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镇大法官”到“大法官”——为何看似依法作出的裁决，却总与群众心中的“理”相去甚远？

编者按：

来自司法界读者的一篇非常好的追问和观察文章，推送给生活在法治社会下的我们每个人。感谢“仙子”来稿。

正文：

谈起司法形象，“小镇大法官”VS“大检察官”，这两部今年先后荣登央视一套的 “神剧”，是我们在文化娱乐界难得的秀。

在颜值、气场、技术含量一众比拼的完败之余，法官同僚们自嘲，你看隔壁公司那么高大上，我们却把自己塑造成乡间地头的小模样，都说法律要被信仰、崇尚，为什么自己都不树立威严形象，何谈别人的敬重？

是啊，为什么我们期待自己只探讨研究法律法理，却要尝试在当事人间周旋，甚至被当成讨价还价的法律商贩？为什么我们期待自己端坐法庭依法裁判，却要在处理案件时关注各种案外社会因素？为什么我们不把法律刻画地神圣、不可侵犯，而要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作为信守的原则？

在大家戏谑调侃，这就是我们司法民工的命运时，一段时间的信访工作经历，似乎给了我另一个窗口，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我得以观察我们的现实和未来。

为什么依法裁判却不能解决实际纠纷？

“自己犯的错我愿意承担，但没错，要我认，不服气！你们办案子不能只看那个证，不看客观事实啊！以为来了省里，就不会这样了，结果还是一样！”

这是两个老头、一对老表兄弟，2个月内的3次来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事情发生在广东顺德的一个自然村，村里经济不错，村里人都住着自己的自建房。来访人潘老头是当地人，买了处宅基地，但建房时并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且建房的面积超出了土地产权证上记载的面积，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根据：1、潘老头没有报建手续就改建房屋；2、改建后的面积超过土地证记载面积，对潘老头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潘老头对没有拿到报建手续的事实认可，也承认改建的面积确实超过了土地证记载的面积，但却执意把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告上法庭，一审、二审、再审，依据有的行政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证，以及没有取得报建手续的事实，法院驳回潘老头的诉讼请求。

案子看似很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违建的事实，而且改建面积也确实超出土地证记载，依法、依据作出的判决，为什么让潘老头如此执着的一直坚持到信访？原因就出在：到底为何潘老头没拿到报建手续，以及建筑面积为何超出土地证登记。

据潘老头提供的土地证、相关证明及周边情况了解到，国土部门报建，需要村委会出具相关土地说明材料，而该村有个惯例，要拿到村委盖章，都要先打点村委。潘老头脾气倔，不肯服软打点村委，最终无法报建，后又因这件事到处上访、反映，把当地行政机关都得罪了，最终行政机关对他处以行政处罚。

同时，土地证在办理时，记载的事项就存在很多错漏，其中就包括土地面积。根据实际面积，老头的改建其实并不属于违建，而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土地证也一直没有顺利变更。

所以，在拿到那一纸驳回判决，对老头提出的土地证登记错误问题，指示应通过另案途径予以解决的时候，潘老头坚持认为，法官有问题！都说应当是事实为依据，可法官判案只对着纸面证据，没有了解客观事实，客观上自己的房屋并没有超出土地面积建筑，行政机关不该罚款。

在潘老头最终认罚、交完罚款后无奈地再次回来找我，说“罚也认了，人也伤了，关系也搞僵了，绕了一大圈，报建所需的村委会的章还是没盖上，违建还是违建，就是不服村委会要钱，最后还是只能走那条最不想走的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内心翻滚着，但只能沉默……

为什么表面看似依法、依据作出的裁决，却与群众心中的“理”相去甚远？是司法权力现状的问题吗？是否我们现有的制度与司法环境，让我们有意无意的作出这样的选择？

是司法水平的问题吗？是否我们没有尽职尽责审查全案事实？

是司法方式的问题吗？是否我们不应当用简单的判决来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

是司法理念的问题吗？是否我们在裁判时习惯性的选择一条无功无过的路？

司法权的运行，与当事人和全社会对司法的期待和需求到底存在多大冲突？

在追问这些问题时，不禁首先来到一个本源性问题：司法的职能到底是什么？一位资深法官在关于调解文化的研究文章中提到，司法是社会治理的方法之一，司法的目的不能就法律论法律，必须回应社会对司法的需求。解决争议和纠纷，正是当事人和全社会对司法的期待和需求。

那么当下司法权的运行到底和这期待和需求存在多大程度的冲突呢？

首先，司法权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生产关系深刻变动，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而原有化解矛盾的家族调解、单位调解，以及包括礼仪、道德、宗教、信仰在内的平缓内心的文化制度都在弱化，导致法院，作为纠纷最终处理机关，在案件飙升的同时，成为社会矛盾情绪宣泄的总闸口。而这些纠纷和秩序混乱更多涉及的是立法、执法的职权，此时让司法权的现有职能来解决问题，就显得局限而无力。

正如潘老头的案件，他所要解决的纠纷中掺杂着村委存在不当谋私的问题、土地证登记存在错漏由于案外原因未能更改的问题，这些根本的矛盾，是无法通过本案起诉或简单诉讼途径解决的。

但司法，在被赋予了终局裁决的职能，就让群众认为，它理应具有这样能力。这，就是司法权的局限与解决纠纷需求的深层冲突。

其次，法院行使司法权能多大程度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法官在具体行使司法权解决纠纷时，现况又是怎样呢？来法院的矛盾纠纷纷繁复杂，我看来，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为争“理”，也就是宁愿接受不利后果，也要讨个说法。可有时这群众心中的“理”，与现实的法律规定可能是存在出入的；有时由于群众法律知识的欠缺，在程序上把自己陷于无法回转的境地，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而当事人呢，在到处诉说无果后，把法院当成最后的寄望，复杂情绪掺杂其中，如果遇到简单的一纸以依法裁判为主要导向的司法判决，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当事人把罪责归于法院和法官。

就如潘老头，认准了自己没有超面积建筑的理，就一定要争这口气，法院一纸貌似回避实际问题的判决，更让老头认为官官相护，司法不公。

一种是为争“利”，利用法律最大限度的争取自己的利益。可有时这“利”可能是被社会现状或潜规则所排斥的；有时这“利”是尚无法通过法律事实来证明的；有时这“利”是与其他强大的既得利益所抵触的。

而当事人呢，在通过其他途径一再无法实现预期的时候，期待法院能作为中立的机关，不考量任何外在因素的维护其利益，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往往不仅把法院作为贪赃枉法的枪口，还会将自己因诉讼而花费的时间、金钱成本，都记在法院的头上。

接访中遇到过毫无证据咬定法官拿钱贪赃枉法，要告倒法官的；遇到过要求计算几年来打官司经济、精神损失，连复印材料费用也一一计算的，而这些情况最难处置。

而涉诉信访的案件中，除了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真正的问题案件是极少数，多数还是案件中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瑕疵。有的实体处理不够平衡，有时程序释明做的不够，有的对外文书存在错漏，有时可能只是对当事人的态度过于生硬。

但从事过一线审判，或了解一线审判的人都知道，大多数法官在工作强度、职业保障、个人素质的多重压力下，难以在每一个案件中倾听当事人所有的诉求，为他们一一解答疑问和疑惑，可能有的更为了工作效率，在方式上更加简单、粗暴，认为自己依法作出裁判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也再次加深了社会、群众对司法权的不信任、不认同。

怎样的司法权能具备权威？

那司法权运行怎样才能真正具有权威，回归它本源的解决矛盾纠纷的职能？ 

反观我国古代传统司法，虽然充斥着许多被当下法治所批判、排斥的理念，但毫无疑问，行使司法权作出的终局裁决，其权威性远高于当下，原因在哪？ 

一是，古代司法权是一种被礼仪道德所推崇的、具有极强约束力的做主型权力。传统司法权是皇权、君权的一部分，是君、父、父权性质的做主性权力，对皇权、君权的遵守，是礼仪道德推崇的底线原则，而对这种权力的对抗，会受到来自生活各方面的阻碍和限制。

二是，古代司法权是一种被行政权所保障实现的现实型权力。传统司法由行政兼理的设置，以及基层司法系统的设计，让行使司法权的县官、大老爷具备将决定予以保障落实的现实权力。

三是，古代司法权是一种以情理道德为评判基本标准的社会性权力。情理符合人心，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不易滥用，滥用大家都易感知，这样更让社会信服。

纵观我们推崇的西方司法为何能具备权威？这种权威源于特定的宪政体制之下，司法权在“三权分立”的权利架构中具有的独立地位。这种独立性有主体独立、裁判权威、程序机制作为根本保障，其中主体独立、裁判权威的基础是特定政治体制以及传统理念，而程序机制则以程序正义、程序理性、程序主体平等、程序制约以及程序及时等价值理念为核心。

因此，概括来讲，司法权威的确立无外乎几个方面：一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二是，权力对外的终局性；三是，违背权力的不利威慑；四是，权力运行的公开监督；五是，权力不当的救济途径。

近年来，从中央层面开始推动几项重点工作来看，确实正在一步一步针对问题，寻找出路。以纠正及严防“冤假错案”为核心的一系列工作，是为树立司法裁决本身的公正性，以体现权力行使的正当性；

全面清理执行积案、建立失信执行人体系，是将司法裁决的执行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以提升违背权力的威慑力；

落实以裁判文书公开、庭审公开为重点的全方位司法公开，是将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但司法权威的建立感觉仍是路漫漫其修远，一方面，是任何发展变化都需要时间和过程，另一方面，就是作为核心的司法裁决本身的公正性，还难以达到社会、群众的认可，反而有时与他们心中的期待背道而驰。

因此，这个时候，树立司法权威最终还是回归到如何体现我们司法裁决本身的公正性，也就是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而这一切还得依靠我们每一个和群众打交道的法官。

如何行使司法权才能在现状下逐步提升社会、群众的认同感？

面对这样的司法权和具体行使的现状，在缺乏权威的当下，如何塑造司法形象，来让社会、群众能够“崇尚法律、尊崇法治”，重塑司法权威？这决定了我们要把自己定位为什么样的法官，我们要把什么作为当下司法准则的判断标准。

1、“乡绅权威的调解者”——弥补缺位的调解机制。

从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调解始终是化解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而当家族调解、单位调解、行业调解这些在过去充当重要、权威角色的民间调解，在当今社会逐步退位的时候，对于某些类型转为诉讼案件的纠纷，尤其是在民族聚集区、环境相对封闭的相邻地区，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大多是普通的民间纠纷，最适宜或者最易于被民众接受的方式，依然是调解。

而在此时，法官更多的扮演着居中调解者的角色，以化解矛盾纠纷为司法方式，这类纠纷的调解具有主体优势、环境优势、效果优势。推广法律适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将法融入民俗的视角，普法、用法。这就是“小镇大法官”所选取的角色定位，他塑造了小镇所需要，能真真切切让群众感受到案件公平正义的法官。

2、“法理并重的道德指标”——体现法与道德、情理的融合。

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群众尝试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在市场经济时代把法律当成工具使用的，期望借助公平的法律武器要求平等地位的那些群体。而此时的法官，代表着司法导向的指标，我们做出的判决就是在告诉他们，法律维护的是哪些价值利益，倡导的是什么道德方向，在运用法律的时候有什么底线是绝对不可以逾越和突破的。

推广法律适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将法融入导向性的道德价值视角，释法、用法。这需要法官在应对具有价值指征性的案件时，不仅有依法裁判的能力，更能体现出作为社会体制中纠纷解决者的智慧。

3、“意识心性的引导”——抚慰心灵的布道者。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都脱离不了现实，在现实环境下，事事如愿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宗教、信仰在我国高速经济发展阶段逐步弱化的环境下下，民众精神上的寄托和倾诉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情绪往往以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也朝着作为矛盾纠纷最终解决者的法院爆发。此时的法官，面对一些诉求无法得到现实支持的群众，不可避免的充当着情绪接纳、疏导的窗口角色。

就像许多常年上访户，他们期待的或许早已不再是案件处理的本身，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说是精神寄托。

一个常年上访的老户，在跟我拍着墙和桌子激动表达完之后，陡然平静了下来，告诉我这么多年，真正认真听他讲、看他材料的人寥寥无几，他感谢所有这些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他临走的时候说“我要是几天不来这说说啊，我的心里就憋着，感觉脑袋要炸了，要死了一样。谢谢啊！”

推广法律适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将法融入包容、理解的普世情怀，化法于情，让民众逐渐从内心接纳法院、法官来行使最终解决矛盾纠纷的权力。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当下，我们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又一难得的法治发展浪潮。面对复杂的现状和困境，或许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就如几位从事信访工作多年的老法官、前辈，聊起信访时谈到的那样，“干了感觉没用，可是感觉还是应该干，算了，干呗。”

是啊，我们就是客观需要下的现实存在！大到司法理念，小到文字错漏，只要时刻提醒自己，司法权威就在我们的一字一句，就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我们就无愧于现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