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68 蔡泽洲 | 以色列，后来

笔者按： 本文为笔者今年冬天去以色列参与冲突解决课程后的随笔。一月结束行程后一直没时间总结；近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巴以双方冲突加剧，择日不如撞日，是时候做个回顾。笔者系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思源十二期成员。曾任院学生会主席，获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全校毕业典礼毕业生发言代表。

以色列之行给我带来最大的改变或收获有两点。其一有关 人性、共情和同理心 。那些和平建设者(peacemaker)放下仇恨、理解对方的勇气令人印象深刻；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形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二有关 大世界和小个体、大时代和小人物 。在地球这一头，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在书桌前读书、在写字楼工作，在远隔千里的那片古老土地上，另一些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仿佛“平行时空”，仿佛“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相关”。

今年一月我参加了乔治梅森大学在以色列开设的冲突解决课程。一位美国犹太裔教授带着一行二十多个学生在耶路撒冷、太巴列和特拉维夫几个地方讲学。我们在东耶路撒冷呆了最长的时间。东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首先，东耶路撒冷包含耶路撒冷古城，著名的犹太教哭墙、伊斯兰教圆顶清真寺和基督教苦路汇集于此，其神圣性可想而知。其次，东耶路撒冷是一个虽由以色列控制但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的地区，其争议性可想而知。而就在我们去耶路撒冷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一宣称在当地引起了一些冲突，甚至发生巴勒斯坦人在古城附近刺伤行人的事件。所以，在东耶路撒冷六日，我确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氛围(tension)。

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我们从小生长在 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很少体会过暴力冲突;对别人也很少产生根深蒂固的仇恨之感。所以在讲故事之前，我想先铺垫一下所有故事的背景(context)—— 巴以双方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仇恨和误解，对彼此的生活完全无知，更不愿去了解。

我想讲的第一个关键词是 身份认同(identity)：我是谁？

于巴以双方而言，一方面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体现在双方聊到彼此时划出的明确界线—— 我们和他们(we and the other) 。举个例子，巴以双方分住于东西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的分界线并非一道明确的隔离带/墙，而是一条马路。然而你能想象的到吗？一条非常普通的马路而已，很多人却一辈子也没有跨过它去到“另一边”——“他们”的一边。

第二个例子有关以色列的教育系统。以色列针对四种不同身份的人实行四种不同的学校系统，分别是世俗犹太教以色列人(Jewish-Israeli-Secular)，建国主义犹太教以色列人(Jewish-Israeli-Nationalist)，极端正统犹太教以色列人(Jewish-Israeli-Ultra-orthodox)以及阿拉伯人(Arab)。由此，以色列公民根据自己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进入不同的学校，上不同的课程，学不同的语言， 最终被塑造成不同的人——他们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人。

另一方面因为冲突和占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可以说非常缺失身份认同，这一点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身上显得尤为明显。记得有一晚我们几个人走到耶路撒冷古城的穆斯林聚居区，遇到几个非常热情的巴勒斯坦店主，这些小哥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首先，他们不是以色列公民；虽然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给他们颁发以色列公民身份证和护照。其次，虽然他们从民族上讲是巴勒斯坦人，但因为不住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范围内，所以也没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颁发的身份证。现在，他们手上拿的是以色列政府颁发给他们的不同于公民身份证的特殊身份证，用以出入以色列控制地区；以及约旦国颁发的护照，用以国际旅行。他们在聊天时很明确地对我们说，“不知道自己是谁”。

身份认同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学期上诺奖爷爷乔治·阿克洛夫的课，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创设了身份经济学的概念，将身份（identity）引入经济学模型，解释身份对人们决策的影响。显然，在巴以冲突的语境下，他们强烈而又模糊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这一点我将在下面的一个故事中详细展开。

我想讲的第二个关键词是 “和平建设者”(peacemaker) ，也是我们此行主要的拜访对象。在巴以双方彼此仇视的大背景下，和平建设者可以算是“异类”——他们致力于促进双方的了解、理解和尊重，直至最后的和平共处(co-existence)。此行我们见到了来自两方的和平建设者，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他们大多有着这样共通的经历：至亲在战争中被对方杀害，自己参与过对抗，例如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一直以来都视对方为敌人(enemy)和士兵(soldier)；直到有一天，出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对方的普通人，听他们的故事，得知 原来他们在战争中也丧失了至亲，原来他们也有痛苦，原来他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从此卸下盔甲，抛除偏见，开始做和平建设的工作。

A先生是巴勒斯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和平建设者，他也在以色列重点关注的名单里。A先生出身于一个政治家庭，母亲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层领袖。在A先生六岁时，以色列军人冲进家中，羞辱家人、殴打母亲。那时他萌生的想法是，愿意为巴勒斯坦国对抗以色列献出自己的一切。后来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期间，他参与斗争，被抓进去前后共九个月，出狱后成为巴勒斯坦社区领袖。紧接着1989年，他跟母亲一同被抓进去，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十年。他那时很年轻，18岁左右，整个人的价值观完全破碎。不曾想，监狱十年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监狱成了他最好的大学，他在这里学习英语、希伯来语、哲学、数学等等。他还和所有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一起组建了教育、谈判、安全等五个委员会，竟在监狱里构建起巴勒斯坦人的组织体系。而他在监狱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认识到非暴力(non-violence)的力量。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后，他和母亲进行了一场17天的绝食，最终获得了以色列军方对他们在监狱里自由活动的许可。这场绝食让他意识到非暴力和人性的力量。他开始学习曼德拉，学习甘地。

从监狱里出来后，他和狱友们建立起巴勒斯坦国各种机构的雏形，他负责安全。机构稍有起色，碰到奥斯陆和平协议失败，他的希望破灭，遂辞职。再后来有一天，他碰到一群以色列定居者(Israeli resident)，被他们用枪打中膝盖，而自己的哥哥不久后更是被以色列军人暴力打死。他非常愤怒，价值观再次破碎，也再次开始追寻正义的求索。

2001年的某一天，一对丧子的以色列夫妇突然打电话到他家，希望与他们家人见面，寻求和解。他很震惊于他们的举动，更震惊于，他的母亲——一个长期致力于领导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的战斗者竟然接受了对方的请求。那次会面彻底改变了他。 生命中头一回，他发现犹太人竟然有眼泪，他们竟然会哭泣、会痛苦、会伤心欲绝。 从那以后，他说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因为把敌人单纯地看做敌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 当他看到敌人的眼泪、认识到敌人也是普通人的时候，他便要同时肩负起对两方的责任。 自此，他成为了一个为寻求解决措施而努力的和平建设者。

我从未在一个仇恨和冲突如此深重和集中的环境中生活，所以无法全然理解和体会对方所说的痛苦。但我可以想象，如果有人杀了自己的至亲、夺了自己的家园，那种愤懑和仇恨不是一般人在短时间内能够消解的。所以，当那些和平建设者说到开始理解曾经的仇人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是经历过多少的挣扎和反复。 他们对仇恨释然、对仇人谅解，也就成就了新的自己 。

还想说老爷爷R先生的故事。先说我们教授和他的相遇。前面提到，教授是个犹太人，而R先生是巴勒斯坦人。教授在二十多年前某一天来到R先生所住村落，一时迷了路，遇到R先生后被热情邀请到家中坐坐。当时教授心里其实有些害怕，毕竟是去“他们”阵营的人的家中，但是人生地不熟，教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屋。一进屋教授心里更是咯噔一下，因为他发现屋里还有另外九个巴勒斯坦人，都是R先生的朋友。 于是那一晚，教授一个犹太人，被10个巴勒斯坦人围坐在中间 ，心情从十分忐忑甚至幻想着最糟的结果，到发现大家像对待同胞一样对待自己而放松下来，甚至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这样的经历终生难忘。后来，教授和老爷爷R先生成了至交。

关于R先生的故事，我想回到之前提到的身份认同概念。R先生的身份本身就很特殊，他是一个信仰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而他对身份认同这个概念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身份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有关，而与一个人的国籍和宗教无关。他认为，生活在当下的人应当放下历史包袱，不要为了几千年前自己祖先之间的冲突而继续仇恨彼此。他还提到巴勒斯坦人的被动性：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总要等待别人为他们站出来说话？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自己不能去争取和平、自由和改变？例如，他认为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应该去参加地区投票、选举市长，只有这样,他们的声音才能被当局者听到、他们的权利才可能被保护。只是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如果自己去投票，就代表自己承认东耶路撒冷地区是以色列的一部分。R先生认为这样的想法很可笑，恰恰相反，他觉得如果在耶路撒冷能有这样的改变，可以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改变。他相信人性。他认为很多冲突来源于双方的无知，只有双方越了解彼此，对彼此的仇恨才会越少。其实R先生的想法非常理想主义，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但他坚定地相信着，更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他现在经营一个巴以双方共同生活的社区，内有学校、商店、医院、农场等，是对巴以双方共存模式的一种探索，做的很成功。

在这里，我想提一点诺奖爷爷有关身份认同的理论(解释能力有限，可跳过)。他认为，人在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常规经济学理论提到的效用最大化，还会纳入身份认同这一要素。例如，身为巴勒斯坦人，因为自己的身份，在与以色列人互动时，无论一个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效用，首先这个行为应带有对抗性。然而现在R先生(及其他和平建设者)却做出了相反的行为，既损失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对自己周围的巴勒斯坦朋友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损失。此时此刻，周围的巴勒斯坦朋友可以选择采取行动，重塑自己的身份，例如让他停止和平建设的工作，甚至极端点儿的——伤害或者杀害他。巴勒斯坦朋友在采取行动时会考虑：他们做出符合自己身份认同行为能得到的收益大小(a)，R先生的行为给他们造成身份损失的大小(b)，自己重塑身份所要付出的成本(c)。而像R先生这样的人决定做和平建设时也会考虑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身份损失的大小(d)及收益大小(e)，还有别人若采取行动给自己带来的伤害大小(f)。将这些要素汇总，在纳入身份认同的经济模型中至少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简化后)：

如果R先生的行为给自己造成的身份损失大于收益，那么他自己就不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即d>e；

如果R先生采取了行动，给周围巴勒斯坦朋友带来的身份损失较小，小于他们采取反制行动所要付出的成本，那么巴勒斯坦朋友就不会采取反制行动，R先生会继续做和平建设的工作，即d

如果周围巴勒斯坦人采取了反制行动，但是给R先生带来的伤害较小，与R先生自身身份的损失相加之和小于R先生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收益，那么R先生就不会被反制行动阻却，而会继续从事和平建设的工作，即b>c且d+f

最后一种情况，如果巴勒斯坦朋友给R先生带来的伤害及R先生自身身份的损失之和大于R先生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收益，R先生就会被反制行动阻退，从而放弃从事和平建设的工作，即b>c且d

从这几种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R先生的行为给自己及周围巴勒斯坦人带来身份损失的大小在各自的决策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即b和d两个要素）。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身份损失的大小呢？因素有很多，这里我想谈一谈环境和制度因素，因为如果整个环境和制度对和平建设是支持性的，那么以上所提到的身份认同的损失就会较小。这就引出第三个关键词—— 塑造和平建设的大环境 。

我们的教授对此有两个主要观点。首先是要大力支持这些草根和平建设者。他提到，如今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投入武器的钱有数以百万计，而投入和平建设的钱微乎其微，近乎于零。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我们看到的这些草根和平建设者的工作—— 他 们就像一个个“原子”(nuclear)一样，本身力量微小；但是如果足够多、且能汇集到一起，有可能为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带来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