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建立在藏品保护基础之上的。藏品不仅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博物馆事业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不仅馆舍越来越现代化，环境越来越优美，而且馆藏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文物的征集渠道也越来越广。
广州自古以来就与海外有着密切联系，对外交往长盛不衰，因各种原因而遗留海外的广州文物十分丰富。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广州既接收来自国际友人的捐赠文物，也走出国门去征集文物。笔者在文博系统工作的近30年里，曾参与了多次文物征集活动，其中有三件事比较有意义。
第一件事，新千年初，英国老人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先生向广州市捐赠了70幅19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
（图一）
。这次捐赠，意义非凡，不仅使我们认识到19世纪的广州曾出现过一种新型画种，这种新型画种至今已消失百余年，而且标志着广州拥有第一批中国外销通草画藏品，开启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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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谈起这次捐赠，我们不得不要先谈一段学术缘份。话说1995年夏，时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的陈玉环女士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学。期间，她在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看到了一批18、19世纪中国外销通草画，并订造了这批通草画的幻灯片。几年后，家住英国约克郡的伊凡·威廉斯先生，为了看这批绘画，也造访该图书馆。双方由此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信任和深厚的友谊。后来，通过细致研究，我们确认这种外销通草新型画种出自广州。
2000年冬，在陈玉环女士的率领下，我们赴英国威廉斯先生家，接收他的无偿捐赠。那次他将自己珍藏的60幅通草水彩画捐赠给了广州市。2001年9月30日，广州博物馆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在镇海楼广场举行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展开幕式及与展览同名的图录首发式。因展览举办非常成功，引起了广州市民的广泛关注，威廉斯先生在离开广州返回英国的前一天，即10月9日，毅然决定再向广州市捐赠10幅通草水彩画。
威廉斯先生第二次捐赠的这10幅通草水彩画，是在展览成功举办及图录出版后临时决定的。因此，今天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展览图录“后记”中所见这10幅通草画是写着向威廉斯先生借展的。如今，它们均已珍藏在广州博物馆里。
第二件事，美国老人约翰·库尔·科尔（John Cole cool）先生向广州市捐赠其外祖父杰伊·佛洛伊德·库尔（J. Floyd Cole）珍藏的私人物品。这是广州市首次接收美国人的文物捐赠。
笔者至今依然记得，2007年3月19日中午，年届80的美国老人约翰·库尔·科尔先生在其儿子乔纳森（Jonathan）的陪同下，专程造访广州，找笔者了解通草画一事。正是这次见面，我们双方建立了联系，彼此间有了信任。同年4月6日，库尔先生写信告诉我，他的外祖父1882年至1885年曾到访过中国，留下了10本旅行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同时还保存有书信及照片、油画、通草水彩画、版画、刺绣等一批历史文献资料。他在信中表示，如果他外祖父的这些物品能有助于了解广州历史，他们愿意捐给广州，让它们回到故土，以充实博物馆的藏品。随后，我们双方开展了深入的合作。2010年4月9日我们在广州镇海楼广场举行了一场简朴的捐赠仪式
（图二）
，出版了与展览同名的论著《东方之旅（1882-1885）：杰伊·佛洛伊德·库尔日记书信及约翰·库尔·科尔家族捐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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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第三件事，我们走出国门征集文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从英国已故国际著名纹章瓷专家戴维·S·霍华德（David Sanctuary Howard）先生的遗孀安吉拉·霍华德（Angela Howard）女士手中征集了数百件中国外销纹章瓷，从而使广州成为国内收藏中国外销纹章瓷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
早在2006年，我们就与戴维·S·霍华德先生建立了联系。当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物征集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霍华德的珍藏流向了世界各地。霍华德的藏品大多是清代康乾以来西方来样定制的纹章瓷，是广州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笔者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2013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同志利用周六的休息时间，专程走访广州博物馆，参观馆内正在举办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参观期间，笔者向陈市长汇报了霍华德先生及其藏品的有关情况，并表达了征集愿望。陈市长当场表示政府会从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在陈市长的鼎力帮助下，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使霍华德先生的纹章瓷藏品
（图三、四）
完整地入藏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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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