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微信上一位网友转给我一条新闻，《特大贩婴案追踪：婴儿几乎都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讲的是2016年年末，中国警方破获了一起覆盖福建、江西、广东、云南等7省区的特大贩卖婴儿案，抓获嫌犯157人，解救36人。
警方发现此类案件有一显著的共性：绝大多数孩子是“亲生亲卖”。其中，云南文山是一个重要源头。（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读《探访云南贩婴村：亲生秦卖泛滥，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
事实上，“亲生亲卖”早就占据了中国贩婴案的主流。这也导致，近年来被枪毙的贩婴团伙主犯，很少有偷抢拐骗婴幼儿的罪行。如此让人不适的真相，新闻跟帖中愤怒的人民估计很少知晓。
也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帮这些“人贩子”说句话。像我一样，公开主张将“亲生亲卖”合法化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被滥用的正义感
2016年7月4日，腾讯.大家发表了端木异《关于儿童拐卖，你不知道的九个事实》一文，披露了儿童拐卖案中一些少有人知的数据， “比起暴力绑架拐卖，超过一半的小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卖掉的。而王锡章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72%是被亲人卖的，而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来拐卖的人贩子仅仅只占了1%。”
更早，在2015年6月19日，网上“贩卖儿童应判死刑”联署签名群情汹涌，最高法刑一庭相关负责人就对媒体回应称，如今，采取偷盗、强抢、诱骗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
最高法负责人没有披露亲生父母出卖抛弃子女在拐卖案中的比例。而王锡章统计的范围，只是被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事实上，广大农村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以及对有偿收养的普遍宽容，大多数被亲人卖掉的儿童，并不会纳入警方视野。所以，亲生亲卖的情况肯定会比72%更高。
相应地，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用以拐卖的案件的比例，可能比1%更低。
这与大众的认知难免冲突，人们对“拐卖”挫骨扬灰的仇恨，预设的是在大街上偷抢婴幼儿，类似电影《失孤》中描述的，父母撕心裂肺，万里苦寻，人生被绝望和痛楚荒废。
我查阅了近年来，被判刑乃至执行死刑的拐卖儿童案罪犯，大多都是农村中老年人，其中又以女性偏多。尽管这些案件报道大多闪烁其词，但事实上，这些人贩卖的孩子，绝大多数都经过孩子亲生父母的合意。因为，倘若不是亲生亲卖，丢失孩子的父母肯定会在警方系统中，上传DNA信息。在这些罪犯贩卖的孩子被警方找到后，完成比照和寻找。但是，我发现，越是“罪大恶极”的贩婴案，就越难以找到涉案婴幼儿的亲生父母。
对贩婴者被处以死刑，看上去大快了人心。而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已基本无判处死刑之忧。这种反差，似乎再次验证反死刑理论的一个理由：大多数死刑都是为社会底层设立。
2016年2月，郑州市中级法院召开发布会，通报已被执行死刑的人贩卖谭永志一案的进展，谭案涉及的28名儿童，其中1名越南籍儿童已被遣返，剩余27人的父母都未找到。
恰巧那个时段，温州市检察院公诉了一起拐卖儿童多达27人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有26人，其中涉及医院妇产科医生。27名儿童被解救15人。和郑州的案子一样，这些孩子也都没有找到亲生父母。
近年来，各地尤其靠近高速公路要道的地区的警方，都加大了打击拐卖团伙案的力度，只是解救来的孩子（以云南等地为主要来源），几乎全部寄养在儿童福利院内，有人争着领养，却无人认领。
从2011年起，公安部又禁止将被解救的儿童继续在买主家养育，并不断加大对买主的惩罚力度。客观上，这剥夺了这些儿童享受正常家庭养育的权利。任何一个去过儿童福利院的人，都不会认为福利院更适合儿童成长。
我并不反对严厉打击盗抢他人婴儿后贩卖的行为，即使判处这些人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但正如上文所说，如果那些贩卖儿童导致的死刑案件中，涉案儿童都并非盗抢而来，他们被解救后也一直没有亲生父母认领。
那么，就必须反思对此类“人贩子”施以严刑峻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这并不排除，公众和司法体系都滥用了正义感。
拐卖 OR 贩卖？
回到法律，我们先看看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定义：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在汉语中，“拐卖”本指“拐骗并卖掉”。但刑法中的“拐卖”，显然扩大了涵义。再看司法解释：
这里对几个子项的解释，至少从字面上都绕开了父母合意下，出卖儿童的情形。并且将“拐骗和贩卖”做为不言自明的先后关系。可是，并非所有贩卖都来自拐骗呀青天大老爷……
这个BUG难道刻意为之？如果刑法明确将父母合意下的贩卖儿童定为犯罪，鉴于很难阐述证明其现实危害性，立法的理由将不得不诉诸道德，这并非中国立法精神所长。
而且，司法体系如果直面大面积“亲生亲卖”的现实，就必须有更健全的儿童福利制度作配套。这在中国也几乎算得上一个打脸的难题了。于是，忽视就成了最优选项。
再看用以指导实践的司法解释，“两高一部”和全国妇联2000年3月20日《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部分称：“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以营利为目的的，出卖不满十四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及出卖拾捡儿童的，均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阐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
显然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拐卖儿童罪成为一个大口袋，可以混淆“拐卖”和“贩卖”、“出卖”三者的区别。另一方面，司法体系并不支持对父母出卖孩子一刀切地判罪，更多交由基层公检法人员自由裁量。
“以营利为目的”，“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情节恶劣”等表述，都模糊而笼统，只能算是马马虎虎打补丁。将罪与非罪的裁量权交由基层公检法，自然横生弊害，一来成为这些人的寻租渠道，二来中国司法崇尚重刑主义，除非活动到位，底层涉案农民一旦被发现，被法律重判是大概率。
到最后，公众朴素粗糙的正义感，与官方的重刑主义合流。至于被执行死刑的，被判处徒刑的“人贩子们，是否罪有应得，是否有明显和即刻的受害者，却很少有人关注。
买卖儿童等同买卖猪羊？
买卖儿童，听起来很刺耳，但如果美其名曰“抚养权的有偿转让”或“有偿领养”呢？为什么人们的道德根基，虚弱到换个更温柔的称呼，就可以让他们改弦易辙呢。
如果我所耳闻目睹的有偿转让孩子的情况，被法律称之为“买卖儿童”。那么，我不会纠缠于这个称呼是否精确。买卖就买卖了，要正名就为这种买卖正名。
那么，婴儿做为“人”，是否适合买卖？“人不能成为商品”，是一件辩论利器，将花钱收养一个婴儿，与19世纪初期买一个黑奴等同，再将贩婴者比拟于黑奴贩卖船主，煽惑力剧增，却是不折不扣的诡辩。
现实中，无论通过民政部门“合法”领养（也得花钱），还是花几万块“非法”领养，买卖双方，乃至周围的人群，都不会认为这与买卖猪羊相同，谁拥有一个孩子，就可以把ta开膛破肚。
儿童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在法律中，都可以独立于其生命权和人格权存在。离婚诉讼中，常见的对抚养权的争夺，就显示了这种独立于儿童人权而归属于他人的权利的重要性。人不能做为牲畜被贩卖，但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功能，比如劳动能力、情感能力和繁衍后代的能力，则使得领养儿童的需求一直很旺盛。平常的新闻中，只有某地出现弃婴且身体没有大的残疾，总有很多人联系医院和媒体要求收养，就是明证。
按照中国法律，领养必须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并且经过民政部门，从福利院里收养。这在事实上堵死了民间底层“合法收养”的渠道。中国儿童福利院里收养的，超过95%的都有各种先天疾患导致的失能，比如脑瘫和唐氏儿等。他们只能躺在摇篮里，被少得可怜的护工按时喂奶换尿布，大部分都活不过10岁。
而且，各级儿童福利院现在更热衷于涉外收养，很多福利院里都贴着很多来自国外收养家庭的照片，显示送出去的孩子们过着比福利院内好得多的生活。涉外收养受青睐，是因为经济回报可观，又不像做国内收养这么费事。有人指责民政“卖孩子给洋人”，我倒认为即使真这样搞，也是民政部门少有的德政。
那些被抓被枪毙的人贩子不远数千里，从云南四川的深山抱着孩子远赴华北，填补的是收养市场的刚需。而这需求，是政府无心也无力满足的。从“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民间收养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完全是底层自救的一种无奈之举。
当然，百姓喜闻乐见的，政府则可能敌视打击。
无偿收养就更公平？
除非你以为那些从“合法”渠道领养不成的家庭，根本就没权利拥有后代，禁绝所有民间收养，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推进到下一个不少朋友向我宣称的：收养可以，但有钱款往来就是不行。
说到这里，我想讲个故事。聂树斌案真凶王书金在河南荥阳潜伏期间，与时任妻子马某最先生的，不是目前被外界周知的女儿，而是一个男婴，当时他们根本无力养育，就有当地人找上门来协商收养，抱走了这个男孩。按照王书金的说法，对方的中间人在临走前，强行在妻子席下塞了四五千元现金，然后扭头就走。
没过多久，当地发生偷拐婴儿的案件，此事被当地警方获悉，就传唤王书金讯问，经核实该男婴该确为其亲生，抱养情况又属实，就又放了他。男婴也继续养在“买家”。当时没有核实王书金的真实身份，让他侥幸多逍遥了几年。
抱养孩子的家庭塞钱给王书金夫妇，在我所知道的农村收养中非常普遍，一般都会以“营养费”的名义。钱款授受，实际也将这次抱养“丑化”为一场交易，断了王书金夫妇日后反悔的念想。王书金夫妇当时都在砖瓦窑打工，王妻坐月子都没钱买营养品，这几千块解决了他极大困难，也是警方没有追责他们的原因。
问题深入下去，这次“交易额”倘若不是四五千元，而是四五万元呢？警方肯定就不会轻饶他了。那么，王书金夫妇通过“转让”亲生儿子，收人五千元与收人五万元，在定罪上是否有所区别，如有，理由是什么？
再假设收养王书金儿子的是个土豪，认为几千块实在拿不出手，就给了王书金五万块，与一个寻常农家给王书金五万块，在定罪量刑上是否也有区别？
这些问题很难有定论。对民间有偿收养的声讨，如果以无偿收养做为解决方案，并不公平。以王书金为例，他养不起儿子，如果送儿童福利院，对方按规定是不应该收的（因为监护人健在，庆安枪击案徐纯合就因为这事儿上访）。暗送扔福利院门口呢，又构成刑法中的遗弃罪。
假设王书金暗送后成功脱身，他那个健康的男婴进入民政系统后，实际收养人，那个名姓不详的荥阳农民，几乎没有成功领养的可能。这孩子无论被国人还是洋人收养，福利院里获得的收入，王书金一分钱也无法分享。
据我所知，在广大农村，民间私下有偿收养相当普遍。大多数民间收养只要细究下去，都可能发现钱物的流动。莫说法不责众，公权没有大面积追究此类事件，但参与“交易”的各方却早已沦为罪犯。大多数民间收养只要细究下去，都可能发现钱物的流动。
阶层歧视的道德
如果你同意有偿收养，甚至人贩子死刑案中的追责，都必须找到明显和即刻的受害者。那么，这将成为一个艰难的任务：“卖主”通过转让一个婴儿的抚养权获得数千乃至数万元的收入，极大补贴了家用，也让家里继续持有的孩子获得更优质的营养和教育机会；“买主”获得孩子之后，后继有人，孤独心理和养老问题将得到极大纾解；被“买卖”的孩子通过这类交易，从匮乏愚昧的边地，迁移到更发达地区相对富裕的家庭，个人命运无疑也会得到改善。
除了重复道德叫喊的旁观者，我看不清楚这个链条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多年前，我有同事采访西南某省计生办把超生孩子送外国人收养的案件。回京后，他对我感慨，那些女婴要是不被“卖”给西方的父母，而是留在原生家庭，长大后的归宿“要么是洗头房，要么是血汗工厂”，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采写的价值。
（河南某儿童福利院一弃婴父母留下的字条）
对父母合意下的儿童抚养权有偿交易进行道德评判，即使再激烈，也没有什么强制力，参与其中的农民也不会在乎这些批评。但呼吁当局对这些现象入刑重重刑，最好全部枪毙的朋友，则有必要证明当局立法的意志，为何一定会高于民间自发规则。
简而言之，你不能坐视养老制度阙如，坐视计生作恶，却又谴责民间将人做为生存资源进行交换。
或许，在“上等人们”看来，农民生个女婴不想要，就必须免费送给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上等人怀胎十月有产假，会误工，要补充营养，农民有什么？当然，上等人一般也不会把孩子送人，他们会像保护“道德”一样呵护自己的孩子。
而在中产乃至以上人群之外，还有更多人的生活，已沦落为了挣扎求生。他们的后代，在没有出生前，就要面临着上等人群所无法想象更不愿面对的困境。
更别说，民间有偿收养的存在，也挽救了大量女婴的生命，对匡正性别比居功至伟。在最早的年月里，很多“多余的”女婴会被溺毙，计生兴起后，她们一部分被免费送养，更多的则在孕期就被引产，为接下来可能的弟弟腾出生育指标和空间。有偿收养，无疑大大增加了她们存活下去的可能。
还有人质问，那些被“买卖”的孩子被长大后，如何面对被买卖的经历？可是，如果他们留在那些本来要“卖掉”他们的家庭，又如何评估自身处境？预设亲生家庭一定会比收养家庭更好更温暖的人，本来就不必担心被流产，被送养，又何必在幸运和优渥处境中，拒斥另一端的事实和人生？
其实，很多人更想说的是，那些被有偿交易的孩子，本来就不应该被出生，这跟指责农民“越生越穷，越穷越生”一个腔调，就是以更差的待遇来惩罚更愚弱的人群。
那么，无罪化之后，会不会鼓励农民专门生孩子来“卖”？我认为即使有，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也应该被宽容。中央不是说要精准扶贫吗？这些极端家庭就是最精准不过的对象了。倘若扶贫得力，“卖子求生”定会大大减少。
活在一个有些人靠卖儿卖女换钱的国家，心理难免不适，但以惩罚那些可怜的农民来平复自身的道德焦虑，又是何等地伪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