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科技爆发缘何并非由院士、杰青、长江学者等主导推动

原文转载自「幕临枫桥的书房」微信公众号

 基础科研与应用型科研的差异

不久前，聆听了香港大学马毅教授的演讲。其核心观点是，高校不应盲目参与，甚至可以说就不该参与所谓的“百模大战”。据说，一些华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评价“百模大战，群魔乱舞”。
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的区别。在公司中，经费充足且资源丰富，适宜开展应用落地类项目。而高校，尤其是中国的高校，很多事务主要由博士生主导，这就决定了高校不太可能与公司在大模型这类高度依赖资源堆砌的项目上竞争。高校更应致力于从0到1的创新，探寻从1到可应用阶段的路径，以及解决应用过程中所遇问题的理论基础。我认为马教授的观点切中要害，高校应当坚守自身的赛道，不宜过度卷入这类“资源大战” 。

院士杰青：能力背后的圈子因素

院士由院士群体评选产生；杰青则是在院士、杰青、长江学者等组成的评审团评选下诞生；CNS等顶级刊物文章由学术圈子里的大咖审稿；各类主流奖项和大额科研经费的评定，也多由院士、杰青、长江学者等主导。由此可见，在科研领域，仅仅自身工作出色还不够，还需具备融入圈子的能力。否则，就可能面临拿不到科研经费与荣誉头衔的困境，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就像马毅教授，在国内全职工作九年，却始终未获得杰青头衔和国家级大额科研经费。
从学术层面来看，类似情况也屡见不鲜。即便科研成果相当，不同的人发表的刊物档次、获得的奖项层次也会有所不同。

科技爆发：科技型企业的主导地位

通常所说的、被主流大众熟知的科技爆发，往往并非源自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而是那些切实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创新产品。比如，从马车到火车的变革，从煤油灯到灯泡的更新换代。
以汽车为例，自其诞生以来，一直由企业负责新型汽车的生产。高校人员至多提供一些创新想法和设计方案，很难想象高校会设立工厂，持续生产新型手机、汽车等产品。工业领域，有工业巨头承担具体生产工作，高校的主要职责还是知识生产以及初创公司孵化的前期工作。

中国的发展阶段考量

当下，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不过是近二十年的成果。与历经数百年积累的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短短二十年里取得了他们或许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达成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美国，黄仁勋、马斯克、沈向洋均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但沈向洋全职回国后，至今尚未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表明我们有自身的评选规则，距离在大型科技企业中产生更多院士，甚至是没有博士学位的院士，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方面，我国的科技企业与苹果、谷歌、微软等国际巨头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尚未诞生类似英伟达和特斯拉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的院士评审制度也有待持续完善与优化。阿里巴巴的王坚院士成功当选，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要想大批量涌现像王坚这样的人才，甚至让企业里没有博士学位的“王坚”顺利当选院士，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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