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点：这是独立音乐人的好时代，而巨星的时代已经过去。
本文为节选，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完整报道
2014年，在虾米网近600万的曲库里，5000多个独立音乐人的歌曲每天被收听的比例达到11%；民谣音乐人李志《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在网易云音乐上两天销售额破百万。
近年来，由三大国际唱片公司环球、索尼、华纳，台湾的滚石、香港的英皇等曾经占据中国主流音乐市场的唱片公司已经不再推出新的让大众能记住的音乐人，而大众所传唱的音乐，更多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音乐巨星们。
而另一方面，则是一批独立音乐人的出现。在音乐演出市场最旺盛的季节，音乐节的阵容名单里充满了赶场般的名字，李志、陈粒、好妹妹乐队、宋冬野、程璧……他们所代表着的独立音乐人群体，正在成为音乐市场的中坚生产力。
为何巨星和金曲不再？从业近20年，目前任职索尼音乐中国大陆总经理的胡译友选择向内部寻找答案，“唱片公司不作为了。”
数字音乐时代来临的最初，唱片公司还没有意识到寻找新人的问题，他们担心的是盗版猖獗的问题。与国外数字音乐、流媒体平台的表现不同，由于盗版问题，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应有的版权收入，而因此，也导致了行业内部分人才的流失。直到2015年，国家版权局下发“史上最严版权令”——《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
从2014年底就开始积极进行版权合作的腾讯有先见之明，首先与华纳、索尼、英皇、华谊、杰威尔等公司签约，紧接着是虾米（阿里音乐）与滚石、华研、BMG等展开版权合作，而网易云则选择了与诸多的独立音乐人签版权合约。2015年的版权大战过后，腾讯成为赢家，拥有1700万首的正版音乐，紧随其后的是网易云，拥有 1000万首、虾米400万首、酷狗300万首。
在这场抢夺正版音乐的战争同时，平台转而展开寻找音乐人的竞争。这些平台打开了由唱片公司掌控的音乐工业的闭环，使得唱片公司在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宣传发行的环节失去了“垄断”。
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后，唱片公司对于一个希望制作并发行歌曲的音乐人来说，不再如从前那般重要了。
与传统唱片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唱片公司服务于很多的艺人，每个部门相对来讲是一个流程化的作业，环节众多，对艺人长期的发展和他们的音乐属性，也有着比较大决定的权利，艺人只是一个签约方的概念，尤其在新人的阶段，是几乎不掌握话语权的。
“落实到一张唱片上，如果不独立的话，完成一件事情需要经过太多层层审核和批准，一个事情往往意见太多就会变得难以实现，或者跟它本来想变成的样子，会出入很大”，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时，陈粒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表示，“像我们做事就是我跟经纪人奚韬两个人商量，可以就可以了，意见不会太多，不会受很多的干扰。”
能提供精准数据反馈的互联网音乐平台成为了音乐人们更愿意直接合作的对象。网易云音乐副总裁丁博介绍，他们会根据歌曲的播放、收藏、评论等各种维度的数据通过某种算法，得出一个音乐人指数，代表一定时期内音乐人在网易云音乐平台内取得的影响力，并以此提供给音乐人作为未来规划的参考。
也是因为意识到了平台所能为音乐人提供的价值，扶植新人进入了各大互联网音乐平台的工作列表，比起单单作为产业链比较后端的分发渠道，通过“生产音乐人”进入产业链的更前端，使得它们作为平台的功能更加地完整。
2014年，虾米音乐启动了针对原创独立音乐人的全面扶持计划——“寻光计划”的第一季，扶持的内容包括唱片制作、唱片宣发、MV 拍摄、演出资助以及曝光。最终，虾米音乐从参与评选的2000多名独立音乐人中选出了13位为他们制作了专辑。
主导“寻光计划”项目的虾米音乐负责人赵宗介绍，按照不同类型音乐制作与宣传的不同需求，给每一组音乐人分配了几十万至百万不等的费用，而整个项目的投资则是千万级别。
去年11月底，网易云音乐推出了自己的独立音乐人扶植计划——“石头计划”，豪言投入两亿，支持独立音乐人的音乐制作以及演出等环节；而到了今年7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为他们的音乐人计划提出的口号则是，“要在三年内让音乐人收入五亿”。
不难看出，相比于“做人”，“做歌”是这些互联网音乐平台扶植音乐人的计划里最核心的内容。“是想要把自己转型成一家唱片公司吗？”拿同样的问题去问虾米和网易云音乐，他们给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在“寻光计划”的负责人赵宗看来，作为平台，“除了在乎内容，更在乎消费内容的用户”，单纯签几个音乐人、让音乐人跑商演盈利并非是“寻光计划”的目的，实际上，这点收入还不够买一家唱片公司的版权授权。
今年，“寻光计划”推出了第二季，从它最终产生的效果来反推，把它看做一种市场营销的行为也许更为合适。作为互联网公司，对于这些音乐平台来说，获取用户、越来越多的用户，才是他们所看重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天使，有人愿意掏钱给你做专辑、给你拍MV，这些人不是天使吗？”这是好妹妹乐队作为音乐人的视角对于这些音乐人计划的观感。根据虾米和网易云音乐提供的数据，两个平台目前入驻的独立音乐人数量分别达到了三万和四万。
而作为用户的角度，除了最为基础的用户体验，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音乐喜好相一致的平台，以降低与平台的音乐推荐算法相匹配与磨合的时间。
在吸引到用户之后，通过用户获取价值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思路，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平台获取的价值也会有一部分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这几年，互联网音乐平台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变现系统，为自己、同时也为音乐人提供了数字专辑、会员、赞赏、周边、演出等多元的音乐收入方式。对于独立音乐人来说，收入一方面承担着维持生计的功能，另一方面更是维持创作循环的自我信心。
不管是独立音乐人，还是拥有大批听众的主流音乐人，版权收入长期来始终不占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GALA乐队主唱苏朵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乐队成立了13年，至少前一大半的时间成员们都无法依靠音乐维持生计，需要各自从事其他的、诸如伴奏乐手的工作来获取基本的收入。
通过与多位音乐人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在他们目前的收入构成中，演出（包含商演及音乐节等）的收入占到了绝大多数，当然，这是音乐的重要变现模式，但从长远来看，演出并不是能持续产生收益的方式，而音乐版权则是最有希望保持长线价值的。
Street Voice的CEO、简单生活节创始人张培仁接受《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专业的音乐人服务工作是他们工作里很主要的部分，除了为他们处理版权复杂的法律合约、新作品的整体宣发、巡演的策划执行，也为他们建立各种不同的风格化传播渠道，比如“简单生活节”、《大事发声》等音乐节和音乐类节目。他认为唱片公司的未来不再是像从前一样的大包大揽模式，而是为这些独立音乐人提供在制作音乐以外的服务。
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已经倾向于以更多元的方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像李志这样能成功组建自己的运作团队的音乐人仍然是少数，大部分独立音乐人是无法独立承担音乐生产所有环节的工作的，这时候，需要专业的人提供专业领域的服务。
音乐行业不再像90年代那样，能够产生融合了演唱、风格、外形和能够创作的大众明星了。如今越来越细分的市场中，每个渠道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平台倾向于找创作人，娱乐经纪公司寻找偶像，而另一些平台，则寻找的是广告客户。
互联网民主化的进程表现在音乐行业的是，音乐风格开始细分，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族群的音乐。嘻哈音乐在这个夏天的集中爆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一个小群体的圈地自嗨，到一整条产业链的形成，在大众的视野中不过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不仅仅是人、音乐、与节目，还有风格化的服装，每一个环节都从中获利。
在张培仁看来，人们不只是需要文化，而且更需要本土化的文化内容。“你看久了《欲望都市》，出了门也不是纽约”，张培仁说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这句话，“人们需要来自自己生活里的感情，满足自己感情的需要，这个时代的消费者非常渴望听的是到跟我的生活有关的音乐，跟它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
“每一个人对音乐的审美是不同的，有些人并不care你这个音乐到底怎么样，他只在意你词写的好不好，是不是能让他产生共鸣，要不然在意的就是他习惯的流行乐，他觉得这个东西叫流行，就是他会养成一个习惯性。”华晨宇说。
追根溯源，独立音乐人的出现，不但是族群的细分，同时也是审美多元的开端。在文化市场中，要先有清晰的分众，形成风格清晰的传播渠道，才会带动流行的发生。
当被问到“什么是主流？”时，张培仁的答案很直接，“独立创作的音乐人就是主流，是音乐产业的起点。”
至于无法产生巨星？这个早已被验证的命题并不值得慌张，听众需要的不是一样的喜欢，而是找到自己的喜欢。这件事，在音乐的身上，一直在发生。
本文版权归《第一财经周刊》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翻译
陆云霏
关注文化产业，联系请发邮件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