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通过对传统工业化架构的系统重构，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并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迁对主要解释工业劳动的传统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挑战。劳动控制权争夺是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核心议题。该理论认为，资本主要通过对劳动组织方式及劳动者技能结构的改造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然而，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了数字技术和人类劳动的深度结合，重塑了劳动组织方式，改变了劳动者的技能形成。
现代工厂制的劳动组织方式加上大规模使用的自动化机器重组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了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劳动者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工厂化劳动组织方式的内核是理性科层制，这种生产制度安排契合了工业技术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种适配于工业化生产逻辑的组织形态：工厂组织使得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形成了规模化的集中效应，通过高度精细化的专业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助于质量管控进而降低生产失误的可能性。工厂制下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上移过程尽管充满了斗争，但却是适配规模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一般而言，资本家会通过技术控制、组织控制、规范控制三种方式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全方位地收拢在自己手中。
技术控制主要作用于工业产品的生产环节。通过机器生产技术体系，资本重组了整个工业生产流程，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稀释分散到工业流水线之中。车间内的标准化作业流程有效巩固了资本在工厂内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相比之下，“去技能化”的劳动者只能追随在机械运动之后，沦为机器生产体系的构成部分。
组织控制主要涉及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通过建立适配于机器大生产体系的工厂管理模式，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延伸到整个工厂组织结构之中。20世纪产生的以流水线作业和M型组织结构为特征的福特制建立了分层控制和人事干部控制两种管理方式，使劳动者依附于工厂组织体系之上。
规范控制是指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塑造。在技术和组织控制的基础上，资本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职业伦理灌输以及福利关爱等方式，不断规训工人的意识形态，塑造他们对技术、生产以及工厂的情感认同，使工人群体对机器化劳动过程形成新的集体意识，制造他们的“同意”。以布洛维为代表的现代劳动过程理论认为，规范控制合理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强化了资本对工厂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控制，形塑了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政体。
从工业劳动的技能形成路径来看，劳动者主要掌握的是学习及应用工业机器的能力，即在理论知识学习、使用人工物——比如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的劳动实践中逐步养成的技能。就技能形成周期而言，尽管因为行业、工序以及工种差异，技能形成周期不同，但相较于第一、三产业，工业劳动过程中的技能形成周期普遍要更长，从初级新手进阶到熟练工，再到技能精通者，需要更长时间的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训。同时，劳动者个体技能需要进一步拓展为工业组织的技术能力方能更好地提高劳动效率，形成工业竞争优势。所谓工业技术能力是指能够有效使用工业技术知识的能力，它是工作组织的知识、劳动者技能和经验的集合。因此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工业劳动技能的形成具有较强的组织依赖性，几乎所有工人都需要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长期摸索方能逐步积累其技术能力。
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扩散与应用改进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推动了工业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在改变劳动组织方式的同时也重塑了工业劳动过程，由此催生了不同于工业劳动的数字劳动样态。
数字时代的经济具有生产协作网络化、产品服务个性化、市场响应及时化等新特点。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扁平化、柔性化的业态组织——数字平台企业成为数字时代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平台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的技术平台”，具体而言，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的社会化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数字平台能够组织大量社会资源实现超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平台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技术集合体；二是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工作场地具有极大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这会导致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类工作关系高度疏离和离散化，这会对数字劳动者的团结和集体意识产生直接影响；三是数字游民依赖平台系统获取业务，他们需要逐网络而居，择平台而栖，这导致他们的生产世界与生活世界相对融合，其职业身份也趋于多元化和模糊化。在数字劳动组织过程中，这种社会化特征一方面意味着数字平台对社会资源更加依赖，另一方面也使数字经济更具有共享性。
数字技术拓展了劳动过程控制的时空向度，使劳动时间和劳动作业场景都发生了不同于工业劳动的转变，呈现“去同步化”与灵活化的特点，拓展了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时空边界，使之深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相较于工业劳动主要依赖外在控制手段，数字技术不仅拓展了数字劳动的时空边界，也使劳动过程参与主体多元化，劳动控制也更为隐蔽。
数字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主体不再局限于人本身，而是扩展为人与人工智能的双劳动主体。有学者认为以人机融合为主要内涵的数字劳动将会是人类劳动形态的发展方向，并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数字技能的形成路径需要劳动者在操作技术前学习基本知识，并在操作的过程中掌握算法收集数据的逻辑、人工智能学习的路径等隐性知识，并形成把控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劳动者对身体默会和肌肉记忆的依赖程度小，更需要的是能够在数字工具与数字产品之间搭建起关系结构的思维能力与组织能力。因此，数字劳动者的技能养成更多依赖体外化的机器学习与逻辑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技术不仅无法替代劳动者技能，而且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劳动技能的衰退速度要明显快于工业劳动。这就需要劳动者不断地更新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所谓的“技能极化”现象：需要高技能水平和低技能水平的工作类型就业增长速度最快，而处于中等技能水平、参与“可编码”日常任务的数字劳动者面临更大的就业岗位替代风险。
数字技术所产生的孪生现象赋予了数字劳动新的内涵和意义：一方面，数字劳动通过对物理空间里的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映射，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逐渐由“劳动者—实物劳动资料”的直接结合，转向“劳动者—数据要素—实物劳动资料”的间接结合，这种转变最终导致劳动过程的割裂和劳动者的分化；另一方面，在劳动者参与数字劳动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能够监控现实的劳动过程，也在建构信息化的劳动过程。借助数字技术产生的孪生效应，数字平台使用者也参与到了数字劳动价值创造过程之中，出现所谓的“受众劳动”。数字劳动及其产生的孪生效应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劳动的全新劳动过程，如果说依托工厂体制而展开的工业劳动是传统产业模式运行的基础，那么依托数字平台的数字劳动则逐渐成为当下产业运行的主流样态。而经典劳动过程理论所关注的诸如劳动过程控制、劳动者技能形成等议题也面临着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工业劳动到数字劳动，数字技术推动了产业运行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劳动过程。在这个数字技术主导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被裹挟进入一个更加开阔多元的劳动场景之中，劳动灵活性增强，劳动者对组织的从属性减弱，雇佣劳动关系模糊化。
虽然劳资零和冲突关系转向了数字劳动中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共赢，但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能够对数字劳动过程实施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管理。与工业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生产劳动类型相似的是，数字劳动过程不仅受到数字技术力量的形塑，也受到社会力量的建构，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紧密相关。因此，面对不断革新的数字技术和多元的数字劳动样态，数字时代劳动过程理论发展需要在具体化、情境化的数字劳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