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专访厦门大学李艳霞教授

政治学人 · 公众号 · 政治 · 2024-09-11 09:48

正文

李艳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出版学术专著《公民资格与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底层政治信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在《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文史哲》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政治文化贯穿国家建设的始终，与特定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社会结构等交织互动，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意义。在政治文化领域内，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与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发展高度相关。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持续推进，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认识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的内涵？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它们将如何影响社会秩序运行和个体行为取向？又应如何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实现其操作化？本期学人专访特别邀请厦门大学李艳霞教授，共话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带领我们深入理解政治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政治学人：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经过认真研读您的系列文章和专著，我们注意到您对“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近年来，您尤为关注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等相关主题。是怎样的原因驱使您在这一方面展开深入探索？

■李艳霞

非常感谢“政治学人”公众号的信任与厚爱，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学习研究历程。其实，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我个人对政治文化领域比较感兴趣。在我看来，学者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发现是一个充满许多偶然因素的必然过程。或者说，学术研究的探索过程既是学者与时代发展、现实世界、理论知识的对话，也是与每个生命阶段中的自己的对话，是一个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过程。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毕业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专业，我的导师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王彩波教授。吉大政治学注重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哲学和史学对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支撑作用。导师王彩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导师的研究方向对我研究领域的逐步形成起到了奠基和引领作用。此外，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周光辉教授、韩冬雪教授、孙晓春教授等许多师长在国家理论，中国政治思想等领域的学术熏陶也对我的研究旨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母校的学术传统和导师的研究方向形塑、影响了我个人学术研究旨趣的底色。此外，求学和教学科研过程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专业发展背景和知识生产背景等也对我个人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明晰研究兴趣具有重要的影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主题是洛克和卢梭国家理论中人性论基础的比较分析，硕士论文题目是《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与政治发展》，博士论文题目是《福利国家的政治学分析：以公民资格为视角》。这三个论题可以说是横跨古今、东西乱撞、毫无章法。但现在回过头看会发现，从这三个论题中既能看到时代的元素、母校学术传统的熏陶、导师研究方向的影子，也能隐隐地看到有一条内在的主线，即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以及二者的交互关系。这个探索过程是个人研究方向不断明晰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成长的过程。

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是政治文化领域内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相关度很高的研究议题，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研究议题。近年来，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相关议题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迅速，这既因应了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对社会科学提出的要求，也与新世纪以来国内政治学在研究方法领域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1994年进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开始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求学阶段更多受到的是规范研究和哲学思辨层面的熏陶和训练，对于实证研究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我的硕士论文主题主要聚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分化而产生的公众政治心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通过何种机制引发制度演进与变迁。我的博士论文主要通过对英国、德国、瑞典三个国家的比较分析讨论公民文化对其福利制度设置的影响，以及福利制度对公民文化的塑造。两篇学位论文都以文化与制度互动为主线，也都会涉及到公众的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政治行为等议题。但由于个人研究方法方面的短板，学位论文中相关部分的论述只能凭借理论推演，或者借鉴既有的研究结论。

2007年，我参加了复旦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合办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定量研究在政治学领域内的应用。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做访问学者。在访学过程中与合作导师以及其他学者的深度交流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信任、政治认同等相关议题在生成机制分析、国别比较以及国家建构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也是分析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演进的重要维度。

政治学人：您曾提到“政治信任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照和理论根基的研究领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乱交织”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信任的内涵？

■ 李艳霞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曾言，信任是人类一切合作活动的心理基础，是人们应对社会复杂性的需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以及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信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程度必然日益增加。作为信任家族的一员，政治信任具有信任心理的一般属性，政治信任议题可以在心理学领域内研究探讨。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信任牵涉到政治生活的核心主体——公共权力，而作为承载公共权力的物质载体的政治体系不仅是一个横纵交织的、具有多个面向的复杂体系，更是一个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特征的体系。加之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相比，政治信任具有更强的时空变迁属性，可以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更宏阔的背景下探索分析。比如，李连江教授提出的，激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热烈讨论的“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这一经典命题就是在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差异性的理论观照下提出的。此外，由于信任心理的形成受到个体体验、外部信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政治信任而言，外部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信息传播媒介、方式的变化也会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产生影响。因此，政治信任又可以在传播学的领域内研究分析。通过上述不一定全面的列举就可以看出，政治信任议题是一个可以从多个理论视域分析探索，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研究议题。

当然，这也意味着政治信任的内涵可以从多个理论视角加以界定和理解。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而言，准确界定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政治信任”这个概念是确保理论严谨性的前提。例如，仅从字面上看，信任一词就有“信心”“相信”两层含义，而这层含义虽然相近，但却不完全相同。将其嵌入到理论建构当中时，如果忽略了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异，可能就会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此外，作为一种与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心理，政治信任不仅有“量”的高低，还有“质”的良莠，既可以从静态的层面考察水平和结构差异，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个体或群体政治信任的稳定性等等。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深入地考察政治信任的理论内涵，尽可能全面地考察政治信任的不同维度，才能更好地实现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学术研究目标。

政治学人：近年来政治认同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政治认同虽然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但其实是一个自有政治现象以来就存在的问题。那么，政治认同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

■ 李艳霞

作为擅长并乐于寻求意义的生物，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探寻其所在的政治共同体以及自身在此共同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政治生活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心理与智识根源。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是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政治认同是权力合法性和政治凝聚力的体现，是国家建构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从古至今，人类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探求意愿一直都存在，民心基础一直也是影响政治体系稳固发展的重要元素。因此，政治认同确实是自有政治现象以来就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不过，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不同，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认同的根源基础存在很大差异。从“君权神授”到“主权在民”，从“受命于天”“内圣外王”到“民心政治”，一定意义上，政治认同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演变发展的，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对于政治认同在政治实践与政治研究领域的地位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学人：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来源与归宿的关系。您是否认可这种观点？在您看来，二者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政治信任何以转化为政治认同？

■ 李艳霞

政治信任、政治支持、政治认同等等作为描摹个体对政治体系正向心理和态度的概念在现实发生的层面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也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判断两个概念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以及存在何种内在关联的理论前提是概念的界定。随着近年来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界对两个概念的内涵也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正如前面交流中提到的，政治信任的理论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政治认同更因与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概念具有内在关联，其概念内涵更显丰富。在此意义上，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之间是否呈现出来源与归宿的关系需要依据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而论，也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进行探索分析。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倾向于将政治信任看作是个体基于对未来风险的理性判断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将政治认同看作是基于文化价值层面的异中求同与现实评估层面的理性赞同所共同作用的政治心理。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判断。这段时间，我也正在构思一篇关于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概念内涵比较分析的小文，期待能尽快完成，与各位学界同仁交流讨论。

政治学人：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深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强调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性指标。对于政治认同这样具有内隐性特征的政治学概念，您认为在操作化的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环节？

■ 李艳霞

实证研究中的操作化同样是以概念的界定为基础的，如果在概念界定层面模糊不清，那么也很难谈得上精准适切的操作化。在精准界定了概念内涵的前提下，要在实证研究中实现精准描摹现实，服务于理论建构的目标，我个人觉得概念的操作化过程至少应尽最大可能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聚焦概念本质、观照社会文化语境、嵌入理论议题。以政治认同为例，实证研究中对政治认同概念的操作化必须要聚焦学界对政治认同的概念共识中所包含的，或者研究者所界定的政治认同的本质属性展开，尽量避免测量内容没有充分、准确反映目标概念，或以其他非本质的变量取而代之的问题，也要避免测量中涵盖了不属于理论概念的属性而导致测量受到污染。此外，对政治认同的测量还应当观照被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研究议题。当然，完全符合理想的概念操作化可能只存在于理论构想之中，现实研究中的概念测量大多是各种因素不断妥协平衡的结果。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功能就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搭建有利于二者相互理解、相互支撑且良性互动的桥梁。对理论本质、功能、发展脉络的精准把握，对社会现实全面、深刻的洞察和前瞻性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建构和测量的内在要求和前提基础。如果说前面三个原则是概念建构和操作化之术，那么，在“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之下致力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效桥接就是概念建构和操作化之道。“道”“术”兼备可谓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社会学科研究工作者终生努力的方向。

政治学人：21世纪以来种种迹象表明，政治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深刻影响政治生活的因素之一。美国拉美裔族群政治认同成为美国政治研究中“沉睡的巨人”，欧盟从解决问题的工具性组织转变成为半成型的政治实体。根据您的观察，政治认同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政治认同如何影响国家建构？

■ 李艳霞

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政治认同的形态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同时空背景下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反映。如果我们说国家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共同体。那么政治认同的变化本身就体现了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也会对国家进一步的变化发展产生影响。纵观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公众政治认同形态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历史层面来讲，现代国家观念的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催生了现代政治认同观念的形成，进而推动了现代国家许多典型制度的产生。从当代的政治现实来看，当前欧美国家盛行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可以从 “对于政治的认同”向“为了认同的政治”变迁的维度分析解读，这种变迁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公民身份、阶层身份、族群身份等不同身份认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对欧美国家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产生了可见的影响。这也是文化与制度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政治学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走过十二个年头，00后也开始逐渐走入社会，舆论场上关于社会不同代际特征的讨论越来越多。在您看来，当下年轻人群体的政治信任和认同是否发生变化？

■ 李艳霞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代中国发生的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一定会对公众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索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不同代际群体政治心理的比较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我个人来看，不同代际群体（这里的代际并不是指生理年龄的代际，而是侧重社会学意义的代际）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结构特征、生成机制一定会有所不同。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不同：是在特定时空因素下所形成的短暂变化，还是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变迁？这可能还需要通过更为持久和深入的实证研究加以探究验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个体理性、社会结构、国家建构、历史资源、文化传统等都会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产生影响。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面，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形成都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尤其是个体身处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政治学人：您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真理探究者角色认知日渐增强”。您的科研成果丰硕，曾获评厦门大学 “我最喜爱的十位老师”，在《政治学原理》等课程教学上经验丰富，您怎样认知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角色？

■ 李艳霞

谢谢政治学人的鼓励。这个问题还真是挺难给出一个明确答案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在日常话语中耳熟能详的一个表述。但是，如果在理论层面考察分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蕴含的理论内涵是比较丰富和复杂的。我们可以从职业视角、行动视角、场域视角等多维度界定知识分子的理论内涵，并给出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应然形象。探究真理的智者、理想世界的追寻者、思想文化的传承者、社会价值的倡导者、公共事务的介入者等都可以成为人们对理想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期待。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期待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对其社会角色的认知会受社会发展逻辑、国家建构逻辑以及知识生产逻辑的影响。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议题。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是我主要的工作内容，也是体现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知的主要场域。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探究真理的活动是一个群体性的智识劳动，面对横跨古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能够有经天纬地的理论发现或者振聋发聩的理论建构的伟大学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屈指可数的。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学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工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所做的研究探索对知识生产的点滴贡献，也体现在将自己在求学工作生涯中从许多师长、前辈、同仁身上学习到的优秀学术传统、治学理念在教学研究过程中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并从优秀的年轻学子身上不断学习，感受时代发展与科学研究的互动。在这种理念传递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个人所期待的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可能会得到一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