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微信上一位网友转给我一条新闻，《特大贩婴案追踪：婴儿几乎都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讲的是2016年年末，中国警方破获了一起覆盖福建、江西、广东、云南等7省区的特大贩卖婴儿案，抓获嫌犯157人，解救36人。
警方发现此类案件有一显著的共性：绝大多数孩子是“亲生亲卖”。其中，云南文山是一个重要源头。（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读《探访云南贩婴村：亲生秦卖泛滥，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
事实上，“亲生亲卖”早就占据了中国贩婴案的主流。这也导致，近年来被枪毙的贩婴团伙主犯，很少有偷抢拐骗婴幼儿的罪行。如此让人不适的真相，新闻跟帖中愤怒的人民估计很少知晓。
也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帮这些“人贩子”说句话。像我一样，公开主张将“亲生亲卖”合法化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被滥用的正义感
2016年7月4日，腾讯.大家发表了端木异《关于儿童拐卖，你不知道的九个事实》一文，披露了儿童拐卖案中一些少有人知的数据， “
比起暴力绑架拐卖，超过一半的小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卖掉的。而王锡章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72%是被亲人卖的，而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来拐卖的人贩子仅仅只占了1%。”
更早，在2015年6月19日，网上“贩卖儿童应判死刑”联署签名群情汹涌，最高法刑一庭相关负责人就对媒体回应称，如今，采取偷盗、强抢、诱骗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
最高法负责人没有披露亲生父母出卖抛弃子女在拐卖案中的比例。而王锡章统计的范围，只是被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事实上，广大农村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以及对有偿收养的普遍宽容，大多数被亲人卖掉的儿童，并不会纳入警方视野。所以，亲生亲卖的情况肯定会比72%更高。
相应地，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用以拐卖的案件的比例，可能比1%更低。
这与大众的认知难免冲突，人们对“拐卖”挫骨扬灰的仇恨，预设的是在大街上偷抢婴幼儿，类似电影《失孤》中描述的，父母撕心裂肺，万里苦寻，人生被绝望和痛楚荒废。
我查阅了近年来，被判刑乃至执行死刑的拐卖儿童案罪犯，大多都是农村中老年人，其中又以女性偏多。尽管这些案件报道大多闪烁其词，但事实上，这些人贩卖的孩子，绝大多数都经过孩子亲生父母的合意。因为，倘若不是亲生亲卖，丢失孩子的父母肯定会在警方系统中，上传DNA信息。在这些罪犯贩卖的孩子被警方找到后，完成比照和寻找。但是，我发现，越是“罪大恶极”的贩婴案，就越难以找到涉案婴幼儿的亲生父母。
对贩婴者被处以死刑，看上去大快了人心。而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已基本无判处死刑之忧。这种反差，似乎再次验证反死刑理论的一个理由：大多数死刑都是为社会底层设立。
2016年2月，郑州市中级法院召开发布会，通报已被执行死刑的人贩卖谭永志一案的进展，谭案涉及的28名儿童，其中1名越南籍儿童已被遣返，剩余27人的父母都未找到。
恰巧那个时段，温州市检察院公诉了一起拐卖儿童多达27人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有26人，其中涉及医院妇产科医生。27名儿童被解救15人。和郑州的案子一样，这些孩子也都没有找到亲生父母。
近年来，各地尤其靠近高速公路要道的地区的警方，都加大了打击拐卖团伙案的力度，只是解救来的孩子（以云南等地为主要来源），几乎全部寄养在儿童福利院内，有人争着领养，却无人认领。
从2011年起，公安部又禁止将被解救的儿童继续在买主家养育，并不断加大对买主的惩罚力度。客观上，这剥夺了这些儿童享受正常家庭养育的权利。任何一个去过儿童福利院的人，都不会认为福利院更适合儿童成长。
我并不反对严厉打击盗抢他人婴儿后贩卖的行为，即使判处这些人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但正如上文所说，如果那些贩卖儿童导致的死刑案件中，涉案儿童都并非盗抢而来，他们被解救后也一直没有亲生父母认领。
那么，就必须反思对此类“人贩子”施以严刑峻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这并不排除
，公众和司法体系都滥用了正义感。
拐卖 OR 贩卖？
回到法律，我们先看看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定义：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在汉语中，“拐卖”本指“拐骗并卖掉”。但刑法中的“拐卖”，显然扩大了涵义。再看司法解释：
这里对几个子项的解释，至少从字面上都绕开了父母合意下，出卖儿童的情形。并且将“拐骗和贩卖”做为不言自明的先后关系。可是，并非所有贩卖都来自拐骗呀青天大老爷……
这个BUG难道刻意为之？如果刑法明确将父母合意下的贩卖儿童定为犯罪，鉴于很难阐述证明其现实危害性，立法的理由将不得不诉诸道德，这并非中国立法精神所长。
而且，司法体系如果直面大面积“亲生亲卖”的现实，就必须有更健全的儿童福利制度作配套。这在中国也几乎算得上一个打脸的难题了。于是，忽视就成了最优选项。
再看用以指导实践的司法解释，“两高一部”和全国妇联2000年3月20日《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称：“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拾捡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阐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
显然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拐卖儿童罪成为一个大口袋，可以混淆“拐卖”和“贩卖”、“出卖”三者的区别。另一方面，司法体系并不支持对父母出卖孩子一刀切地判罪，更多交由基层公检法人员自由裁量。
“以营利为目的”，“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情节恶劣”等表述，都模糊而笼统，只能算是马马虎虎打补丁。将罪与非罪的裁量权交由基层公检法，自然横生弊害，一来成为这些人的寻租渠道，二来中国司法崇尚重刑主义，除非活动到位，底层涉案农民一旦被发现，被法律重判是大概率。
到最后，公众朴素粗糙的正义感，与官方的重刑主义合流。至于被执行死刑的，被判处徒刑的“人贩子们，是否罪有应得，是否有明显和即刻的受害者，却很少有人关注。
买卖儿童等同买卖猪羊？
买卖儿童，听起来很刺耳，但如果美其名曰“抚养权的有偿转让”或“有偿领养”呢？为什么人们的道德根基，虚弱到换个更温柔的称呼，就可以让他们改弦易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