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的CUSPEA：他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的命运｜经典回顾

李政道（1926.11.25- ）（资料图）

其实，由于越战等因素，美国及西方国家那时也处在非常“迷茫”的时代。年轻人推崇嬉皮士，对现状不满，在茫然地寻找出路。1971年，美国兵乓球代表团访华，其中一位美国队员科恩忍不住向周总理询问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那时正好一些华裔学者，如杨振宁、林家翘、任之恭先生等陆续开始回国访问。他们对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各不相同，所以带给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信息亦不尽相同，使国外对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和认识也十分混乱。当时在国外还有不少人，包括那时回过国的一些华裔学者甚至也跟着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政道教授从国内返美后，很多记者要采访他对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一概拒绝。他曾和我说：“我当然不赞成‘文革’，不能接受把科学教育搞成这样子，但是我又不能在他们面前骂祖国，所以不见、不说，最简单。”我觉得，政道教授“要帮助祖国做点事”的信念，一直是很坚定的。因此他在1974年5月第二次回来前，思想上做了些准备。

那时，美国来的航班只能落在上海，所以他决定先在上海听听、看看。当时是上海“革委会”接待他的。他下飞机以后，就提出希望去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看看。这就是我说的他做了些准备，因为他知道江青的作用，也知道江青在抓芭蕾舞学校。参观完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他就按准备的思路写成了《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一文，认为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因为基础科学人员的培养，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连续性的培养，另外基础科学人员发挥效力的最高峰，往往是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大约20-30岁之间。基于这两点，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应该在13岁或14岁左右就开始。如同芭蕾舞演员需要从小培养一样，科研人员也应可以从小孩子开始培养。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一些条件：有极强的理解能力；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的科学结论，富于斗争精神，不怕失败；还要有过人的记忆力。

这份《感想》通过朱光亚同志转给了周总理，总理报给了毛主席。

1974年5月2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政道教授。我方的人很多，阵势很大，除了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包括“四人帮”，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也在场，还有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光召是年轻一代科学家的代表，政道教授早些年曾看见过光召很有水平的学术论文，但后来就没有了。其实光召是去做原子弹等武器研究了，当然就没有文章了。这次似乎是政道教授点名要见他的。周总理则想借着这个机会让这些科学家见报。当时，名字见报是“没有问题”的标志。政道教授后来告诉我，那次会见中，他讲了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除了总理跟他谈外，江青也说了一些，然后就让与江青过从甚密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说话，同为“文革”干将的迟群也有插话，当然都是维护“文革”的一套。江青他们当然反对政道教授提出的要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建议，政道教授就说：“为什么芭蕾舞演员可以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不可以呢？”他还套用了我们当时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说：“他们可以在学校为人民服务嘛！”

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也是小平同志和政道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政道教授的这个建议和周总理及小平同志当时进行的整顿工作的思路是很合拍的。显然，那次见面中，小平同志对政道教授有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同志会见李政道教授及夫人，参加会见的有方毅、胡启立同志等。（供图：柳怀祖）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接见了政道教授，并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教育部就把这个建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直到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才成立。不过办“少年班”并不是政道教授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要恢复教育。虽然“少年班”当时办得并不是很理想，没出什么了不起的人才，但在人才培养断档的形势下，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人才培养，也鼓励了学科学的气氛。

之所以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政道教授后来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为祖国培养人才的思路早在1974年就开始了。“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是政道教授一贯的愿望。他曾对我讲过很多次他的这个心愿，包括后来他与我讨论博士后、䇹政基金等时，都说过这句话。他是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深深地感到，要帮助年轻人，就是要给年轻人创造机遇。

政道教授1943年考上浙江大学后，第一位启蒙老师是束星北先生，后来还有王淦昌先生。那时候浙江大学已经西迁到了贵州湄潭、永兴，每次束星北先生到永兴和物理系学生讨论，政道教授都是唯一的学生，所以是“一对一”的。他在《束星北档案》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政道教授常和我讲起是束先生给了他机遇，以及他对束先生的深切感恩之心。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就提出要见束先生。但是由于束先生解放前曾当过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和重庆军令部技术室技术顾问，所以解放后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因此有关部门没有同意他见束先生。这样，他与束先生就没能见面，第二次回来还是没让见。与恩师终未能一见，成了政道教授的终身憾事。

1944年11月，日本人快打到贵州时，浙大理学院被迫停学。政道教授经人介绍，到昆明找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授吴大猷先生，希望能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按学校规定，未经过考试是不能转学插班的，学期中间又不能考试。吴大猷先生只能帮助他申请了旁听。没有多久，吴先生发现了政道教授的才华，很快经过考试，他成为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的插班生。

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蒋介石也欲搞原子弹，让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三位物理、数学、化学家各带二名助手赴美学习造原子弹。吴大猷先生选的就是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光亚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而政道教授还只是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学生。叶企孙先生也十分赞赏大猷先生的选择，可见当时政道教授已才气初露了。

政道教授不但才气横溢，而且有情有义，他和大猷先生的感情很好。那时候大猷先生的太太阮冠世身体很不好，政道教授就经常去家里照顾，充满师生情谊。那时候常去吴先生家的还有黄昆，也是吴先生很好的学生。

政道教授深感正是由于束星北、吴大猷两位恩师的帮助，给了他机遇，他才有后来在物理界的巨大成就，所以他总是竭尽全力地给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也是对束、吴两位恩师的回报。

政道教授开课的目的是补课，主要是为了让国内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世界上的科学在这十几年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他的本行物理学方面的进展情况。

上课地点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友谊宾馆里的北京科学会堂。每天上午上课，系统地讲了两个半月。本来安排听课的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为主，适当增加些教师，但后来事实上叶铭汉、何祚庥、陆祖荫这些高层次的科研人员都来听课了。叶铭汉、陆祖荫和政道教授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据统计，全国一共有33家科研单位、78所高校，1000多位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来听政道教授的课程，无论其规模还是持续时间在当时都是空前的。他每天上午讲课后，中午轮流和听课的学员一起吃饭，每天都是不同的学员，一边吃饭一边讨论问题。日后成为CUSPEA同学的裘照明、王垂林等就在参与讨论的学员之中。政道教授希望借此了解学员们对他讲的内容接受了多少，还有什么问题。他曾开玩笑地和我说，那些学生都像饿狼一样地吃。这不只是指那时候食物匮乏，大家都比较能吃，也是指大家对了解世界最新科技进展状况如饥似渴。我想这大概是CUSPEA的一个很重要的前奏。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来华讲学时与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合影。（供图：柳怀祖）

在讲课期间，政道教授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非常好，同时深感要加快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只在国内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长远之计。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刚萌芽，国家基本还处在封闭的状态，出国留学尚无渠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外汇支持出国学习。加上“文革”刚结束，国内“左”的思潮还远没肃清，出国学习的阻力很大。

同时，美国的规矩是申请入美国大学和研究院必须经过GRE考试，非美国的外国学生还需考TOEFL。此外还要填写很复杂的申请表格，并将教授的推荐信、成绩单和申请费（美元）等一并寄给欲去的研究院、大学的招生办公室。申请材料经初审合格后，才转到各系，再由教授择优录取。整个过程十分繁琐。而当时中国根本没有GRE和TOEFL考试，中国学生也根本不知道美国研究院和大学招生的手续和规矩。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中国人想要出国留学堪比登天，其难度是现今的年轻人所不能想象的。针对这种情形，政道教授花了很多时间，专门创造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暂时的、公正有效的留学渠道——CUSPEA项目。

1979年5月17日，华国锋主席接见政道教授的时候，他向华主席提出了关于创设CUSPEA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国。中央领导都十分赞成这个建议。政道教授就立即与他任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联系，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哥大物理系博士资格考试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在时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副院长吴塘的协助下，举行了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从中选出了五位学生：陶荣甲（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陈成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裘照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吴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陈天杰（北京大学）。我们俗称这五位是CUSPEA的“负一期”。那时候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最大的陈成钧已经42岁了，最小的吴真也31岁了。可见“文革”中人才的断档有多严重！政道教授请哥大物理系开会决定这五位同学能否成为哥大研究生，如果能入，物理系能否承担他们的全部经费，直到博士毕业；并请物理系替这五位同学向哥大招生办公室补办全部入学手续。由于这五位同学成绩优良，最后都得到了哥大物理系的同意并入学。当然也因为政道教授在哥大是大家都很尊敬和信任的教授，所以这五位的入学是很顺利的。

有了这次试点的实践，政道教授就向严济慈和北大校长周培源建议，于1979年年底举行了第二次PRE-CUSPEA试点考试。这次考试用的还是哥大的博士资格考试题，只是参与招收的学校增加了纽约市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六校。但是这些学校负责审查学生入学资格的招生办公室一开始都反对，为此政道教授很费力地向各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一个一个地解释中国的特殊状况，最终说服了他们。此外，加上这六所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支持，各校物理系也都同意负担被选上学生的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直到获得博士学位。最终，这些学校录取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任海沧、中山大学的李大西等13位学生。我们俗称这是CUSPEA的“第零期”。

正当李政道教授忙于安排落实1980年CUSPEA研究生招收工作的时候，海外几位很有影响力的华裔科学家对CUSPEA提出了非议。他们写信给国内有关领导，用“文革”时“扣帽子”的方式，指责CUSPEA是“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他们说，20世纪初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虽然当时清华留美奖学金是用“庚子赔款”设定的，但至少考试还是中美合办的。可如今在新中国领土上进行的CUSPEA，考试题却完全是由美国人出的，这岂不比“半殖民地”的地位更低。这封信在国内就像一颗炸弹，引起了一场风波。国内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都认为“信”很有道理。这下国内的压力就很大了，毕竟“文革”刚过去不久，“左”的影响还很深。那个时候，“丧权辱国”的“帽子”是十分严重的，谁也不敢沾啊！

一开始，政道教授并不知道这事儿，后来他发现CUSPEA项目在国内推动得很慢，而且托辞很多，有的部门干脆停了相关工作。当知道缘由以后，他专门飞到北京来向有关部门解释，说明以前清华留美考试是奖学金的考试，得了奖学金并不等于入美国大学，入美国大学时还必须通过该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而CUSPEA只是将几十个美国大学和研究院组织起来，进行一次集中的“入学考试”，这与“丧权辱国”之类的“帽子”毫不相干。况且通过政道教授的努力，学生的全部教育和生活费用都将由美国各大学负担，因此由美国学校出考试题无可厚非。此事一直闹到小平同志那儿才算解决了，最终CUSPEA计划得以在国内照常实施，后来就顺畅起来了。

一个新项目的建立，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和大量事务性的工作。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CUSPEA要与长期形成规范的美国大学招生规矩合拍是非常困难的。政道教授设计的项目方式，既要保证美国大学物理系招到一流的学生，又要让中国能尽量少用经费而使学生得到一流的培养。他以个人名义给美国各名校发信阐述CUSPEA项目的设想、目的和意义。为了免除美方的担忧，确保美国大学招到最优秀的学生，政道教授提出了由美国大学出博士资格考试题，中国各有关大学挑选、推荐优秀学生后，由中国方面组织考试和阅卷的选拔方式。英语水平考试由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外语系主任李佩教授组织出题和考试。两项考试后，再由政道教授在美国组织的委员会根据考试成绩确定入围名单。然后由政道教授请美国有经验的物理教授，一般是两对夫妇，来华对入围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试。教授面试学生的专业水平，教授夫人面试英文。美方教授将面试评语交给政道教授，他再转寄给参加CUSPEA项目的美国各大学物理系，作为录取依据。政道教授以这一套严谨的程序保证了美国学校能招到最优秀的学生，又以他的人格魅力和信誉争取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此外，前两期试点的CUSPEA同学成绩优异，也增加了实施这个项目的说服力。

政道教授还亲自精心设计了参加这个项目的美国大学物理系的信息表，包括校系名称、研究方向、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奖学金金额、学生需工作的时间等等，汇集成册后发给中方各学校，以便学生申报，并且每年都对表格进行修正。他设计的学生笔试成绩表，包括学生的分数和名次，用于向美方各校作第一次公告。他还设计了学生的口试成绩表，包括来华面试教授的评语等，用于向美方各校作第二次公告。通过口试的同学可以申请三所学校，因此他还特别设计了所需填写的三所学校的志愿表及向美国学校申请入学的CUSPEA专用表。学生们填好表格后，寄至政道教授处，由政道教授及时帮助协调，将志愿表、CUSPEA专用表连同推荐信等有关材料寄到申请的三所学校，学校录取后将直接给学生发录取通知。由于种种原因未收到录取通知的同学则按以上程序参加第二轮乃至第三轮的申请，并在美国各大学法定时间内完成录取。可见这是多么复杂、多么琐碎且任务量多么大的工作啊！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政道教授一人在美国运作。

中国则专门成立了CUSPEA委员会，严老（济慈）任主任，委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等单位的领导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科学院高能所、沈阳金属所等单位的领导和科学家，如黄辛白、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吴塘、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等。CUSPEA办公室就设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由其副院长吴塘和北大副校长沈克琦负责日常工作。沈克琦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跟政道教授也有校友的情谊。沈校长告诉我，他俩对CUSPEA的观点十分一致，很是投机。

这个委员会应该说还是很有力量、非常负责任的，每年都开会认真审查各项工作，十分严格。委员会负责确定向美国推荐的学生名单，不受行政干预，更不可能走后门。王竹溪、马大猷、谈镐生、沈克琦、赵凯华等教授先后主持了物理考试的阅卷工作，严格极了。李佩教授负责历届CUSPEA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口语面试。那时候，在寄往美国很多大学的推荐资料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上只要有李佩教授的签名，就会得到认可。漆纳丁同学在政道教授八十寿诞宴会上曾激动地说：“可以骄傲地说，我们CUSPEA的同学，没有一个是走后门的。”

CUSPEA代表团在李政道教授家中作客。（供图：柳怀祖）

为确保100多名学生每人均可自由选择三所学校，同样，每所学校亦可自由录取申请该校的学生，政道教授在每年美国各大学招收研究生之前就开始组织CUSPEA学生的入学申请工作。从1月到4月，申请分三轮进行，每轮中每位CUSPEA同学可向想就读的大学申请，而每所学校可决定录取某几位申请的同学，最后则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入读哪所大学。这样的双向选择后，没落实的同学再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的申请。

那时候还没有e-mail，所有的申请都是政道教授亲自写信寄送至各学校，而且每一封信都附有各位学生的全面材料，每个人都有一份若干页的册子，其中包括考试成绩、面试结论、简单履历等等。每年CUSPEA考试后都要寄发好几百封信。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他的夫人秦惠䇹和秘书Irene就都跟着忙。李夫人负责装信封、贴邮票等杂事，政道教授和秘书Irene就把这些信用小车推到附近的邮筒去邮寄。由于这些信多得把邮筒都堵上了，遭到了邮局的抗议，他们就只好推着小车到较远的邮局去寄。

CUSPEA同学到了美国后，啰嗦事儿就更多了。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孩子，都是第一次出国。有的与学校、院系方面的接洽出了问题，就来找政道教授；有的同国内的联系出了问题，也来找政道教授；有的经济出现问题了，有的生病了，甚至还有恋爱和婚姻出了问题的，等等等等，也都来找政道教授。政道教授不厌其烦，逐一帮助解决，堪称CUSPEA的总家长。李夫人也是位十分热心又能干的人，她对CUSPEA同学在生活上同样给予了很大帮助。

我觉得应该告诉大家的是，政道教授夫妇是十分恩爱的，家里的事都是李夫人操办、掌握，在社交活动中又总是十分得体，真的是位贤内助。1996年李夫人病逝前一年，政道教授几乎没有好好睡上一觉，每夜都侧卧在李夫人病榻边，随时照料。李夫人病逝后，政道教授的CUSPEA学生庞阳和夫人陈燕求尽力帮助政道教授父子操办李夫人的丧事，尽学生之孝道。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政道教授的秘书艾伦·特拉姆（Irene Tramm）女士。国外当秘书的规矩是不管老板私人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与CUSPEA项目相关的事，对于Irene来说是义务性的，因为这不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李政道的事务，而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的事。所以，她是有恩于各位CUSPEA同学的。我跟Irene接触过多次，她是一位非常文静、稳重且认真负责的女士。Irene去世以后，由于她没有家人，善后事宜都是政道教授和庞阳夫妇帮助料理的。这也算是CUSPEA同学对Irene女士的感恩和报答。她的骨灰葬在了苏州李家墓园中，墓碑上是政道教授题的“中国之友”，碑文是政道教授让我写了，由他审定后篆刻的。

CUSPEA项目建立时，曾明确规定该项目同学学成后必须回国，不能留美工作，所以美国给CUSPEA同学发的是不能在美工作的J-1签证。1989年6月的风波后，情况变得复杂。美国及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制裁”，中美科技交流也中断了，政道教授在美国受到很大的压力。CUSPEA项目的同学中也出现了极少数忘恩负义的人，他们为了能留在美国，参与造谣中伤政道教授，任海沧、庞阳等为此挺身反击。政道教授当然十分生气，但生气之余，他最担忧的还是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他仍尽力促进中美科技交流的延续。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他提出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让CUSPEA项目的一些同学回国进行学术交流。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当时国内的政策规定，不允许回国的留学生再出去，为此政道教授取得了国务院领导“来去自由”的承诺。为确保CUSPEA项目的同学回国学术交流后能再次顺利出国，政道教授让我每次都亲自送他们出境，确保实现“来去自由”。

去年我见到曾通过CUSPEA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邱建伟教授时，他还记得我当年在北京首都机场送他出境的情形。这些青年学子回来进行学术交流，不但保持了中美学术交流的连续性，还能在回到美国后把在国内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向外介绍，这对当时流传海外的各种谣言起到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也让CUSPEA项目的一些同学得以保持与国内的联系。

上世纪80年代，李政道教授专程到洛杉矶参加CUSPEA代表团总结会，并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代表团举行告别招待会。李先生旁边的李兆平是1984年CUSPEA女状元。（供图：柳怀祖）

在CUSPEA项目运作的十年中，一共有84所美国学校加入进来，加拿大也有几所大学参与其中。其中在美国物理界排名前30的学校占56%，前50的学校占80%。国内各单位推荐报考的人数是5114人，通过CUSPEA考试出国的人数是915人，培养出了很多的杰出人才。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政道教授为这近千位CUSPEA同学争取到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在美的全部费用总额达近亿美元。政道教授向我和李佩教授的助手华光等都说过，在那十年里，CUSPEA每年都要用去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优秀的CUSPEA学子很多就职于海内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所，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和骨干。仅我所知，回国的谢心澄出任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季向东出任了上海交大物理系系主任。谢心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中林成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戴宏杰、沈志勋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季向东获得了美国赫尔曼·费什巴赫理论核物理奖（Herman Feshbach Prize in 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这是世界理论核物理的大奖。麻省理工学院的文小刚则于今年10月获得了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Oliver E.Buckley）奖，他不仅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还热心于科普和科学传播。

此外还有很多人回国后成了国内“千人计划”人才，成为活跃在国内科技教育领域的骨干。在科学界外，也有搜狐的张朝阳、一号店的于刚等成了国内企业的杰出领导者。

而前文提及的庞阳，曾在18岁的年纪上，尚未从复旦大学毕业就通过了CUSPEA考试，1982年一毕业就被政道教授选到自己门下，成为关门弟子，在政道教授“一对一”的传授下认真学习。尽管政道教授让弟子专心学习，不帮自己做什么事，但庞阳和任海沧还是尽量帮助政道教授做些具体琐碎的事情，特别是对国内科技界赴美人士及代表团的接待琐事和CUSPEA事务尽心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庞阳因一场大病离开了学术界，病愈后进入金融界，以坚实的数理基础在华尔街取得了成功。2007年，他回到上海创业，在2012年被选入中央“千人计划”。这在国内金融界是为数不多的。

CUSPEA1981年全国前五名合影，正中为文小刚（当年CUSPEA第一名），照片摄于1982年。（图片来源：中国科技大学）

绝大多数CUSPEA学子对政道教授是非常感恩的，正如李大西所说：“李政道先生改变了我们这些CUSPEA同学的人生，没有李先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CUSPEA项目取得突破性成功后，美国的华人化学和生物学家曾分别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尝试实施类似CUSPEA的项目，分别称CUSCEA和CUSBEA。但无论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无法与CUSPEA比肩。

1997年，李大西组织了以CUSPEA同学为骨干的“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CASB），并在纽约正式注册，目的是为祖国做点事，帮助中国和世界搭桥，为科技与工商界搭桥。近二十年来，CASB已成为海外有影响力的留学生社团之一，在中国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防范金融危机等方面多次及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广泛赞扬。2001年11月24日，李大西与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在纽约一起主持了政道教授七十五周年诞辰的庆贺典礼。

2015年11月23日至24日，时任上海交大物理系主任的季向东在张杰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举行了2015年CUSPEA同学联谊会。62位CUSPEA同学从世界各地赶来，庆贺政道教授八十九周年华诞，以此感恩这位CUSPEA的创办人、CUSPEA学子的总家长。

2016年11月28日，由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上海市合作支持的“李政道研究所”将在上海交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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