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贾鹤鹏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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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某重点高校20年流失200多教授”、传统名校兰州大学“流失教授可以再建一所兰大”的说法，每一次见诸媒体，总能引起人们的热议。
笔者最近分别与西北和东北几所著名高校的教师交谈，发现没有一个学校不存在高端人才流失的，尤其是长江学者和杰青。
东南部沿海高校到中西部和东北高校挖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且这一现象一度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频频发文，意图规范高校“挖人大战”。
笔者查阅了教育部近年相关文件，发现早在2013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支持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高校流动，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
到了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办公厅又再次发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对去中西部挖人说“不”。只是，这一次口吻变软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继续加大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倾斜力度。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这些教育部公文一般公众或普通教师并不会去注意。但原教育部副部长沈晓明（2017年4月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在今年年初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例行发布会上对这一问题的“曝光”，则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不久召开的两会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人才流失成为了教科文卫委员和代表们讨论的焦点。
5月25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在北京成立，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集体签约加盟。据报道，联盟发布了《高校人才工作联盟公约》，提出杜绝违规引进人才，杜绝片面依靠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鼓励人才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建功立业，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高校引进人才等多项内容。
就在近日，中组部、教育部又联合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再次表示， 反对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
为何高校“挖人大战”禁而不绝？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孔雀东南飞与高教人才流动
中西部以及东北的人才流失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才不断东南飞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的初年，中西部流失的更多的是工程师和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高校教师固然流失不少，但大多数是转行进入工业界。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人才流失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议题被讨论。
因为，沿海地区当时高等教育并不发达，尤其是广东福建两省。如今被称之为创新之都的深圳，在很多年只有一所深圳大学，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在很长一段时间，沿海地区的党政领导恐怕也觉得高等教育是投入高产出低的不划算买卖。需要人才，内地过来的人有的是——当时的工资差距实在太大了。需要技术，也主要是去看看内地高校有什么技术转让，最多是聘请一些工程领域的高校教师来兼职指导，在本地实现研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模式完全符合中国沿海工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而“一补”是指补偿贸易）的特点。自然，内地知名高校也没有受到严重的人才流失冲击，甚至比起国企或医院，高校的人才流失状况还要好一些。
甚至在刚进入21世纪，沿海省份度过了资本积累阶段，开始大幅投资办学时，内地高校都谈不上遭受大的冲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者。为何这么说？首先是内地各个重点高校的学术型研究生有了就业地点。其次则是为满编的教师提供了流出目的地。须知世纪之交时，正是诸多大学大刀阔斧地合并之际，在此时，大多数情况下人才流出减少了合并过程中的管理成本，是受到欢迎的。
不仅如此，当时沿海地区开始投资兴建的地方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远远构不成对内地知名高校毕业生的竞争，毕竟还是存在档次差异。而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内地高校的知名教授作为大学中重要的学术资源，往往也不屑于“流失到”沿海的新兴高校去。
人才迁移（或不迁移）的体制背景
之所以内地知名高校当时没有因为沿海高校的扩张成为“losers”，甚至能从中得利，固然有沿海新兴高校学术水平较低的原因，但这也与体制安排密不可分。
在当时，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甚至都要去跑关系，博士授予点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沿海新兴高校可以说完全没有条件参与人才竞争，而只能成为享有各种学位学术资源的内地知名高校的“下家”。好在当时的沿海高校，除了部分中心城市既有的985、211院校外，其他并没有承担科研任务，解决当地高等教育入学率是这些学校的最重要任务，而这一点不需要与中西部争抢高教人才。
在缺乏博士点、甚至还没有硕士点的情况下，在科研日渐需要支撑系统的情况下，沿海新兴高校即便工资高一点，也很难对内地知名高校的大腕学者构成吸引力。毕竟，在此时，论文发表已经开始成为最主要的考核标准了。何况，当时沿海新兴高校工资待遇高于内地的部分，也主要是因为地区平均工资较高，而对于内地知名教授而言，既然具有了知名度甚至是长江学者等标签，基本工资也就不再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另一种人才流动还是让一些传统名校出了血，那就是一线城市中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等高校强势崛起，尤其是清华和上海交大开办文科，让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内地高校的文科博导大幅流失、深受伤害，甚至一度去告御状。但当时的人才流动，与时下的高薪拼抢标签人才，在强度和广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相比于跳槽，在那一时代更加流行的是兼职。一名长江学者或院士，往往要在包括沿海高校在内的多所科教机构兼职。内地知名高校与沿海新兴高校之间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相得益彰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平衡却在最近几年，伴随着各种人才标签计划的出台被打破。这包括千人、青年千人、扩大的长江学者、青年长江、杰青，也包括各省市的冠名人才（如东方学者等）。是因为各种人才计划的实施才带来挖人大战么？
“挖人大战”挖痛了谁？
最近几年，平衡被打破，高校之间演化成高薪挖人大战，长江学者和杰青级别的教授动辄可以获得百万甚至更高年薪，往往相当于一名普通正教授年薪的5到10倍。高校人才战演化到此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无疑，不论是学术界还是评论者，以非议挖人大战者为主。但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进步，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如此。这具体体现为，第一，作为人才流入地的沿海高校不但具有了自由裁量的竞价资源，也至少有了利用竞价者的能力。虽然博士点还是一如既往的难，但二级博士点、挂靠博士点至少能让被挖的大腕学者们有能够开展研究的人力资源。第二，人才流入地的沿海城市政府愿意出血本来支持自己的高校引进人才。
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流出也有其进步意义。首先，长江学者、杰青等作为人才，有了市场化的价码。按照市场经济，一种商品只有有价格，才能形成市场对其资源优化配置。其次，这意味着人与事的分离，也就是说，长江学者这类特定称谓，并不再与该学者原来所在的单位绑定。第三，则是标签人才们领衔的科研项目与所在单位的分离，即使课题费的切割可能还不容易。
这三点“进步意义”看起来简直像马克思论述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人（商人、工人、企业主）对封建从属关系的解放！
但中国问题的诡异就在于，这些“进步意义”恰恰来自于这“从属关系”。长江学者们可以自由流动了，但谁来决定哪位是长江学者？何以被炒高价格的，都是被特定机构赋予了标签的人才（或者有极大可能成为标签人才的学者）而不一定是学术同行认可的学有所成者？为何挖人演变成为大战要发生在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广泛确立之后？为何省属的标签人才往往不会成为被外地土豪高校重点盯挖的对象？
不用问，标签人才成为挖人大战的核心，是因为他们可以被利用。而挖人过程中，标签的含金量大于标签持有人学术能力的含金量的原因，就在于标签的作用大于学术能力。因为标签可以直接被用于各类评估，尤其是两年前开始的“双一流”学科评估。而“双一流”学校与学科评估的酝酿和启动，恰恰是在各项标签人才计划得到初步确立并结出果实之后。“双一流”的评估，标准很多，但共同之处在于，各种数目字的指标占据了核心的权重，其中，各种标签人才的数量则是最重要的数目字之一。
这就可以解答我们上面的问题：各种人才计划的实施带来挖人大战么？ 各种标签人才计划的实施当然有其巨大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在行政化思维主导的科教管理体制下，各种标签人才计划往往也会迅速孕育出将标签做法当成政绩的思维，作为攀比的资源，并进一步演变成进行政策评估的指标。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出的何以“挖人大战”出现在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推出之后。在一定意义上，“双一流”评估也是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推出的自然延伸。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省市自己推出的各种名号的标签学者，在全国性的“双一流”评估中往往不算数，也不会成为被挖的重点对象（当然，兼具省市标签人才与全国性标签人才者更加抢手）。因为既然是标签，其背后就负载着一整套的行政逻辑。省市认可的人才，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标签，往往不能纳入全国性的评估，并进而无法成为为了满足全国性评估而进行的人才逐猎的对象。
本文无意于探讨“双一流”学校与学科评估自身的是是非非。此处只是呈现这种观察发现。并且，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教育部两个管理人才流动的文件，从2013年的“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变成了2017年的“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其中发生变化的原因似乎也有了答案。在挖人大战中，中西部和东北高校固然损失惨重，但应该感到痛的，应该不止是这些高校。 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鼓励将标签人才作为学校、学科评估的指标，这最终也会伤害到教育体制自身。
破解“挖人大战”的思考
高校人才联盟的成立，也许有助于在盟校之间短期内遏制高薪挖人。但毕竟加盟院校都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而作为挖人方焦点的若干地方“土豪”高校，则不在这个行列。即便以加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而论，仅仅靠盟约是否能管住面对学校学科双评估的压力而意图增加和壮大标签人才数量的高校，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至于盟约中所说“杜绝违规引进人才”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并没有明确的“规”被放在那里，何“违”之有？
君不见，从形式上而言，“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的禁令，从纸面上本来可以很容易执行，比如把标签人才获得者与中西部高校绑定，在一定年限内一旦跳槽则取消长江学者资格。无疑，教育主管部门不愿意背这个把教育体制带回到“封建时代”的黑锅，何况如上所述，大规模挖人的肇始源头恰恰就在禁止挖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那里。
要破解挖人大战，靠人才联盟显然不够。要充分相信，大学校长或主管人事的党委书记都是理性人。他们绝没有动力耍大方。出200万的年薪，自然要求有回报，这回报就包括通过在双评估中抢占有利排位而为学校争取到的资源，以及通过囊括标签人才的数量来为地方政府这一金主交差。
也要相信，被挖者的举措，也充分体现着市场人的理性。何以在本轮人才大战中院士很少被挖？一方面在于，人才流出方的高校，往往在院士当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研究所依赖的各种资源，也往往与本单位盘根错节交错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放弃原单位并不划算。而据笔者了解，保住院士也成为人才流出高校的战略底线，“决不能让院士在本届任期内流失”成为不少校长的口头禅。这也就意味着，贵如院士者，如果注重物质待遇，很多待遇是可以通过原来所在单位加兼职得到满足。
所以，只要“禁止挖人”规则的制定者们减少了导致集中挖人、突击挖人的政策，则高校人才流动，就恰如各个领域一样，虽然仍然会延续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但也会因为学术市场资源的配置不时出现反转。那时，人才仍然在流动，但不一定是标签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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