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夜览 |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 Arnaldo Momigliano（1940）

本文中译文由西南政法大学 王恒教授 贡献。《海国图志学刊》第二辑（ 2010 ）曾经刊发全文。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辨析了 自由与和平 两大理念在古代世界的演变，从中可得出两个推论： 第一，“自由”是征服者的 战利品 ，无论怎么变形，最终总会意味着统治的自由；第二，“和平”的奴性气质，及其作为 战败者 之战争血气被遏制的衰竭状态。 换言之，选项只有两个，要么征服以谋求自由，要么被征服并等待征服者恩赐和平。在世界晚年的沉寂中享受甜蜜的“私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犬儒幻相，毋宁说是一种安顿战败者的终战条约的执行状态。——古今自由，都需回到古老的 战争法框架 才能得到公正的理解。——这种观念弥漫着悲剧性阴影，令人不适，但正因此，才能揭示出构筑了民族世界第一层基石的真相。

▲德国大画家 AlbrechtAltdorfer (1480 – 1538) 绘制的 The Battle of Battle of Issus （ 1529 ），呈现亚历山大大帝追击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情景。这幅画具有浓烈的史诗品质，被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誉为“绘画界的‘伊利亚特’”。

海国小组在很久以前曾经对这幅画有过简单讨论，有兴趣者可点击下面“阅读原文”感受一下。

我在 1940 年 5 月在牛津语文学学会宣读了这篇论文。该论文的目的只是为古代自由史勾勒出简单的线条，其中，自由与和平的关系得到特别关照，而奴隶制问题被有意省略了。很多牛津和剑桥的朋友和我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地向他们致谢，他们是 Mr. Andrews 、 Prof. V. Ehrenberg 、 Prof. E. Fraenkel 、 Prof. R. Pfeiffer 、 Dr. P. Treves 、 Prof. T. WadeGery 。这项研究得到了 “ 知识与学术保护学会 ” （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Science and Learning ）赞助 。 【该文收录在作者的系列文集， Nono contributo alla storia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 , edito acura di Riccardo Di Donato,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92. ——译按】

和塞姆爵士（ SirRonald Syme ）一样，我对奥古斯都并无特别的好感。然而，自从来到英格兰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有一种品质并未得到历史学家们的充分赏识：“ Pronuntiabat dulci etproprio quodam oris sono, dabatque assidue phonasco operam. ” 【“他用圆润适中的声调发表演说，并且保持一种长久的力量，就像雄辩教师那样。”出自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之“神圣的奥古斯都”篇，第 84 节。——译按】 他是一个好的语音学家，尽管专制。可以确信，它不是英国的语音学。

与语言无关，就像我的研究仍未得出定论那样，我将有其他的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但是，我接下来要进行的考察会显得有些乏味，这种乏味是确凿性的首要特征。我期望你们能够赞同。

很少有历史论文能够像本雅明·贡斯当写于 1819 年的那篇《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一样得到如此深刻的赞赏。贡斯当第一个清楚地看到，起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并由德国哲学所润色的现代自由观念，与古代的自由形态存在深刻的差异。贡斯当有双重的目标。他首先试图表明，现代世界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政治和道德进步。从这一角度看，他的论述是“古今之争”的最后一幕。但他还试图证明，古代自由不能再作为现代政治的模式。卢梭、马布里神父以及法国大革命对古希腊和罗马习俗、制度的模仿，误解了古代观念和现代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古代自由的基础在于通过直接参与城邦管理而统治城邦的权利。古人对个人权利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私人生活方面，个人被国家所控制。作为一个公民，个人能够决定战争与和平，有资格判断并控制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臣民，他简单地使自己的行为与国家强加的准则相一致。公民在公共事务方面是主权者，在私人事务方面却是奴隶。贡斯当特别关注斯巴达和罗马，认为雅典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但他认为，在古代，政治自由构成了自由的根本特征：“ le partage du pouvoir entretous les citoyens d’une m ême patrie . ” 【“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译按】

现代自由是个人权利的保证书，“ la s écurit é dans les puissances priv ées . ” 【“私人力量的保证。”——译按】 现代自由以保存个人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为目标。因此，现代自由不能像古代自由那样容忍奴役。现代自由认为贸易自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贸易自由对古代自由却没有太多重要性。但是，最能体现现代自由的制度是代议制，它是一种使私人生活在民主政府下得以受到保护的工具。

贡斯当的现代自由观念与洪堡的理论并无实质上的差异。洪堡认为，人的理性不能欲求超过以下这一限度而要求更多的条件，即每个个体都享有发展自己的最完全的自由：因为人的真正任务是形成自己的人格。但是，尽管洪堡事实上推动了新自由观念的发现，但他仍确信自己描述的是古代世界的理想。洪堡对新自由观念有重大的贡献，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古代模式的断裂。 【 Cfr. A.Momigliano, “Genesi storica e funzione attuale del concettodi ellenismo”, Giornale critico dellafilosofia italiana 16, 1935, 10-37, poi in Contributo 165-193. R.Pfeiffer 有价值的论文“ Wilhelm von Humboldt der Humanist ” [ 载 Die Antike XII, 1936,35-48] 并没有太多注意到自由问题在洪堡思想中的重要性。 Cfr. H.Prang, “W. v. Humboldt’s Anschauung vom Wesen der Antike”, ibid. , 131 ff. 】

现代自由观念把个人作为价值，这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闻所未闻的，对这一事实的洞察是贡斯当思想中最新颖和最具决定性的。然而贡斯当忽视了基督教和宗教自由的问题。在 1877 年的两个演讲——“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中，阿克顿勋爵扭转了这一状况。如果说个人自由对于贡斯当而言是心灵的个人乐趣的话，对阿克顿而言，它却是宗教生命的条件。 【《自由史论及其他论文》（ 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other essays ）， 1907 ，第 1 页以下。另参 U.Noack, Katholizität und Geistesfreiheit . Nach den Schriften von Dalberg-Acton , Frankfurt 1936; E.G.Woodward ，“ The Place of Lord Acton in theLiberal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olitica IV, 1939, 248ff. 萨缪尔·艾略特（ Samuel Eliot ）的著作《罗马的自由：关于古代国家自由的一项历史研究》（ The Liberty of Rome. Ahistory with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liberty of ancient nations , London 1849 ）则更具欺骗性。】

由于基督教建立了一种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即宗教良心的权威，相应地，基督教也成为自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阿克顿对自由的定义众所周知。“我所谓的自由是指这样一种保证，即当一个人确信反对权威和大多数人的影响，以及习俗和舆论是其应尽的责任时，应当保护其不受伤害。”根据这一定义，“古代国家的恶在于政教合一”。相应地，“教会与国家之间长达四百年的冲突收获的是市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 ）的兴起。”自由史不再像贡斯当描述的那样，是从政治自由到个人自由的过渡，而是个人良知不断得到辩护的过程，这一辩护由于教会和国家的逐步分离而成为可能。

阿克顿当然知道贡斯当，后者的著作至今仍保存于他在剑桥的图书馆中。但阿克顿并没有直接讨论贡斯当。众所周知，阿克顿对法兰西思想完全没有兴趣，除了自由天主教（ Liberal Catholicism ）运动之外，这场运动正在进行的斗争也是他自己的事业。贡斯当与阿克顿之间的对立是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一个强调了政治自由，另一个强调了良心自由。他们暗示了探究古代自由史的两种路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正确的，但仍需要一种真正的调和。

与此同时，黑格尔提出了第三种路径， 【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III, Die Römische Welt , ed. 1840, 340. 】 并由鲁道夫·耶林在细节上给予精心阐述。整个《罗马法的精神》都致力于证明：有别于公法的私法在罗马的发展代表了为个人自由辩护的一个本质性阶段。这一进路明显也是正确的。然而，只有一个后世学者意识到了这一进路在自由的普遍史上的重要性，即盖奥尔格·耶利内克的 Allgemeine Staatslehre （《普遍国家学说》）。耶利内克不知道阿克顿，但知道贡斯当，贡斯当的思想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法学家圈子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以某种独立的方式被传播和重述，尤其是在斯塔尔（ Stahl ）的《法权哲学》 【第四版， 1870 年。在斯塔尔这里，贡斯当和黑格尔的双重影响是明显的，但黑格尔的影响或许更重些。另参 I,45: “Griechische Freiheit ist nicht, wie römische,Schutz der freien Verfügung über einen bestimmten abgeschlossenen Gegenstand,sondern idealer Anteil an dem Handeln des Staats” （希腊自由不像罗马自由那样是对一个确定的、封闭的对象的自由命令的保护，而是国家事务的理想化的分担。——译按）。亦参 II, 1, 508. 】 和莫尔（ Mohl ）的 Enzylopädie derStaatswissenschaften （《政治科学百科全书》）中。 【图宾根， 1859 年，第 318 页。另参 323 页的重要注释 2 ，贡斯当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没有提及对他的感激。】 耶利内克认为，罗马私法的存在足以证明，贡斯当将古代政治自由与现代个人自由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这些反对理由当然是不充分的。在贡斯当心目中，包括了政治自由的个人自由是进一步的发展。恰恰相反，罗马私法的统治证明了它们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自由。因此，耶利内克以一种个人权利的观念反对贡斯当，这种观念与贡斯当所想的完全不同。身为德国人的代表，黑格尔、耶林和耶利内克追求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田园诗式的个人自由，而贡斯当作为一个现实的法国人，知道个人权利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治自由而存在。

不能把罗马私法与人权的现代宪章混淆起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罗马法在自由史中不能被忽视。而且，耶林从罗马法出发的进路已经找到了与其他进路之间的一种调和。

贡斯当、阿克顿、耶林和耶利内克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古代史学家。古代史学家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伟大的伯里（ J.B.Bury ），在他的《思想自由史》中也只把无足轻重的数页分配给了古代世界。这是古代史与最重要的欧洲主流思潮孤立开来的典型例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时代最好的古代史学家经常在技术上的聪明超过了精神上的深刻。不用感到奇怪，晚近以来对古代自由史的三大贡献来自于一位法学家和两位神学家：舒尔茨教授——耶林唯一的精神传人，《罗马法原理》的作者、海因里希·席勒的 Theologisches W ö 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新约神学辞典》）和彼特森教授的 Festschrift Seeberg （《 Reinhold Seeberg 纪念文集》）。作为一个整体，古代自由史仍是一块开放的领地。必须考虑贡斯当和阿克顿的对立观点，并充分认识到罗马法的重要性，尽管我相信罗马法要相对简单一些。今天晚上我想简要地指出，在什么样的秩序里可以为贡斯当和阿克顿找到一个并行不悖的新位置。必须强调一点，即古代学说和实践都把自由问题与和平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公元前 4 世纪到中世纪的开端，永久和平的理想——一种既是政治和平，也是个体灵魂的和平，同时还是人类精神交流的和平——成为自由问题的主要形式。绝非偶然，我的这一研究是先前关于公共和平（ koin é eirene ）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凯尔（ Keil ）和福基斯（ Fuchs ）已经很好地证明，希腊人在公元前 4 世纪初之前，并不知道把和平作为国际关系的正常条件：战争是正常的。在一个确定时期，一种仪式性的合约行为——“斯潘岱”（ spondai ）——赋予战争一种目标。“斯潘岱”给予一个国家一段和平时期，直到一个固定的日期。在一个国家中，和平是国内幸福的临时条件（和平女神是财富神普罗透斯的母亲）。每一座古希腊的和平女神雕像总会表现她飞逝的本性。持久和平仅仅在黄金时代才可能。甚至对柏拉图来说，战争也是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产物。 【 Augustin und der antikeFriedensgedanke , 1926. W.Nestle, “DerFriedensgedanke in der antiken Welt”, Philologus 37, 1938 ，这部文集非常肤浅。 H.Prutz, Die Friedensidee. Ihr Ursprung, anfänglicher Sinn und allmählicherWandel , 1917 ，这部著作我没有看到过。 W.E.Caldwell, Hellenic Conceptions ofPeace , New York 1919 ，这部著作没有价值。】

▲这幅凯旋门浮雕呈现了罗马将军提图斯从耶路撒冷得胜回朝的景象，创作人和年代均未知。

▲创作于19世纪的罗马凯旋仪式的版画

在罗马人的心灵中，和平（ pax ）并不像希腊人的厄瑞涅（ Eirene ）那样是临时性的，它是永恒的。和平并不表现为国家国内幸福的一个条件，而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罗马公法并不知道和平条约，而只知道归降条约、友好条约、联盟条约，其后果是一种永久的规定—— Pax 。诸神将和平赐予人类，就像征服者给予战败者和平。就像他们起初不知道和平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协议一样，希腊人由此也不知道把和平视为诸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相应地，罗马人并不知道和平女神。 Pax 作为一个女神是从凯撒时代才开始的对厄瑞涅的翻译。关于和平，就像许多其他的问题一样，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起点完全不同。公元前 4 世纪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史提供了一座桥梁。大约写于公元前 390 年的安多基斯（ Andocides ）的演讲，第一次提到了一个新的术语和新的理想：公共和平（ koin é eirene ）。

公共和平作为一种新理想，并非因为它（至少理论上）主张整个希腊城邦之间的公共和平，而是因为它把公共和平作为一种永久的解决方式。由于公共和平这一概念，或者至少它流行的该时代，“ Eirene ”一词变成了国际法的一个术语并取代了斯潘岱。

公共和平被永久化，并倾向于将其神圣化为希腊人的民族良知。这个词马上就成为波斯在希腊的霸权的一种手段。公元前 386 年宣告了第一次公共和平——一个由波斯国王主导的和平。理想彻底幻灭了。公共和平的悖论对从公元前 4 世纪初到罗马统治时代的这段希腊史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为了将希腊生活安定下来，希腊人精心阐释了公共和平这一理念。结果是外国干涉的介入。伊索克拉底指出了什么应当成为显而易见的：只有通过和睦共处（ concord ），公共和平才能被严肃对待。因此，伊索克拉底把自己打扮为希腊和睦共处的传道士。如果说公共和平的一般悖论有利于外国人的话，那么，伊索克拉底教诲的个人悖论则有助于马其顿的腓力。伊索克拉底呼吁腓力远征波斯，由此腓力作为公共和平的保卫者成为了希腊的主人。由于科林斯同盟，公共和平不仅成为了外国干涉的明显标志，而且成为外国统治的一种法权形式。 【参看拙著《马其顿的腓力》（ Filippo il Macedone ），佛罗伦萨， 1934 。】 亚历山大重申了公共和平，波利佩孔（ Polyperchon ）于公元前 319 年接管了这一和平 【 Diod. XVIII, 56. 】， 在公元前 311 年重新肯定了与普遍和平的联系，公共和平此后又在公元前 302 年由德米特里一世（ Demetrius Poliorcetes ）所宣告。这一观念传统在公元前 3 世纪得到了延续，我无法讨论雅典娜乌斯（ Athenaeus ）的著名描述，它是托勒密二世用来荣耀他的父亲的。就像在雅典娜乌斯的描述中科林斯的城邦代表了希腊母邦一样，看起来似乎是，寓言关乎复兴公共和平的可能性。当安提柯·道森（ Antigonus Doson ）重建了马其顿对希腊的霸权时，他复兴了公共和平的方案。公共和平仍然是马其顿人的，但正在转变为一个罗马人的工具。埃利亚斯·比克尔曼（ Elias Bickermann ）——一个一流的古典学者——的发现让人感到兴奋，比克尔曼认为，罗马人与马其顿人在公元前 205 年订立的和平是一种新型的公共和平。罗马人保证希腊城邦的独立和自由。就像我几年前指出的那样， 【 Cf. ASNP , s. II, V, 2,97(= Terzo Contributo 457 e n. 2). 牢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皮鲁斯（ Pyrrhus ）在他的第一个和平计划中已经建议：罗马和塔伦特应当承认意大利的希腊城邦的自由和独立（ Appian. Samn . X, I ）。甚至 J.A.O.Larsen 的“布匿和平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 Class. Phil . 32, 1937, 15sgg. ）也没有否认公共和平传统的影响。文章标题就值得更多的讨论，但看起来并未证明布匿和平不包括雅典在内这一主要问题。】 我们最终可以解释公元前 196 年弗拉米尼乌斯（ Flaminius ）在科林斯宣告的所谓希腊解放。所谓解放不过是以公共和平的名义进行干涉的结果。继波斯和马其顿之后，公共和平再次有助于罗马。对希腊人来说，“厄瑞涅”是一个不吉利的女神。作为一种永久的秩序，“厄瑞涅”已经取代了“斯潘岱”，但是当和平真的成为永久的时候，它却不再是“ eirene ”，而是“ pax ”，罗马治下的和平。

▲古希腊和平女神像，根据赫西俄德，“和平”、“秩序”和“正义”是宙斯的“建国战争”结束后对诸神与凡人的恩赐。

这一让人感到震惊的发展的原因不难理解。公共和平许诺希腊城邦自由和独立，许诺其内部组织独立和延续；它诉诸最伟大的希腊理想：自由（ eleutheria ）。通过宣告大部分希腊城邦独立，公元前 386 年的“国王和约”（ King’s peace ）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

很显然，许诺与履行之间的鸿沟太过于明显。但是，在一个毁灭性的战争和革命频繁发生的时代，战争和社会剧变的消失给和平抹上了一种自由的表象，并且和平也被视同为自由。我们不要夸大富人对这一发展所负的重要责任，尽管财富在亲马其顿和亲罗马的政策中扮演了显著的角色。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在公元前 4 世纪和希腊化时代，对战争的厌倦必定已经对每一个社会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公元前 5 世纪，“ eleutheria ”已经很明确地既意味着免受外部权力，尤其是波斯人侵害的自由，也意味着政治自由。政治自由通常被认为包括法律统治（与僭政相对），言论自由，以及在宪法事务方面反对外国干涉的安全保障。公元前 5 世纪的一个文本比那个时代的任何文本更体现了自由的精神。 περ ί ἀ έ ρων 的作者（即使他不是希波克拉底，也和希波克拉底一样伟大，因此也必就是希波克拉底）意外地中断了他从人的自然环境作出的推论，并断言：法律（ ν ό μο ς ）独立于气候并给予自由的民族一种优越性。

公元前 5 世纪的自由已然是积极的。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并不知道一种永久和平。各个城邦都渴望获得自由以便成为其他城邦的主人。这一矛盾让修昔底德倍感困惑， 【晚近以来一项有价值的研究： V.Bartoletti, “Il dialogo degli Ateniesi e dei Meli nella Storia diTucidide”, Riv Filologia XVII, 1939,301 ff. 关于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对雅典自由的描述，需要一项特别精确的的分析。】 但对于《雅典政制》一书的作者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在，在公元前 4 世纪，人们看到，没有一个城邦能从对其他城邦的自由的侵犯中逃脱，而只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接受外国势力的监护，并最终使和平成为永久性的。和睦共处从一种市民理想（ civic ideal ）变成了一种民族意识（ national idea ）。狄摩西尼最后一个宣称，在雅典，对自由的保卫不能与为雅典霸权而进行的斗争分离开来。狄摩西尼是伟大的，因为普遍意见已经滑向了对立的方向。他是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在希腊主义前夜的最后声音。 【耶格尔论狄摩西尼的书（ 1938 ， Germ. ed.1939 ）并没有分析对狄摩西尼而言什么是自由。 A.Brink, De Demokratie bijDemosthenes （博士论文）， Groningen1939. Cfr. H.B.Dunkel ，“狄摩西尼是一个泛希腊主义者吗？” Class. Phil . 33, 1938, 291 ff. 更有价值的研究是 P.Treves 的两篇文章： “La politica di Demostene e la seconda orazione filippica”, Civ. moderna 7, 1935; “Le olintiache diDemostene”, Nuova Riv. Storica 22,1938. 这两篇文章的研究与我的下面这项研究非常接近： “Contributi alla caratteristica di Demostene”, Civilt à Moderna III, 1931, 711 ff.[= Quinto Contributo , 235]. 】 还在很久之前，柏拉图就已经质疑了政治自由，并专注于理论生活的理想。 【当然，自从耶格尔的研究之后，理论生活的理想（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材料，参看 F.Boll, Vita contemplativa , 2 ed.,Heidelberg, 1922, Festrede ）就被从公元前五世纪排除了出去。 ”Ueber Ursprung und Kreislauf des philosophischen Lebensideals”, Sitz. Berl. Ak . 1928, p.390. Cfr.A.J.Festugière, Contemplation et viecontemplative selon Platon , 1936 ，以及 P.Treves, “Introduzione alla storia della guerra corinzia”, Athenaeum XVI, 1938, 165 ff 里面收录的丰富的参考文献。】 亚历山大大帝想到了一种不限于希腊人的和睦共处。 【最后的讨论参看 W.W.Tarn, “Alexander, Cynics and Stoics”, Amer.Jorun.Philology 60, 1939, 41 f. 】 和平需要一个保护者，并赋予保护者一种超人的价值。“赐予我们和平，因为你是主”，这是雅典人对德米特里乌斯唱的赞歌。 【 Athenaeus VI, 253. K.Scott, Am.Journ.Phil . XLVIII, 1928.V. Ehrenberg, DieAntike VIII, 1931, 279 ff. Cfr. 亦可参看 Dittenberger, OGIS 56 I,119; 763: Wells, Royal Corresp . 52. 】 对于大多数城邦来说，和平现在是自由仅存的应有之义：一种从当前的军事压制中得到的解放。国王像赐予和平那样赐予自由，希腊化时代的政治自由以对君主制的积极美化为基础。 【一项极富洞察力的研究： A.H.M.Jones, “Civitates liberae et immunes in the East”, Anatol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H.W.Buckler ,1939, 102-117. Cfr. E.Bickermann, REG 47,1934, 346; P.Zancan, Il monarcatoellenistico e i suoi elementi federativi , 1934. 关于希腊方面的意见，参 J.A.O.Larsen, “Was Greecefree between 196 and 146 B.C.?”, Class.Phil . 30, 1935, 193 ff.; A.Heuss, “Stadt und Herrscher des Hellenismus”, Klio , Beiheft 39, 1934 以及 Bickermann 的讨论， Revue de Philologie 1939; V.Ehrenberg, Alexander and the Greeks , 1938, 1 ff. ( 亦参 Tarn 的书评，刊 Class. Rev. , 1938, 234). 关于希腊化时期“ δμόνοια ”一词的情况，参 W.W.Tarn, HellenisticCivilization , 2 ed. 1930, 84; cfr. E.R. Goodenough, “The PoliticalPhilosophy of Hellenistic Kingship”, YaleClass. Studies 5, 1928, 75. 】

政治自由的理想消亡之后，犬儒主义开始诉诸人类自由。 【参看 D.R.Dudley, A History of Cynicism, London 1937. 另参 F.Sayre, Diogenes of Sinope. A Study of Greek Cynicism , Baltimore 1938. 】 犬儒主义者对自由的热爱高于一切， μηδ ἐ ν ἐ λε υ θερ ί α ς προχρ ί νων （第欧根尼·拉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