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说还没来得及看《二十二》，怕这是一场揪心的观影过程，但很多人跟我说别怕，不沉重。于是今天我就去看，来写了，趁它还在上的时候，趁我还能做点什么的时候。
事实上对待这样一部电影，我从去年就已经就做好了为它当自来水的准备。
让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再提一遍它的名字，《二十二》。
“二十二”没有别的意思，就只是一个数字，导演郭柯在2014年启动团队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22人，于是这个数字就成了这部片子的名字。
那一年里，导演团队走遍全国，一一拍下了这22位幸存者，
没有过多的煽情催泪，也没有过度的释放仇恨，出人意料的，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只是22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多年后的平淡生活。
武汉就住着这么一位老人，她住的屋子看上去光洁又敞亮，粉刷和装饰也都算得上很新了。
这里有位老人，叫做毛银梅。没事的时候她喜欢搬把小板凳在门口坐着晒太阳，会用标准的韩语唱《阿里郎》和《桔梗谣》。
那些含糊不清的字句，带有她思乡的印记，因为她并不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毛银梅原名叫朴车顺，是韩国人。
十几岁的时候，日本人跟她说，中国有个袜子厂可以让她打工赚钱，于是她被带到了中国武汉，然后才发现那一片密集的红顶房并不是什么工厂，而是慰安所，年轻女性在其中只会是日本官兵的性奴隶。
在慰安所里待了接近一年，她和还活着的其它女性一起被带到了汉口的日本租界，日本军队说要带她们回朝鲜，但毛银梅老人自己悄悄跑掉了。之后她遇到了在武汉干活的孝感三汊镇农民黄仁应，来到孝感成了家。
婚后毛银梅老人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女儿——在中国这70几年里，没什么人知道她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包括她的养女，直到韩国志愿者找到了毛银梅老人、想带她回韩国，但她拒绝了，说家里早就没什么人了。
电影里并没有说她那段时光曾经给她什么伤害，因为每每说到，老人就会陷入沉思，然后迭声说“不说了不说了”，
但你仍然能从很多小细节去感知到当中的不可磨灭：老人的韩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可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日本人教的“请进、请坐”，还有她当时是如何被称呼。
电影里，毛银梅老人说现在的名字是重新起的，是因为感谢毛主席。她的养女说，老人没有血了，所以冬天特别怕冷，但是“别人说她是日本人、韩国人。我管她是哪里人，她把我拉扯大，我应该照顾她报答她。”
在2015年湖北孝感对老人生活的另一篇记录中，我找到了更深的描述，
“你们要把我关起来！我又没疯，你们为什么关我……”93岁的毛银梅叫喊着，拿起身边的东西扔出窗外，老人把平日最喜爱的两盆绢花也扔了出来。4月20日下午，担心蚊叮虫咬，孙子给老人的卧室安装防蚊帘，刺激的敲打声诱发老人误解。这是过去的阴影，养女黄美荣无奈地说。
70年前，那段饱受摧残的屈辱往事不堪回首，彻心的痛苦从未停歇。每每深夜，噩梦般的往事不时袭来，裹挟着无数个夜晚，彻夜不眠。老人从床的这头爬到那头，窒息的悲痛，抵满胸腔，喘不过气，不由得双手拍打床板，撕扯自己的头发，用头去磕床，甚至用头撞墙，直到衰老的身躯精疲力竭。
曾经有10多年，头痛和子宫不正常的流血一直折磨着毛银梅，经常痛得在床上打滚，觉得离死不远。“身子被糟蹋坏了，几十年吃药不断，总也不好，也不能生孩子。”1969年因严重的妇科病，毛银梅在武汉切除了子宫，终生没有怀孕。
“慰安妇”的阴影，伴随着她的一生。
可是《二十二》没有去碰触更深的伤疤了，它只是温柔地凝视了这个老人的晚年生活。
类似的隐忍描述并不少见。
还有位老人叫林爱兰，影片里说她没有后代，一个人住在养老院好几年。
但其实，她是已知的亚洲唯一一位，沦为性奴隶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1939年，那时她才14岁，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成为了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两年后她被抓到加来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
老人不能走路，只能慢慢地挪动。在养老院的日子里，她每天的饮食都是有人专门送来的，因为她没办法自己去食堂打饭——吃完饭之后她会挪到房间里去午睡，下午再挪出来晒太阳，周而复始。
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她随身会带一把镰刀。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旧觉得“我们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
老人没什么钱，唯一看得重要的是两枚勋章，那是她曾经跑到日本敌方后部去偷子弹、打死两个日本人等丰功伟绩换来的。老人把这两枚勋章看得比命还重要，会小心地藏好，但却又因为藏得太好而找不到，再像个小孩子一样发脾气吵闹。
2015年12月23号，林爱兰老人去世了。她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还有位老人叫李爱连，她两次被抓进慰安所。
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18岁被日本鬼子抓去，饿了三天三夜，后来有人给她吃的，是一堆大葱，她一口气吃了8根，从此胃坏掉了。
在纪录片里，在剧照里，她们很少因为过去的伤痛而沉湎进去，相反，她们用尽全力在乐观面对生活。
《二十二》其实有个雏形，叫做《三十二》，那是导演郭柯在2012年拍的一部纪录片，当时国内的“慰安妇”幸存人数，是32位。
那部短片只有43分钟，不像如今是群像式的，更多是聚焦了其中一位老人的生活，她叫韦绍兰，生活在广西。
2012年的时候，韦绍兰老人92岁，和60多岁的儿子罗善学一起住在破旧的土屋里。
每三个月，这位老人会步履蹒跚地去政府，
领到一点救济金，然后买最便宜的白菜来吃。
救济金不多，她必须小心地用，免得有大用场会没有，
但对她来说，会用就够了，钱的多少从来都不是问题。
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平静地像是从未经历过任何波澜，洗衣做饭，
河边挑水，跟任何一个寻常老太太一样，
也会因为自己老了，力气全失而有点懊悔，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用。
但是说起曾经那些事，她都还记得，记得战火连天，
记得敌人曾经在自己身上残忍地施暴。
在《三十二》里你能看到老人的痛苦，当她从折磨里逃出来的时候，丈夫不是体谅，而是怨恨。那个年代，大男子主义横行，人人都喜欢用贞节来衡量女性，生命反倒是其次。
是家里的女性长辈帮她反驳，她是被抓走的，不是去学坏的。
从慰安所里逃出来之后，韦绍兰老人发现自己怀孕了，家里人让她生下来，于是她在日本人投降那年生了罗善学。
在《二十二》里，罗善学和韦绍兰老人同样出了镜，罗善学老人因为自己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而终身未婚。
他说，同母异父的弟弟曾经说过，要买凶杀光所有日本人，包括罗善学。罗善学只能抵住门，什么都不说。
但即使被指指点点、带着罗善学一起活到现在，韦绍兰老人依旧觉得人生只愁命短，
她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好，吃野东西都要活下来，自己还不想死。
这一句，其实代表了片中大多数人的心声。
在《二十二》里，当然有对过去那段屈辱历史的反思和审视，但宣扬的绝不是仇恨。片中有位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一直在致力于志愿探访海南慰安妇幸存者。
她说那些阿婆从来不因为自己是日本人或者哪里人，就改变自己的态度。相反，阿婆看见日本老兵的照片也没有怨气，反而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了。”
片尾有这么一段，一位幸存老人说，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打仗会有更多人死去。
但透过这一段，却让我们反思没有经历过那一切的我们，又在做什么呢？
郭柯曾经带着《三十二》到韩国参展，韩国民众聚在日本大使馆前，高声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为老人表演。
而我在今晚搜资料的时候却发现，有男子看这类纪录片笑出了声。
就在前几天，90岁的黄友良老人离开了我们，“二十二”现在已经变成了8。
当年正是这位黄有良老人起诉日本政府，说“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这个道歉，我愿意陪她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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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这句话了，不过最近越来越少人看完文章后点个赞，于是我又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