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荧屏上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当下，《人民的名义》已经刷屏一个月了，至今还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这恐怕是该剧出品方始料未及的事吧。
谁是剧中最红的角色？毫无疑问，公众会认为不是陆毅饰演的男一号、长得帅气的侯亮平，而是吴刚饰演的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达康书记已经成了偶像级人物，他的隽语满网络流传，他的表情包层出不穷。连他的“御用”水杯和背心也在淘宝店上卖得火爆。
观众之所以喜欢达康书记，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和另一个正面人物男一号侯亮平相比，李达康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好官”，甚至说他不是人们认知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在经济繁荣的和平时期，他是中国官场里一位“另类”高官。他操切、率真，虽然不乏官场里的生存智慧，但说话太直来直去，不惜得罪人，在同僚中很是少见。沙瑞金书记主持到任后汉东省第一次常委会上，当着包括公安厅长祁同伟恩师高育良在内的众常委，竟然绘声绘色讲起当年祁同伟当处长时，陪着赵立春书记去为赵的亡父扫墓时的下作表现——“赵立春同志要回乡上坟，我和祁同伟同志陪同，祁同伟同志真能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眼泪鼻涕全下来了。”高级官员过招，往往在暗地里你来我往，很少像他这样爱憎分明地在常委会上臧否另一位很可能当副省长的同僚。
在公众的印象中，高级官员应该是高育良那个样子，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说话层次分明、节奏把控得很好。即便批评下属，也不会像达康书记那样大叫大嚷。
二、出身平民家庭的达康书记被下属坑，被妻子坑，他只能靠一心守护GDP才能在官场有立足之地，这让普通人同情而产生的代入感。对这些贫寒子弟成长的高官来说，每一个错误可能都是致命的，而“高官二代”从政则不一样，可以放开手脚，不用太在乎官场的流言蜚语。已经有人分析侯亮平的背景了，特别是他的妻子钟小艾的“神秘”出身。大学毕业后他原来分配到省检察院，因为恋人钟小艾在北京，就能轻松地调入最高检。——谁有这样的能耐。
李达康这样的“另类官员”为什么在太平世道较少？
在一个政权建立的过程中，这样有性格的干部倒是不少，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陈岩石，党史上一些开国元勋也是火爆性格。这样的性格在攻城略地的战争年代和政权未稳固的建政初期，利大于弊。因为那时候最大的“政绩”就是打赢仗，能啃下硬骨头。有能力、有胆识、有担当的骨干容易脱颖而出；而唯唯诺诺、不敢负责任、偷奸耍滑的人很难让其独当一面，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淘汰。一旦世道太平了，官场的规则则反过来了，那些会拍马会逢迎、尽量少犯错少被人攻击的官员，可能走得更远。因为这时候政绩的评价标准没有战争年代那样刚性，而如果官员的升迁来自上面的旨意，什么叫好干部？往往标准模糊，往往由上司决定。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是民间流传多年的一种干部任用“怪相”。如此，多干事多犯错，少干事少犯错，不干事不犯错。官员出于利弊考量，把尽量“不犯错”作为保官和升官秘笈。《人民的名义》中，京州市光明区区长孙连城就是这一位庸官。
对这样一种现象，高层也予以充分的重视，担忧“懒政”“庸政”成为官场圭臬。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即是此意。
历史上的王朝也如此。满清入关时，以二十万八旗劲旅，再加上陆续投诚的绿营，竟然能入主中原，开疆拓土，凭借的就是有效的激励机制，谁能打胜仗，谁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奖赏。可到了后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老臣，官居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曹振镛，信奉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只要糊弄上面，尽量不负责任，不担风险。连身居“宰辅”之位的高官都这样，而且如此便能平步青云，整个大清的官场能不效仿么？等到危机来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许多官员就是信奉这样的为官之道，不愿意担当，尽量推卸责任，使扭转危局的机会一次次丧失。
不过在达康书记的时代，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有一个比较刚性的政绩标准，那就是GDP的增长速度和城市面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前些年为什么那么多官员看重GDP增长，甚至不惜虚报，并且热衷大力度搞旧城改造。因为这些政绩，上司和公众是能看得到的。乃至达康书记的粉丝团如此戏谑：“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祁同伟会笑。”李达康在京州最为得意的一笔，是将林城废弃的煤炭基地改造为了高新技术产业园，把废弃的矿坑变成了人工湖，还引得省委沙瑞金书记前来骑单车考察。
在现实生活中，李达康这样的官员所占比例当然很小，但不能说没有。我以为当年在山西大同轰轰烈烈搞城市建设的现太原市市长耿彦波庶几近之。
2013年，耿彦波履新太原市市长后不久，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时说：
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我们有很多能干的人，一看挨骂就说，算了，我不干了，跟他们相比，我像“二百五”。
▲关于耿彦波的纪录片《大同》剧照
分析耿彦波的履历，他应该和李达康一样，是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平民子弟。出身于1958年的耿彦波，1976.08—1978.08，任和顺县委通讯组干事；1978.08—1981.08，任晋中地区团委干事；1983.07—1985.07，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专科）学习；直到1987年6月，才担任了晋中地委办公室副科长。十一年之功，官至副科，可谓缓慢。从他1995年担任灵石县委副书记、县长开始，算是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我们要注意这个背景，耿彦波做县长的1995年，全国也进入经济建设的快车道，GDP成为官员最大的政绩，城市面貌成为评价官员能力高低的直观标准。没有这个大背景，比李达康还要个性鲜明的耿彦波可能在低级官员上蹉跎到退休。
有个性的官员自然容易引起争议。耿彦波担任大同市市长时，整个大同的城市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时光在这里似乎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城市街区破败、道路逼仄，外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号称中国煤都的山西第二大城市。
耿彦波到大同后最得意的政绩是：以旧城改造为抓手，彻底改变了大同市的面貌。如李达康一样，耿彦波的城市管理思路清晰，他在担任大同市长时接受记者采访如此说：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它是前提，如果输在规划上，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将来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纠正；但规划是一种理念，必须要落在大地上，建设就是实现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的转化；建设是有周期性的行为，管理才是一个城市永恒的主题，我们常常重视打天下，忽视治天下。所以我们在高度重视建设的同时，努力把钱花好，把事办好，特别重视城市的管理，城市永恒的主题是管理，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水平。
耿彦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任大同市长时，也和李达康一样，是一个除了睡觉就在现场的工作狂。对下属也是毫不客气。他到大同之初，事无巨细地跑工地、审规划、看设计，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耿彦波的解释是：
其实这些确实不是我应该干的，我是干了局长们干的事。但我的干部队伍里缺少专业干部，以前在太原，很多图纸我是不看的，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但来了大同以后，我现在是不得已。实际上我现在很多事已经开始放手推给干部，在实践中锤炼他们。
据大同的居民说，耿彦波常把负责某项工作的局长叫到工地，当众批评，毫不留面子。《南方周末》报道：
大同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像外界传的那样，他对建筑用料什么的都挺熟。视察中发现不满意的地方就要批评，多次批评还不改正，那就要发火了。’
人们用‘简单’、‘家长式’来形容他的工作方式，但似乎很少有大同人对此反感。一位在耿彦波任内收入下降的中学教师表示，只有耿彦波这样的官员才能对长期‘懒政’的大同官员形成‘强刺激’。
旧城改造是很得罪人的事，在拆除违章建筑时阻力必定很大。当时耿彦波“荣膺”两大绰号：“耿拆拆”“耿指倒”——说他一指那个楼房要求拆除，不久那楼房便倒掉。
▲2013年10月3日，山西大同古城改造现场（图源：东方IC）
耿彦波在大同当市长时，外界非议不断。但他被调任太原市市长时，大同许多老百姓在公共场所签名、下跪，要求留下耿彦波。同样据《南方周末》报道：
人们举起红条幅，一路喊着‘耿彦波，回来’、‘好市长、耿彦波’的口号，从市中心的和阳门广场向北走到市委，稍作停留，再折返一路走到市政府。
戏中的李达康、戏外的耿彦波，他们不无可议之处，他们那样的作风，对许多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的冲击是有限的，而且很可能为自己带来无数的明枪暗箭，他们凭一己之力，很难对一个地方进行根本的改造。
李达康的老搭档易学习评价曾经的老同事：李达康有开拓精神，但比较霸道。金山县的乡镇和县城能很快地通上公路，这要归功于李达康，但不能忘记了李达康为筹集资金赶工期，闹出了一条人命的事实。县长李达康开着全县唯一的破吉普车四处骂人督战，县委书记易学习等人只好骑着自行车下乡。
这是不是耿彦波在大同的范儿？那时候大同市百姓只知道有市长，不知道有书记。小说可以这样编，但现实中这样可是犯官场大忌。
但是看戏的观众和现实中的百姓，对这样的官员赞颂有加，是因为在当下的制度下，有一两个这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真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总比没有强。
多年前，官场曾流行“三爷易升官”的说法，即“少爷、姑爷、师爷”。少爷，指高官的儿子；姑爷，指高官的女婿；师爷，指高官的秘书。《人民的名义》中，陈海是少爷出身，祁同伟是姑爷出身，李达康是师爷出身。按与高官关系之亲疏，师爷的抗风险能力最差。如果放在现实中，一旦李达康服务过的老长官赵立春出事了，你觉得他还能晋升为省长吗？
我不知道耿彦波是否和“三爷”沾边，但他现在还是一个正厅级官员（太原市虽是省会，级别和大同一样，书记高配进省常委是副省级，而市长仍然是正厅级）。他离开大同后，从北京空降了一位官员来大同当书记，一年后就晋升为山西省委常委，仍然任大同市委书记。
这是当年大同老百姓最希望耿彦波担任的职位。可是，造化弄人，世间总有诸多的遗憾。电视剧和小说的结局可以按照人民群众良好的愿望进行设计，而现实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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