响亮、或沉寂的虚构或者非虚构，由她的心血浸润、翻译后，才在世界文学在法国那最为巨大、热情的卖场上，有了中国作家的响动和一丝丝的光。
人都说，法国读者是对中国文学最有热情的人。在世界各国、各语言的翻译作品里，大势是中国文学只有在法国才有一点回到家的样；有一点走向驿站而不被歧视当作主人接待的样。可在这个温暖的过程中，Sylvie Gentil是那种传递温暖最为执着、敬业而默默的一个了。无论她获得法国文学翻译奖、还是中国傅雷翻译奖、再或是法国文化贡献最高荣誉勋章等，她的这些荣耀和光芒，对我们就像一个母亲把一桌好菜摆在桌上后，自己躲在厨房吃那剩下的菜；而我们，关心的是桌上的饭菜是否好吃和好看，是否替自己在客人面前搬回了一成面子和虚荣。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作品被译到法国后，有多少读者和书评，有多大的响动和影响力，至于那些翻译家，如Sylvie Gentil这样的人，如把一个个中国作家带往法国交给翻译家的陈丰那样的人，都已经不在我们的视线了，都已经被我们放入可遗忘的名册里。只有作品译去在法国那个文学大国里，在巴黎那个世界文学的大卖场，无声无息时，我们才又想起他们来，想起把无声无息结出的怪罪之果和抱怨掷到他们的头上去；把一切与文学有关、无关的冷落都嫁到他们的头上和脸上。
到现在——Sylvie Gentil女士离开我们了，在59岁时，她离开了中国这个文学场，这时的我和“我们”们，才想起徐星和他的几本小说，是她最早将其视为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探索之星译介并推向法国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是她最早译去让法国读者眼前一亮的；《墓碑》在法国的响动，是她帮助在那儿掷地有声的。还有别的作家和作品，数十本的当代中国文学，有响的和无息的，都浸泡着她翻译的心血和寂寞。
而今的这个我，无论在世界上是响或息 ，闹和寂，细究起来，都是从法国出发起脚的。都始于陈丰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中文名：金卉）二位才华出众的翻译家及Claude Payen（中文名：巴彦）老人的翻译。
在我由法国Picquier Poche出版社已出的十部作品里，有五本是经由Sylvie Gentil的翻译才在出版后有些响动的。《受活》《四书》《炸裂志》《耙耧天歌》和《发现小说》等，还有她刚着手翻译就不得不永远搁笔的《日熄》和《坚硬如水》等小说，一如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影响大，而我也压根不是媒体上说的在世界上怎样和怎样。
我知道我仅是中国作家之一的小说家，仅是被翻译后书掉在地上会弹起一些灰的人。就这弹起灰的一点点的事，如果没有法国这个世界文学的购物场，没有陈丰女士一本本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一本一本地译，Picquier Poche出版社一本又一本地出，那些弹起灰的事，是连一丁点的可能都没有。
法国是许多世界作家和一些中国作家有可能走向世界的一道门。而对我自己言，陈丰、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和Picquier Poche 出版社，使我走向这道门的路或者修路的人，而今天，Sylvie Gentil的走，不光是我前边的路上坍塌的一个大坑和一座桥，也是许多中国作家和整个中国文学走向法国、去往世界的路上塌陷的难以填补的一个黑汪汪的洞。这对她的家，丈夫、女儿和亲友，那种苦痛和永远的殇伤，也会如黑洞一样让他们永远的望着、又永远的望不尽和念不断。对他们，对我们，虚无、殇泪、愁念、忧思和想起来都在心底生出的人世的冰寒和文学的冷，大约都因为4月28日18：05她的走去而成为永远了。
说起来，我和她认识是十几年前经由徐星介绍的。是2004年，陈丰把《受活》推介到法国后，有两个翻译家，都翻译了开头又觉得这部小说的语言不可译，也就都推辞搁下了。而那时，当我见了她，她却微微笑笑说：“如果确实没人译了我来译！”于是间，她把二年多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受活》的翻译上。其结果，《受活》在法国出版后，读者的意外和惊喜，让我和陈丰及出版社，都感到种了一棵枯桃树，却结了一树大苹果，连其它语言、国家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凡懂法语的，都用“完美”和“无可挑剔”来形容她对《受活》的译。从此后，我所有难译的小说，就觉得在翻译上无碍可行了，由她翻译就可以、也可能给别国他人的翻译提供借鉴了。
可现在，她却急急切切走掉了。
想起春节后，她在离开北京前，我们全家都到她的家里去，他们夫妇再到我家来，并约好四月她回到北京我们讨论《日熄》翻译的事；想起她生命的最后翻译出版的书是我的《耙耧天歌》和《发现小说》时；想起她要离开这个世界前，在翻译中止笔的小说还是我的作品时；想起4月17日，徐星告诉我她已肺癌晚期，他先一步到巴黎她的病床边上去，望我晚一步安顿、安顿赶过去，而今我和香港的翻译家Jessica Yeung（杨慧仪），七计划，八准备，终究还未及过去她就走掉了；望着她先生马丁在短信上告诉我的她已经“七天没有进食”、“九天没有进食”的话，虚无就像黑夜、黑洞一样围在我身边，情绪低落到觉得写作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活着也是一件无意义的事，而死亡和离去，又是那么可怕和不可逃避、又不能面对的事，人就空空呆呆，心如被黑沉沉的虚无挖走了样，只剩下一具躯壳窝在椅上和沙发上。
或者躯壳也已不在了，只还有看不见的魂灵在那一瞬间，像飞蛾一样茫然地飘飞又找不到可落下的枝丫和脚点，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想，她在生命的最后会对她的家人遗嘱一些什么呢？会对她酷爱到如吃饭、穿衣一样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遗嘱一些什么呢？就觉得，无论她在生命的最后说些什么话，遗嘱一些什么事，可能因为她一生所爱和翻译的是在世界上还处于边缘、落寞的中国文学，而法国巴黎并不会因为她的离去而感到惊讶和伤逝；而中国和文坛，会因为她是一个法国人，而觉得与己无关，并不把她的离去当作一个伟人、名人的离世样，但我却从昨天到现在，总觉得她面对这活着都已想到、且并不在意的尴尬和冷落，一定、一定在离世前的遗嘱中，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说下这样一句话——用无言遗嘱的方式对我们大家轻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