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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四个问题:
1、为什么大家担心特朗普?
大家都在说特朗普,当初奥巴马、小布什当选就没有这么热闹呢?一定有特殊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外国人都在担心特朗普执政。
2、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什么?担心是担心他的政策,担心他什么政策,为什么有对他政策的担心?
3、我们是中国人,关心美国对华政策,所以从他的偏好看他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这是带有一定预测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果是科学性的研究,应该都有预测能力。
4、他的政策倾向性或者大家推测的倾向性会带来已有国家怎样的反应,将来会怎么调整?
特朗普是一位“好斗”的总统
首先介绍一下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很多,其中一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四类,每一类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比如主导国要维持世界主导地位,崛起国要争取得到世界主导地位,地区大国只是想在地区具有主导地位,中小国家是求生存。
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结果。道义现实主义在这个客观结果上研究领导人怎么实现国家利益。国家领导人是不同的,有无为型、保守型和争斗型。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领袖的分类。面临同样的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怎么实现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利益基础上、利益排序判断和策略偏好上形成一个战略偏好,就是以什么办法实现国家利益。
以美国为例。今天讲特朗普,美国是世界主导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主导权,任何人当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利益是不发生变化的,是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说绝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的方法有区别,但是在国家利益判断上没有区别,都是要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奥巴马说的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区别是什么?奥巴马显然是个保守型领导,他说美国是伟大的,我们不让它衰落就行;特朗普是争斗型的,说美国就衰落了,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是主动型的: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起来。
奥巴马没有重新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想法,虽然奥巴马当时赢得大选也是说要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和特朗普说的再次伟大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这样来看,奥巴马就是保守型的,维持目前状态别丢了第一就行了,好像现在还不错。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认为我们已经衰落了,我们要重新努力才能改变已经衰落的地位,所以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性质非常相似。
从这里我们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争斗型领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有一个视频放的就是特朗普和一个人打赌,觉得赢钱没意思,说谁输就把自己剃光头。他就是一种争斗型的人。同样,在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上,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保守型的维持现状,一个是要改变现状,不改变现状怎么再次伟大?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目前状态不再继续落实。这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到底担忧特朗普什么?
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我们来看特朗普当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第一,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更担心的是美国人。这个担心表现在美国媒体天天批评特朗普。在美国担心的是自由派、自由主义学者,全世界媒体记者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记者很少,自由主义记者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现代政治政体中,它的构成就是四个部分:一是有一个政治领导;二是下面有政府机构,贯彻这个意图;再者就是政党,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竞争中他们的领导上来了,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来主导这个国家;政府要贯彻意志还要维持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就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
为什么这次大选之前美国政治学协会组织教授们集体搞一个联合声明,动员大众不要给特朗普投票?这违反了美国政治学学者清廉、清高、不介入政治的传统。政治学家认为我们是客观的,我们不介入你们的政治,我们没有政治偏见,所有分析都是根据客观原理来做出来的,因为他说我是科学的。
现在突然改变了,他说不行,这回我们得出来动员大家不要投特朗普,我想问大家,他们居然不顾一个学者公立立场的政治正确原则要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最重要的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美国政治和法律机构。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从学术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学派或者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认为制度最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什么样的坏领导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理论。所以你要让一个人分粥,他一定自己分得最多;但是如果有一个制度规定,你可以分,你最后一个拿,别人先挑,他就分得特别匀,所以绝对相信制度的作用。
但为什么美国学界这次不相信制度的作用了?美国制度这么强大,就让特朗普上去折腾吧,制度可以约束他。但怎么这次就担心了呢?我从理论角度讲,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区别。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性变量,是自变量,领导是能改变制度的。领导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机构,领导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我们国家自己也经历过极左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就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把极左的意识形态改变了。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特别在媒体上反映,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把你作为样本、跟着你走。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据说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大选结果出来,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课上公开哭泣。谁赢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哭泣。有一个搞统计学的说,他教统计的,他的统计分析结果都说应该希拉里赢,他说这堂课咱们不考试了,因为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现在美国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何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在中东地区都是伊斯兰教,仅仅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从咱们外行来讲,那点差别没多少,就那一点差别,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战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次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分裂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不只是换了一个领导人或换了一个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国内知识分子担心这么严重。
美国的盟友们在担心什么?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第一,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仅仅是钱,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们一旦有了某种信仰就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时期情报负责人说意识形态主义者做间谍最合适,因为这样的人极其坚定,被抓住以后绝对不会把组织机密泄露出去。意识形态坚定的结果是带来冲突。意识形态不一样,矛盾会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二,一般来讲,一个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政策取向,朋友欢迎,敌人担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当选了,敌人和朋友都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盟友的担心是什么呢?盟友担心特朗普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说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从美国角度来讲,他们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差。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全球化说是美国人发动的,中国当初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咱们说的;后来咱们从全球化得到好处了,咱们再也不说了,改成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特朗普开始问:如果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我们为什么推动半天却让别人成了最大受益国?这个问题就使得他有了一个理由,我们是应该参加全球治理还是不应该?现在美国人就是参与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所以国家衰败了。
我们国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认识是比较混淆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全球权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经济权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国际责任再分配,这就为什么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抢着干而是推着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特朗普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的是国际新秩序,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一极格局或者重新强大,重新使美国获得更大国际权利。我不是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全球治理的事。这样它的盟友说你不再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你不再承担世界警察责任,你还保护不保护我们?
哪有不讨厌警察的司机?但如果没警察,司机更够呛,就是车祸。特朗普说我不当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权利,罚款我继续干,但是交通规则我不再管了。这时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护,不再承担作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责任的时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说我得见你,跟你谈一谈。安倍最担心的是他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改善,欧洲传统盟友多恐惧、多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认为跟美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只威胁欧洲不威胁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美国就不可能像过去奥巴马那样坚决地支持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变得非常恐慌。
这就是一个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退出TPP也是这样,就是经济责任。你是不是要继续建立新的贸易规范,这种贸易规范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建立这个国际规范是美国做出大规模让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做出相当大让步,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对越南单方面零关税才能让越南加入。
领导国组织区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好听的就是提供领导,不好听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就是你花钱修红绿灯让大家公用。为什么大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呢?它从公共产品上获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推动RCEP我们就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不能让大家均摊,这是不可能的,你得多承担。你的计算是搞了以后我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我付的成本比我获得的好处小,那你就值。
现在特朗普说TPP不值:我们做这这么多让他们享受了美国的市场,搭便车,而他们搭了便车,美国却没得到什么。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利益判断不一样,他更强调实际物质利益,而不是说掌握了某种权力,比如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订权。他说这事我要钱不要权。
不是说这个不是利益,而是这两个利益哪个应该放在第一位,钱第一位还是掌握制订国际规则贸易权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了盟友对它的担心。
特朗普要改变价值观,这让西方都接受不了
这里有学界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混淆,甚至官方文件里也经常混淆,就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组成,如是一极格局、两极格局还是多级格局,还有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律、国际规则,这样构成了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是由国际规范加上主流价值观和国际制度安排建立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呢?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制订什么样的规范,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你就主张自由贸易;信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你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制度安排也是一样的,根据价值观你决定设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是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还是建立联合国,还是建立在这之前的维也纳体系下的国际制度。
我想说的是,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完全是两个事,根本不存在相等于、约等于。你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体系包括管理员,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行为体;图书分类有分区,这就是国际格局;然后有借书规定、还书规定,这是国际规范。这是图书馆的体系。有没有秩序,从国际关系来讲是指有没有战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都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没战争。不存在这个国际体系就有战争、那个国际体系就没战争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图书馆,都是管理员在管理,管理规则和管理图书分类一样的情况下,有的图书馆有秩序,有的图书馆没秩序。这样我们就分清了什么是国际体系,什么是国际格局,唯一的重叠就是国际规范。
特朗普的盟友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担心国际体系改变吗?不是。主权国家不可能改变,特朗普上台,国际格局不管是两极化还是一极格局,四年之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唯一担心的是国际规范有些小的变化,但不是核心。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价值观的改变、规范的改变影响的是国际秩序的变化。所以他们担心的就是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了,国际秩序会发生混淆。这样才有美国媒体每天在攻击特朗普,欧洲、法国的媒体都在批评特朗普。
西方国家冷战后建立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特朗普上来以后要把主导价值观改了,不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对他们是极其难以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一旦改变,国际规范就会改变,国际规范主流价值观改变以后,随着时间的变化,国际制度就可能发生改变。这两者改变,国际秩序就会发生变化,这是美国知识界精英的担心。
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为什么会有教授哭,就像信仰一样,当你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信仰,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你这个信仰是错的,你能接受吗?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说你信仰的神病了,你能接受得了吗?神都病了,我怎么办?我有病我还求神来治呢?对自由主义者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大旗是美国扛的,美国领导者公然要砍掉这个大旗,他们实在难以承受。
第三个担心就是美国对手担心,他们担心特朗普以武力方式来解决争端。现在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一个争斗型的总统,可能会采取激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这是为什么他的对手担心。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特朗普的当选为什么产生了全球性的恐慌,本国的恐慌,盟友恐慌,对手也恐慌。
特朗普到底喜欢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领导人组织的领导班子偏好是什么。
不是说外交政策由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观念,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样的人会聚到一起,相互之间促成,相互支持对方观点,政策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先看他的利益偏好。他重实利,重实在的利益,不注重意识形态,他的利益是大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当特朗普发一条推特说不能再受一中原则的限制,除非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很多人说特朗普哪能要钱这么公开要呢?不支持台独你要给我钱。这样要也没法给你。他能够愚蠢到这个程度吗?如果真要钱他能这样说吗?
因为特朗普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他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结构性矛盾,是零和矛盾,中国如果不衰落或者增长速度不比美国慢,美国想重新伟大是做不到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差距越来越小,怎么让美国再伟大?世界银行昨天说,根据2016年的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去年超过美国了。你说美国怎么办?他这样的偏好,之所以好斗,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好斗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目标是很高的,他有大目标,在大目标中他又注重实力,不注重意识形态。
《日本经济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对我做了一个采访,问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关系什么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中美关系能改善。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商人就能改善中美关系,运动员就不能改善吗?道理在哪儿?因为运动员天天比赛,竞争,就不能改善,商人做买卖就能改善?这跟职业有关系吗?美国总统有过农场主、律师和教授,什么样的人都有,职业怎么能决定他的对华政策呢?这很奇怪。
我自己理解,经济决定论在我们国家太盛行了,认为他一定财迷,一定认钱,我们有钱,拿钱一买就行了。中美关系内容很多,是多方面的,所以可能不同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是不一样的。比如特朗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关注比较少,他是争斗型注重实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在人权政治方面关系有所改善,经济方面会更加恶化,军事方面没有重大变化。
12月6日午餐会上,特朗普说他不会像前几任总统一样与中国争论那些愚蠢的问题。特朗普是一个注重实力、注重战略利益的领导者,他把战略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排序第一位,不会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很多书都在问:美国外交政策到底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还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把利益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我不同意,如果这样容易理解,那就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意识形态不会成为他对外政策的首要,这个利益他要放得靠后,不会放得靠前。
他的战略原则是什么?他有了这样一个利益目标,会采取什么变化呢?因为他是争斗型的,他选择的就是冲突和对抗,就是采取以强压弱,以大险求大利。他不怕输。他能三次破产,说明这个人就是敢冒险的,不冒险怎么能破产呢?稳稳当当干小利没有风险的,他就是宁可破产也要挣大钱。他的性格和他喜欢的人,和他一起的大老板们,他的17个内阁成员里大老板和大公司的特别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能说明他们政治目标多宏大。他们明确对外讲:副部长以上所有官员不能领工资,他们是奔钱去吗?他们是要小利吗,要的就是大利,几十亿美元就甭跟我谈,至少万亿,没有万亿跟我说什么?他是一个不怕冒大险而要求大利的,不管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你要想收益高,一定冒风险大,没有又不冒险又挣钱的,银行存款最保险了,就是利息高不了。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性格和他的选择。他选的内阁成员被美国媒体批评,也是他们的性格取向和选择上跟特朗普是相似的。
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划时代的总统
美国三个心理学家给奥巴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应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应该对特朗普进行一个医疗诊断,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判断,他属于自恋型性格。
根据他们学术研究,自恋型基本特征就是自大、幻想、坚信、需要赞扬、高傲无礼和嫉妒。其中自大就是说认为自己很重要,认为自己出类拔萃。
我比较同意特朗普认为自己出类拔萃,我认为他不想做一个和奥巴马一样的总统,我都不认为他想做一个和克林顿这样的总统。他也不想做一个里根这样一个在美国现代政治中比较成功的总统。他想做一个至少要和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平起平坐的人,这样的总统他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他的想法是公开的。
有人说这是美国一个时代的结束。特朗普要开创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小事,是在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式的前面两百年、后面两百年这样的领导人。
安倍想做九年的首相,想干什么?超过吉田茂。吉田茂是二战以来在日本历史上最有功绩的日本首相,而安倍想要修改日本宪法,这是吉田茂做不到的。普京都不满足于超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说给我二十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就是说我是第二个彼得大帝。他们的政治抱负极其高,不相信自己是个平常人,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不平凡的。这样他有一个幻想,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本国的权力不足以,全世界的权力不足以。
所以他们的战略原则也会跟别人不一样,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
特朗普说,他就职当天,就是1月20日那天,会出台多项总统命令,否定奥巴马的几项政策。他就是选择这种做法,他会走险棋,这跟他的冒险精神一致。他会反常规,你们都认为这么做,我就不这么做。特朗普自己说:我会采取一个政策是你们想不到的,专门走你认为不可能的路。
这个战略偏好和性格使得他的对手会感到非常恐惧,你猜不到他会干什么,你永远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他永远给你一个“没想到”,你怎么准备?因为策略选择是无数的可能性,你总会选择三种可能性,选择可能性大的,你不能选可能性最小,谁也不会做这种准备,这就是他的特点。
特朗普对华政策就是防范中国崛起
再讲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从他现在的表态和竞选口号,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就是防范中国的崛起,就是过去我们说的遏制政策。
特朗普竞选时候使用的口号大家不太赞扬: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大家想想,他让美国再伟大和奥巴马当初竞选的口号“change”含义一样,但是程度比他更高。change只是改变,他说的是我让你变得更伟大,美国民众等了八年,奥巴马这个口号的实现没有看到。
奥巴马提出口号,但是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很多美国老百姓现在需要变化,希望见到一个变化,但八年过去了,哪儿变了?皮肤变了,颜色变了,政策没变。连性别都变了,政策还不变。变皮肤颜色和性别,不改变政策,这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所以他们选择特朗普,就是觉得特朗普上台会采取极端手段改变国家,让国家发生变化,而且可能会变坏。
变坏都比不变强,这是美国老百姓作出的选择。如果他变坏,还有变好的可能性;如果不变,连变好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变是第一前提,然后才能说变好变坏。
这样就带来一个结果,特朗普上台之后,它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可能成为至少前四年他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他不是空话,不是骗骗人吸引选票就结束了。他既然已经当选了,就会把这个作为目标,他就会问:谁让美国不再伟大了?
大家想想,从冷战结束到现在,美国跟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除了中国。
冷战结束时,日本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6万亿,日本4万亿,德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2万亿,美国是6万亿。现在呢?美国17万亿,有人说是18万亿;日本5万亿,变得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从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国从2万亿到3万亿,涨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原先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现在变成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从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国从三分之一降到不到四分之一,别的国家差距就更大了。
只有一个国家使美国觉得自己“不那么伟大了”,只有一个国家在经济规模上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我们跟美国不仅仅在经济规模上缩小差距,连中国学者在SSCI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现在也是世界第二,远远超过了日本。你可以说这个没用,但就连没用的事我们都已经超过了。
特朗普把他的内阁成员弄到一起,问:你们说,谁让美国不再伟大了?美国因为什么原因不那么如日中天了?他把防范中国放在第一位,我认为是一个必然结果。
美国会更依赖东亚同盟关系
特朗普不再像奥巴马那样提“重返亚太”,他绝不会用“重返亚太”这个词,也绝不会用“再平衡”这个词。但是我说的不是用词的差距。特朗普真正的竞争重点我觉得不再是亚太,应该是东亚。亚太有什么可争的,拉美和欧洲有什么可争的,争的是东亚,不是整个亚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是说重返亚太,强调在亚太部署多少部队,而是在东亚部署多少部队,这是他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
遏制政策要利用结盟,而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当时有记者问我日本特别担心特朗普放弃日本,我说不会,他要想遏制中国,不依赖同盟没有办法,单靠他自己不行,所以他一定还会继续强化跟东亚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安倍去了以后问题解决了,现在他对韩国也是一样,朴槿惠面临弹劾的情况下他给朴槿惠打电话商量改善关系。所以他还会同东亚国家加强关系,加强和东亚传统盟友军事关系,同时会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我不认为特朗普仅仅因为普京帮他赢得大选,所以就跟他关系好。世界中心正转向东亚,争夺的就是东亚。在东亚的争斗,俄罗斯的力量非常重要。借用俄罗斯的威胁团结欧洲国家,对他在东亚地区获得世界主导权的作用不大。欧洲离中国太远,欧洲国家帮不上忙,能帮上忙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挨着,只要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关系不铁瓷,对美国遏制中国方面就是一个利好,而且是重大利好。
今后中美经济冲突可能增加
特朗普特别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他要让美国老百姓感觉他当总统对经济有好处,所以美国会跟中国发生更多的经济冲突。
12月21日,特朗普宣布组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原来没有的组织,认定的负责人是纳瓦罗,他写过一本书叫《Death By China》,我们非常温柔地翻译成《致命中国》。从译者、出版社的心理,就是不想说美国被中国整死,是说美国因为中国死了。
纳瓦罗现在负责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成立一个机构和任命一个职务是不一样的,成立领导小组和让一个人当部长性质是不一样的。领导小组多大权力,他让这个人做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这个人上台专门负责美国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协调,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协调。
昨天,特朗普又任命了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主要跟中国贸易谈判。莱特希泽2010年说,应该对中国采取更激烈手段。他当年跟日本谈判贸易,上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要求日本数字化开放市场,当时日本被逼得没办法,到美国开农场然后出口到日本。
现在这样一个人上台,说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会是温和的,是以协商为主的,我不认为是这样,你从他任命的这些人就可以知道他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特朗普上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周边国家:北边同俄罗斯改善关系,南边与东盟国家盟友加强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台湾,他会利用台湾地区,朝鲜和伊朗他也会利用。离中国越近的地区,他与其改善关系的力度越大,加强军事合作的力度越大,对朝鲜很有可能是两手,要么战,要么改善关系。总体来讲就是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外部困难,加大对军费的开支已经是必然。
台湾会朝“台独”走得更远
现在谈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同盟关系。
从现在来看,美国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还会延续过去政策,减少与台湾往来的可能性非常小。特朗普一当选,很多人都在说这下台湾没希望了,这下蔡英文完蛋了。特朗普看重中国市场,看重大陆的钱,台湾什么钱都没有,美国不会再看重台湾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很可能特朗普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会超过奥巴马。
从全局角度来讲,当美国在东南亚的优势开始逐步丧失,特朗普会更加注重在东北亚的优势,所以他必须保持美国在东北亚的优势,如果台湾问题松弛,那么美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也会受到侵蚀。特朗普不希望东北亚的优势实力也会下降,所以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坚决一些。12月2日,特朗普给蔡英文打电话,舆论说这是蔡英文搞的小把戏,过了十天,特朗普发推特说:美国没有必要受一中原则限制。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媒体,才开始从原来幻想特朗普上台会抛弃台湾的幻想中摆脱出来。
想到特朗普的战略偏好,就不会做出“抛弃台湾”的判断,他具体采取什么政策呢?防范是目标,在这个基础上要采取遏制中国的几个政策。经济上他很注重实力,他注重的实力不是钱,他认为物质实力是美国再次强大的基础,注重的是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这种战略利益决定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台湾蔡英文在那一通电话的激励下,进一步走向“台独”的信心会上升。她知道特朗普对一中原则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而且美国国会也采取了一个相一致的政策。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六项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法案,是变相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之后,又不再限制美台官方交往级别,这就是说美国国防部长将可以对台湾进行访问,也不再限制台湾“国防部长”到华盛顿访问。
奥巴马这是在强化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特朗普上来后,只会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不会退回去。这样,对台湾来讲,有了美国更强大、更坚定的支持,蔡英文政府在“台独”道路上只会走得更远,而不会回到九二共识。后一种情况是没有可能的。
俄罗斯可能会疏远对华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政策是这样,大家虽然在猜,但大方向大家都看出来了,各国怎么办呢?我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会有所变化。
为什么俄罗斯会有所变化?俄罗斯跟中国战略合作的基础是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了共同战略威胁,所以中俄关系走得这么坚实。今天这个基石可能要消失,美国说我不再对俄罗斯施加战略压力,我只对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讲,当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威胁不再像过去那么严重的时候,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会大规模下降,努力和中国改善战略关系的意愿就会减少。
我长期建议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结成同盟。如果我们是盟友,今天我们还用得着那么担心美俄关系改善中俄关系会产生负面影响吗?你说我们不跟它结盟有多少好处,但是你想过没有不结盟的坏处是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的。
俄罗斯跟美国关系的改善大规模减少了其压力,最主要体现在它的西侧,也就是欧洲的压力会下降。没有美国支持,欧洲没有足够力量对俄罗斯施压。欧洲压力一下降,俄罗斯整个国际战略空间就会大规模改善。这种改善是跟中国合作所获得不了的。我跟你怎么合作都获得不了这样的重大战略利益,和中国拉开一点距离有利于它获得这样的战略利益。
朝鲜可能变得既反美又反华
至于朝鲜,我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朝鲜压力增大。有人认为朝鲜会因此更加需要中国的帮助,会向中国靠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改变我们无核化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要求就是消除它的核武器。除非我们支持朝鲜搞核武器,只要我们不支持,这点你和美国就难有本质性的区别。朝鲜很有可能像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一样,两个拳头打人,当时我们既反美国又反苏联。朝鲜很有可能最后走向既反美也反中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会更坚决地与中国对抗
日本认为机会来了。安倍本来就是通过对抗政策实现了执政早期的目标,通过对抗巩固了自己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现在有可能会创造日本战后首相从来没有过的历史记录。对抗政策是它的主轴。现在特朗普的政策会使日本觉得能够更有力地和美国合作和配合,矛盾会减少,合作会更多,所以日本会采取更加坚决的与华对抗政策。
有人说日本还要说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只是,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不是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是要缓和中国针对日本的对抗政策。也就是说,日本对华政策应该是继续强硬甚至会更强硬。
东盟国家难成美国遏制中国抓手
至于东盟,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后,选择了改变依靠美国、转向中国这样一个政策,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上台之后,在菲律宾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
这场政变是由菲籍美国人和他们的后代策划,就是要推翻杜特尔特。杜特尔特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搞的,所以他坚信美国政府会继续推动这些人。加上菲律宾军方和美国军方关系特别紧密,杜特尔特认为美方会继续推动军方搞军事政变把他弄下台,所以觉得不能再和美国关系紧密,一定要让美军撤退。这不是领土主权问题,而是政权安全问题。
上周又有一个报道,说美国使馆一份文件被泄露出来,证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曾经给美国国务院发过一个邮件,是关于如何推翻杜特尔特政权的方案。你要干掉我,我怎么跟你军事合作?昨天菲律宾已经任命新的驻华大使,新大使说,我们这次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战略性调整,就是要亲中疏美。
杜特尔特上台,特朗普到底是选择在南海跟中国对抗为主还是选择在东北亚对抗为主,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两个领域都会对抗没错。但我认为,在东北亚,从台湾开始往上对抗的程度会超过在南海的对抗。为什么?因为在南海对抗得有抓手,现在美国的几个盟友都在往后退,新加坡坚定跟美国走但又不想打头阵。从便利条件角度来讲,美國利用对东北亚遏制中国比在东南亚更有利,可能下一步美国在东亚地区和中国的对抗政策会更多体现在东北亚地区。
印度将向对抗中国的结盟方向发展
至于印度,它正进一步远离它的不结盟政策。什么叫远离?印度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被认为很成功,但是印度人民党出身的总理莫迪说这是国大党的历史遗产,跟我没关系。
所有反对党上台后都不想继承前执政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原则。我要成为一个伟大领袖,得是我创造的原因,我创造的词汇,我创造的概念。所以莫迪不再强调不结盟政策。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印度的不结盟是这样的,当中国跟一个大国矛盾很尖锐的时候,他会偏离不结盟原则,与对抗中国的大国发展带有结盟性质的关系,可能会签条约,但是名义上还要保持不结盟。但是中国和大国关系好的时候,就坚持做不结盟国家。我们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它说不结盟,但是我们跟苏联关系不好,它就跟苏联实质性结盟。我们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它就同美国有战略合作;我们和美国关系好了,它说不结盟。
特朗普上台,给莫迪创造了条件,会使印度向结盟方向发展。即便不签订条约,印度同美国结盟性越强,合作内容越强,跟中国的对抗也就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对美日印三边联合军事演习积极性特别大,原来比较谨慎,只在印度洋,现在已经到了东海。特朗普上台后,印度会不会在南海演习我不知道,但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印度派军舰与美国、日本三家一起在南海搞军事演习的可能性也存在。总体来讲,印度对华的政策会呈强硬趋势。
上合组织不会发展为军事同盟
巴基斯坦知道这个形势对它不利,也会更加依靠我们,美国对印度支持越多,巴基斯坦就越得依靠中国,没有选择余地。
上海合作组织有五个“斯坦”,按照我的理解,五个“斯坦”将走向松散,五个“斯坦”能不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以合作为主的态势,很大程度上受俄罗斯影响。中俄关系越紧密,它们同中国合作越紧密;中俄之间距离拉远,它们和中国合作就会有顾虑,担心俄罗斯对他们不满。
我们去年同意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进入上合组织,意味着上合组织再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同盟关系。把两个敌对国家拿进来以后它不能成为一个积极合作的组织,只能成为一个预防性合作的组织,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加入成为正式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没有了。
欧洲会与中国有限改善关系
比较远的是欧洲。欧洲同我们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在上升。美国和欧洲关系有所疏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他们的压力等于变相增大,这样的结果就是它会更多地和中国改善关系。
但是有一点,欧洲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首先,距离太远,这样欧洲在军事上在东亚没有影响力,对我们来讲仅仅是经济合作;其次,在人权问题上,欧洲顶多不会像以前那么坚决地同中国对抗,但是也不会走得更远,说不关心中国的人权。我们与欧洲的关系会改善,但是对我们崛起带来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大国实力都在下降,谁衰落得慢,谁就能赢
特朗普上台以后,总体来讲,机会和挑战并存,如果发挥主动性好,我认为机会大于挑战。
特朗普上台导致美国国内严重分裂,他没有能力重新让美国团结起来,美国内部分裂会使这个国家再次伟大面临很多困难。应该说,今后四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所有大国都是实力下降的趋势。这时候谁衰落得慢,谁就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智慧,是整体处于向后退的情况下谁有本事利用这个向后退的趋势,利用得好的就叫做有战略机遇期。
总体来讲,经济方面我不认为有特别大的挑战。虽然会增加一点政策压力,但是我觉得仍然有机会。机会在于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历史发展有几个进程。上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50年代,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60年代民族主义盛行;90年代自由主义盛行,被称为历史的终结。但是,后来出现了反制度主义,开始挑战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又兴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弄得到处打仗。现在,又兴起了新的一轮反制度主义,或者叫民粹主义。这个新潮流带来一种新的政治变化,谁能抓住这个政治变化,利用好这个政治变化。我不是说随大流,而是你怎么利用它的问题。利用好了,你就能在这个动乱之间能够实现崛起。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是针对中国的。我们不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处于劣势。但今天有很大变化。昨天和约瑟夫·奈吃饭,他说你看特朗普还没上台,突然全世界就有了一个观念的改变,认为维护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再是美国了,得靠中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自由主义长期都在攻击中国,现在却说需要中国来维护。我不是说我们要维护,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至于怎么利用这次自由主义受到挑战的机会,该做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201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叫做“黑天鹅之年”。2017年,我预测将是更加不平凡的一年,将是一个我们会觉得非常新奇、不熟悉的一年。谢谢大家!
作者: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来源:世界和平论坛(ID:worldpeac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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