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12月21日，原标题为《瞭望专访｜蔡昉：十四五，应对老龄化的最后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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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我国有可能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转折点，生育率下降快、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成为重要的新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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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可能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这是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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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将出现短暂放缓，给制度建设和资源调动留出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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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生育率争取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路线图，经济社会发展应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蔡昉
十四五：应对老龄化的最后时间窗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第一次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
表示，由于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人口均衡发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蔡昉看来，
“十四五”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我国发展有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风险挑战，存在于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居民消费潜力、涉老产业发展等与人口均衡状况相关的领域。
蔡昉认为，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瞭望》：如何认识“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蔡昉：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提前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
，这一趋势将带来一系列严峻且影响长远的挑战。
首先，我国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皆呈现不可逆的趋势。
每次人口普查之后，都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平均的终生生育孩子数。总和生育率低于2.1，意味着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进入人口负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生育率降到了2.1这一更替水平之下，就是说我国低生育水平处在更替水平之下已近30年了。
随着人口寿命增长，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将导致老龄化迅速提升，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国情。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增长将逐年减速，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在这一时期显现。
其次，由于我国生育率下降快、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
一方面，人口转变、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政策影响。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随之加快，同时生育政策也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
即使在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也会造成养老负担过重的情况，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日本为9.4%，意大利为16.2%，法国为13.9%，降低替代率成为弥补养老金缺口不可回避的选项。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虽只有5.3%，但由于未来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压力必然加大。
我国总人口到达峰值，然后进入负增长，这一转折点大概率会发生在2025年。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中人口特征的变化，把握人口老龄化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发生，在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出现负增长。
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速度过快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都将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
第二个转折点大概率发生在2025年，即总人口到达峰值后进入负增长。
这一转折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如果说2010年的第一个转折点对供给侧产生影响，那么第二个转折点的影响则将更多表现在需求侧。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后，投资增速也随之下降，此时就特别需要以消费需求补上投资需求的降低。而消费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要关注人口特征的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防止出现产生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瞭望》：基于国情实际，如何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蔡昉：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可能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影响经济增长和养老能力。
这是老龄化社会的规律性现象，可将其称之为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曲线”。
结合中国国情来看，这三条曲线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一个递减的曲线是劳动参与率下降。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指16～65岁或者15～59岁或者16岁以上人口。
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有什么特点呢？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概在50％～60％之间。然而，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较大，形成了倒U字形曲线。其中，30～50岁之间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候；50岁后劳动参与率便迅速下降，55岁降至平均水平，且由此呈现直线下降。
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时间点也将更早来临。
第二个递减的曲线是人力资本的递减。
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存在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之间的相关性，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趋于降低。这是一个阶段性现象。
当老龄化开始，新增劳动力逐步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就会随之放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从24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最高值之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会有所下降。
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可能因教育程度不符合岗位要求，就业难度随之增加。
第三个递减曲线是消费能力递减。
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可将居民家庭分为老年型和年轻型。
年轻型家庭的消费特点是，与就业相关的消费类别占比较高；而老年型家庭在这方面大幅低于年轻型家庭。
同时，与教育相关的消费，老年型家庭更显著低于年轻型家庭。老年型家庭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总的来看，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有其与年龄相关的特殊性。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需从三条“递减曲线”入手，设法阻断或减缓曲线的递减程度，以此缓解老龄化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窗口。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这一阶段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
由于年龄结构变化的历史因素，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短暂放缓。因此，养老资源需求特别是护理需求的压力还不是非常突出，给我们留出了制度建设和资源调动的时间窗口。
但同时，这个“暂停”十分短暂。
70岁及以上人口占60岁及以上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2020年为39.9%，2025年预计达44.3%，随后一段时间的提高速度相对平缓，而到2040年则将大幅度提高到55.2%。
因此，
必须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个时间窗口，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做足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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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侧来说，老年人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劳动者，他们的人力资本、经验、技能仍有优势，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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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侧看，老年人群体是中国超大规模消费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把老年人群体的供给侧生产能力以及需求侧消费能力充分挖
掘出来，有利于将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转化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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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济南英雄山公园，62岁的健身爱好者刘刚在练习石锁 朱峥摄
《瞭望》：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一重要窗口期，应做好哪些应对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