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她，仅仅存活8年，却生发了无数传说，造就了无数佳话，其影响与意义堪称“空前绝后”；
她，被誉为中国顶尖大师的摇篮与家园；从此走出了两位诺奖得主，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她，一直躲藏在深重的历史帷幕之后，虽风姿摇曳，却也渐渐淡出“时尚”、“网红”、“小鲜肉”的视野，留下种种怀想，不无怅然，不无遗憾；
近日是她80岁了，已过耄耋之年的70多名校友从海内外各地纷纷奔赴北京大学为她庆生，为她送上发自肺腑的祝福---这些祝福，也许在下一个生日大寿的庆典中，已成绝唱，但它恰恰见证了这些老人的拳拳心意，赤子之心。
因为她，就是他们的精神母亲。
是的，她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1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全部牺牲，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中国还发生着另一件关乎民族命运的事情。
这一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了。
战火燎原，文化不亡、弦歌不绝
“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自北平燃起。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整个硝烟弥漫的北方，此时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这让三位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王世杰、傅斯年、胡适萌生了南迁合组临时大学想法。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高等学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凌辱。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炮轰，日本士兵野蛮放火，学校建筑六毁其四，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
北大、清华相继被日军占领，学术净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
据清华教授吴宓回忆：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
清华大学的噩运是日寇摧毁中华文化的缩影，根据《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更是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悲愤无望地在日记中写道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
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时至8月，教育部终于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明确了胡适等人的想法：“国民政府为使抗战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人才以应国家需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谁
都未料到，这场民族浩劫里为保存中国高教事业的一纸书文，竟会造就了“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即日，离前线尚远且有部分已修建的清华校舍的长沙成为首选。8月初，经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南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南京的多方协商后，大家同意将三校从平津撤退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三校共计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在长沙正式开课，后来，这一天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来得及入校，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淞沪会战失败，上海彻底沦陷，紧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京失守。日军进逼武汉，长沙遭空袭不断。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惊呼：“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娘西皮全亡了
！”
为保文化血脉，培育复兴火种，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远走西南复校
。迁往昆明，一是可退至战线的大后方；二来滇越铁路通往海外，设备仪器可由香港经海路运往安南（现越南）再运至昆明。
1938年1月20日临时大学第四十三次常委会对南迁做出安排：临大师生分三路赴滇，水路与铁路留给部分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而第三路则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于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文学长征，只为保全教育之希望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引自当代著名教育家冯友兰老先生之词所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满江红》，其中所用的“万里长征”指的便是这一段南迁之征。
取名“湘黔滇旅行团”的南迁队伍由体格健好、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这其中还有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等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全团335人由原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任团长，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及雨伞，行李由汽车运送，全体队员注射防疫针。
于1938年2月19日下午正式开拔，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
这3000里的长征充满着艰险与阻碍，
可闻一多却调侃道：“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
他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每逢风景优美处就坐下写生，或将景色记于脑中，待休息之时勾勒涂色。
队伍中“苦中作乐”的可不止闻一多一人，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就“自成一趣”。他步行时不穿制服只穿长衫，即便是在“山路四十八盘”的贵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从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都取出防毒面具，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
渐渐的这被迫的南迁之行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旅行团”。湘黔滇的真实境遇给走出象牙塔的师生打开了书本以外的大世界。
他们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深刻地感受着祖国经济的落后和百姓生活的艰难。
经历68天的长途跋涉，1938年4月27日，湘黔滇旅行团全员抵达昆明，学生到达昆明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大板桥休整一夜，次日举行隆重的入城式，精神抖擞，展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28日当天，昆明万人空巷迎接学生进城，大部队从东郊一路穿过市区，最后在圆通公园（今昆明动物园）止步。在唐继尧墓前的一块空地，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后，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
“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
历史将中国的精英托付给了昆明，昆明也倾其所有支持联大。
1938年5月4日，长沙临大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它在昆明正式开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到达昆明就学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
联
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3000里的南迁刚刚结束，但西南联大的“万里长征”才真正开始。国难当头，经费极缺，西南联大的师生只能在租来的土墙破瓦下坚持着他们复兴祖国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