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日 我在读 | 转向大众

甲午之后，更接近政府上层的高功名士人投身其中，“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种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报人形象，令这一身份逐步去污名化，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家报人或精英报人和精英报刊（elite press)，其政治参与和诉求更加明显。和传统具备科举功名的精英相比，走出书斋的他们向“大众型精英”转变，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一种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精英”，影响力大为提升，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新型“意见领袖”，拥有超越传统的、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

大公报馆大门

此后，更多精英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平台，他们借助租界、海外空间以及宪政、报律的合法框架，在传统体制外发育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构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超越传统清议的批判性言论，彰显一种难以驾驭的体制外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作为分析语言的“抗议”，即是指这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对官方持续表达不满的言论，主要围绕对当局政治改革、各级官员活动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展开。不过，这种“抗议”虽显露政治抗争的色彩，但仍多在法律框架之内，此后随着晚清政治改革的挫折日趋激烈甚至最后倒向革命舆论。而对革命派报人而言，报刊几乎从开始就是革命的鼓动之物。

（摘自《转向大众》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