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广电独家”记者 冷成琳；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在剧组，一份18块钱的盒饭，高成生瞅一眼，就知道有3块钱的回扣在里面。他的口头禅是“谁也蒙不了我”。
他从黑白电影时代就进入电影厂担任道具员，是影视行业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如今的繁荣时期的亲历者，年近花甲仍坚守在一线，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翻开他的作品目录，很多是重大题材项目。
电视剧《我的1997》是他最新一部担任制片人的献礼剧。像这样的献礼作品，由他担任执行制片人的还有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的1997》《彝海结盟》等。
做了那么多重头戏，他的秘诀是什么？
高成生 中国电影集团制片人
“没问题，我来解决！”
在拍戏过程中，制片人每天要面临各种状况，作为中国电影集团制片人，高成生已经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每每有人一边喊着“不得了了”一边跑到他面前，他都会胸有成竹地说：“没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协调。”
除了“谁都蒙不了我”，高成生还有一句口头禅：“没问题，我来解决！”
他是个身体力行的行动派。
“我给韩三平做秘书时，他让我做一件事，我从不问为什么、怎么办。‘你去把那人找来’——好！至于这个人是干嘛的、在哪里、怎么联系，我自己去打听，绝不会跟领导说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腿勤嘴勤，不懂就问、不懂就学。”
他18岁进入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时电影厂刚刚恢复生产，一年拍两部电影。厂里问他最喜欢做什么，有场记、摄影助理、录音、道具等工种可以选择，最缺的是道具员。他说那就当道具员吧，只要能跟剧组就行。
由于当时的电影厂各方面还不健全，没人管的事情他都主动请缨：看车、修车、改枪、改子弹、客串。脱了衣服跳进江里，背根绳子游到对岸拴到树上，然后把一船人拖过来；自己骑马20公里，让剧组其他人坐车，第二天早上起来屁股被磨破……
那时候，他年轻、好奇、精力充沛，什么都想学，不懂就问，问了就全明白。
那个年代的经济条件和现在不能比，交通不方便、设备不先进，看一个样片要等一个礼拜，搭的景不能撤，演员不能走，派人坐汽车、火车送到厂里去冲印。
三天后厂里打电话过来说，技术上没问题，没有“煮面条”、没曝光过度，但是对演员的表现并不知道。
再等三天，样片拿回来，当天晚上暂停拍摄，大家一起看样片，这时才知道哪个镜头要补拍。如果演员戏不好、走出画了，要出补拍方案，补拍完了才能拆景，演员才能走。
“当年就是这样的技术条件。我举的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他说道。
有些人说现在影视项目难做，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高成生不这么认为，“每个时代愁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愁的是经济落后、设备落后。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拍摄、制作条件大大进步，甚至和国外最先进的都同步的了。”
“行业在多元化地发展，就看你努不努力，抓不抓得住机会。确实有时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因素，赶上天时、地利可能就成爆款了，但是这种是不长久的，更多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努力创作，才能做出有长远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服务第一位，管理第二位，管理体现在服务上。”
很多制片人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以后，会转而去做导演或者谋求职位的升迁，高成生谦虚地认为自己“没什么本事”，适合在一线干具体的事情。
因此，他对影视剧制作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十分门清，可以一眼看出面前的盒饭值几块钱、车子实际烧了多少油又被偷了多少油。
“服务第一位，管理第二位，管理体现在服务上。”这是高成生作为制片人的职业理念。
“我所谓的服务不是伺候，是每一个人舒舒服服、心情愉快地各司其职、发挥价值。很多时候也会碰到难处，我就推心置腹地跟他们商量，都可以互相理解。”
他和国内很多导演都合作过，包括冯小刚、赵宝刚、陈凯歌、陈可辛、李少红、陆川等，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导演张彻，韩三平、黄建新是他的老领导和同僚。
其中，前两位都是出了名的“炮筒子”，生气就摔对讲机。别人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他站在旁边，告诉他们“你要什么，我马上去办”。
在剧组摸爬滚打多年，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措手不及，这得益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形势预判。
“创作氛围太重要了！剧组风气不正的话，天天搞斗争，最后不欢而散，时间耽误了，钱也都花了，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地吐槽，投资方怨声载道，这个作品也完了。所以我们就是润滑剂，从一进组就开始注意，保证机器高速运转不出问题，每一个环节都事先想好。”
《我的1997》男主角的扮演者印小天连续三天每天早上5点化妆，晚上10点收工，被他看在眼里，立马告诉统筹：“能不能给他调一下，快冒烟了。”
《我的1997》有一处取景在拍摄黄飞鸿相关影视剧的清朝末年建筑，要在此展现20年前的香港场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加工，这笔开支在原来的预算中是没有的。高成生进行多方沟通，硬是从其他方面省出20万元用来改建外景地，包括装霓虹灯、招牌、玻璃橱窗，刷墙、加栏杆。
他还总结出一个规律——拍戏拍到三分之二，就会遇到疲劳期，矛盾集中爆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恨不得一个劲儿地表现，兴奋劲过了后，就想着赶紧弄完算了。人与人接触得多了，新鲜感没了，各种毛病就开始显露。
这时他会提前做好灭火准备，化解各种矛盾。
年近花甲的他，依然在学习
1976年，电影还是黑白的，高成生进入峨眉电影制片厂，做过从道具员、剧务、制片，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看着计划经济慢慢转到市场经济，从电影最困难的阶段到现在的市场繁荣，与一代代导演、演员中的很多人成为哥们儿、朋友，成为影视业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我能遇到这些好的导演、演员，志同道合地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最后还做成了。都快退休的人了，还能在影视一线做具体工作，和大家同吃同住、同甘同苦、同享欢乐，我很欣慰。”他感叹道。
高成生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献礼剧和献礼片。
高成生说，拍一部献礼剧的钱还不够请一个“小鲜肉”，所以做这种剧真的要有一份情怀。
另外，这样的影视作品往往是命题作文，而一旦命题，就容易被束缚到框架内。
他认为，只要契合这个时代，有温暖人心的故事，有感染人的内容，能引起人们共鸣，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都可以是一个优秀的献礼作品。
但与一般文艺作品不同，献礼剧和献礼片有严格的时间限定。
有些影视作品为了拍到极致，想要最合适的演员，会一直等演员的档期，今天不行明天拍，三个月不行就五个月。《军师联盟》就是为了等演员的档期拍了近一年时间。
而献礼剧和献礼片如果因为剧本问题、演员档期问题错过献礼时间，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1997》让高成生略有遗憾，总觉得如果时间再充足一点还可以做得更好。虽然7月27日在央视一套首播收官的该剧，收视率和口碑均表现不俗。
他坦言，自己做每一部剧都是如履薄冰。
“我们手里就像捧着一把沙子，一点一点地漏，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给你减分。一年一万多集电视剧、几百部电影，每一个导演和演员都想把它拍好，可是资金、技术水平、时间、演员……每一个环节都在打折扣。所以很多导演、出资方觉得，能够达到当初拿到剧本时设想的65分就谢天谢地了，70~80分是很好的了。”
根据播出平台的不同，高成生认为电视剧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大致分为三个阵营：
以中央电视台审查标准为主的阵营；
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也兼顾互联网因素，集合市场环境中的好演员、好导演、好题材，以6个上星频道和部分二三线卫视为主的阵营；
优酷、爱奇艺等互联网播放平台的网剧阵营。
现在，所谓的三个阵营已经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靠近。
“我也在抓紧向年轻人多学习，我们现在做不到引领潮流，而是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要被落下。我每天看网友的评论，包括弹幕，一字不落地看他们吐槽的点。我希望做时尚、年轻、积极向上、鼓舞人和感染人的作品，可能做出来没有年轻人做的那么新潮，但是会把有价值的经验用到里面去，做出更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本文作者冷成琳，“广电独家”记者，专注于广电系统、影视行业、传媒产业的观察、分析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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