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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作为引进的“外来学问”迄今已经40余年。作为一个新学科，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殿堂里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且日益成为“显学”，主要在于它的出发点、关注点和落脚点，维系在信息传播和媒介化生存这一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方面。
传播学本身的局限性是与其存在价值并存的。就移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传播媒介、制度及传播环境，完成学科建制而言，传播学发挥了比较充分的作用。但是，作为独特的知识理论系统在反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却乏善可陈。传播学具有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特质，内含西方中心论、科学主导论、媒介技术中心论等先验设定，工具理性浓郁，人文价值淡薄。其基本知识框架被大众传播工业所牵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有诸多隔膜。中国学界近年来发动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有比较自觉的超越意图，文化哲学的导向性也逐渐清晰，力图改变传播学在回应当代全媒体发展时的理论窘境。立足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形态和丰富经验对传播学加以重构。
恩格斯曾说：“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可能站在科学的最高峰的。同样，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也不可能站在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前列。”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应体现出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传播形态和传播观念的自觉意识，通过发现、总结、提升中国经验而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传播理论，实现与世界其他文明传统的比较对话和共融互通。这既非以中国案例充实验证西方学术话语的“尚同”之旨，也非刻意挑战“他者”话语权力的“立异”之策，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传播实践经验、立足于中国人的传播观念和价值尺度、立足于中国学术话语形态演化规律，与世界的“求通”之道。
20世纪初，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文章中，概述自“道术为天下裂”之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学术话语演化的“大关节”，划出中国本土学术思想的“能动时代”“受动时代”“受动而稍带能动时代”以及“受动而至巨变时代”。学术话语的能动和受动的关系是辩证的，随着不同的时代条件起伏变化。能动力量来源于内在的思想资源的基础和活力，受动力量来源于外在条件和时代机缘。至于何种力量占据学术创新的主导方面，全赖我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选择。王国维认为学问之事，不必特别拘泥于“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就是有存在价值的。学问“只有是非真伪之别”并无中外他者之别。虽然王国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和立场判断的看法有其时代局限，却是以相当通脱的态度肯定了学术思想内在的真理性和通约性。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学术话语发生巨变主要是因为外来输入新学问，产生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话语，进而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学术话语形态和学术制度。有的学者如沈国威系统梳理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时代际会、话语传统、传播媒介、学人创作等因素互为作用，构成学术话语的演变图谱。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乎从汉代以后自身学术话语的创造就是以受动来驱使能动。能动力虽在一定时期可以包容、化解、改造受动力，但总体上能动力并未达到主导创新的程度。到了近代，封建社会彻底腐朽，竟至于由受动而发生被彻底改造之巨变。在这一巨变中，影响最大和最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以及中国化的过程。今天我们再次处在人类文明变迁的交汇点上，必须改变以受动为主导的学术形态，从生机蓬勃的中国经验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中发掘能动因素，并将受动转化为能动。
作者简介：
吴予敏，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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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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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吴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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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学术话语创造的能动与受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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