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余波中,在知识界对启蒙理性所做出的浪漫回应中,形成了民族浪漫主义,这种思潮有一种自我意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中挖掘出民族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因此学术研究也成为一种爱国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资助学者,让他们整理历史文献,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从而表达政治独立的渴望,在此背景下,出版了诸如《日耳曼历史文献》《希腊铭文集成》《拉丁铭文集成》《匈牙利历史文献》《主簿丛书》等大型文献丛书。毫无疑问,这些行为规范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更直接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职业化。
职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出版丛书与百科全书,大学开始设立院系等。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学术研究出现了高速制度化的历程,出现了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层面的研究机构、协会等,如一八五四年匈牙利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建立,一八六六年成立的帝俄历史学会,一八六八年英国建立皇家历史协会,一九〇〇年成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
这些机构创办高水平的专业期刊,发行单一学科的专业杂志,积极推进史学的职业化,丹麦的《历史杂志》创办于一八四〇年,是最早的民族史学杂志。德国在历史研究的欧洲化方面更是先驱,于一八五九年创办了《历史杂志》,被誉为 “第一本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性的史学刊物 ”。各国都在创办自己的史学杂志,芬兰一八六六年创办《历史档案》,法国一八七六年创办《历史杂志》,意大利一八八四年创办《意大利历史杂志》,英国一八八六年创办《英国历史评论》,美国也于一八九二年创办《威廉玛丽季刊》,一八九五年创办《美国历史评论》。史学的职业化通过创办杂志初步完成了自身的话语平台系统,成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纽带。
一系列官方出版物问世了,奠定了以后专业史学著作出版的基本模式。法国出版了十二卷本的《世界通史》。英国出版了十四卷本的《剑桥近代史》、八卷本的《剑桥中世纪史》、十二卷的《剑桥古代史》,形成了所谓的 “剑桥三史 ”,开创了自身品牌,成为当代史学写作的一种重要模式。
普及历史教育的书籍以指南为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其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当属于《历史研究导论》(一八九七),该书基于索邦大学的一整套课程,由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后来成为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朗格卢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研究十九世纪政治
史的历史学家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编辑出版,不久便被译成其他多种语言,对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