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永华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年3月
定价: 49.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3253340
社祭与厉祭在我国源远流长，汉唐时代曾尝试在乡村推行社祭，但历代厉祭未在曾乡村推行。讫于明初，方才在乡里层面建立里社坛与乡厉坛，推行社祭、厉祭制度。这一制度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从闽西、徽州等区域的情况看来，这个制度对乡村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在一些地区的社会文化景观中找到这一制度留下的印记。本书梳理历史上社祭、厉祭的源流，考察明初里社坛、乡厉坛制度的出台和推行，综合分析这一制度给明清乡村带来的影响。
厦门大学学士、硕士，麦吉尔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经济史。撰有中英文专著
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2013)，《礼仪下乡》（2019），评论集《时间与主义》，兼任“历史-人类学译丛”共同执行主编，并主编、翻译著作多种。
附：【纪要】刘永华_里社坛与乡厉坛：
一个明代制度的"社会"命运
2019年10月22日（周二）晚19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中国宗教的转型与发展”工作坊第八期活动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做了题为“里社坛与乡厉坛：一个明代制度的‘社会’命运”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付海晏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刘永华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进行了解读。刘教授认为，当前我们所常用的“社会”一词，是在近代从海外引入的。而在中国本土的历史传统中，亦有“社会”一词，只是意涵不同，意为“社之会”，即地域社会。
接着，刘老师谈起了研究缘起。此前，学界对于社坛和厉坛（下文简称“两坛”）已有一定研究。如日本东洋史学者滨岛敦俊教授认为“两坛”在江南地区并未留下太多痕迹，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则对社与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刘老师本人在闽西四保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曾注意到田野点附近的“两坛”历史痕迹，遂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两坛”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才通过国家制度推行至乡间。刘永华老师的研究旨在展示出这一“礼化为俗”的过程，是理解王朝礼制与地域社会互动的切面。
明初，《洪武礼制》规定，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同时，从社坛誓词中也可看出，立坛具有抑强扶弱的功能，因而能够推动地域社会建立守望相助的关系。同样地，《洪武礼制》也对厉坛做了规定，使其在国、州、县、乡各级都建立起来。乡间厉坛通过城隍来祭祀“无祀鬼神”，请鬼神保佑良善之家，阴谴恶民恶官。王朝礼制的推行，使两坛在明初普遍建立，但是其在各地的持续时长不一，在明后期又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到了清代，国家层面不再设厉坛，对民间则不作要求，于是州、县、乡层面的厉坛得到了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