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科way 美编 | 毛毛
在科学研究中，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无法复制的。对于正在领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浦东来说，人才是根本。得一顶尖科研人才，浦东就有机会造就一门新学科，催生一个新产业，诞生一个新的科学圣地。
然而，人才的崛起有着科学的规则和体系。引来人、留住人、用好人、培育人，脉脉相传，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要打通这条人才脉络，浦东需要“修内功、练外功”，突破目前存在于各个环节上的瓶颈与阻碍。
与美国、英国这样的科学技术领先国家相比，中国还处于全面追赶阶段，尽管在个别科学技术领域接近甚至达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但鸿沟依然存在。从全球招募科技人才的力度与强度，中国正不遗余力。
从国家“千人计划”到上海“千人计划”，再到浦东“百人计划”；从上海人才“20条”，升级到上海人才“30条”，从国家到上海，再到浦东，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相当之大。给资金、给平台、给项目、给人手，让中国、上海、浦东成为海外科研人员眼中的香饽饽。
在过去，缺乏国际知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是浦东的一个致命伤。科学研究需要领军人物，需要具有号召力的科研机构，没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就吸引不到国际学术界顶尖科研人员，也就没有那些可能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原始科学创新。
幸运的是，随着张江和临港的开发，高校、科研院所正在从浦西搬迁到浦东。更为关键的是，上海光源、蛋白质中心等世界水准的大科学设施落户浦东，使得浦东对科研人才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然而，要想成为“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成为出产具有全球影响力原始创新成果的科学圣地，浦东对于国际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浦东还需要拿出“千金买马骨”的智慧、勇气与眼界。
要想成为一方科学圣地，需要大师级的科学家支撑，更需要长时间的学术沉淀与积累。一方面，没有足够底蕴的浦东需要足够的耐心，继续做好对现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上海光源、蛋白质中心等大科学设施的支持，引导它们与浦东生物医药、海洋等产业精准对接，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提升自身科研水准；另一方面，浦东可以利用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势，借鉴离岸创业的经验，打造一批由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的离岸科研实验室，快速提升浦东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浦东离岸科研实验室邀请那些与浦东未来产业布局息息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科研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担任主任，负责规划和指导研究课题，同时组织一批国内和国外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内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离岸科研实验室的成果，浦东具有归属权和优先使用权。
在一稳、一快间，浦东对国际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或将变得越来越大。
做什么样的科研？是追踪学科热点，短平快地产出一批科研论文；还是敢于坐冷板凳，花功夫解决一个难以攻克的科学难题。对于一支科研团队而言，这是一个导向和选择，更是一种态度，决定着最终的科研成果是否能够真正有用。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郝跃院士的实验室里，科研项目构想是大目标，在创新中积极灵活，而看准了方向后决策果断。当国际学术界刚刚有了一点苗头，郝跃院士就看准时机，果断调整实验室科研方向，使得中国在第三代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究上，不逊于发达国家。
科学研究、原始创新需要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需要让科研人员有时间、有精力投入到感兴趣的科学研究中，自由宽松的环境才能吸引到更顶尖的人才，也才能留住人才。这种科研不是追赶式的，更不是利益驱动的，而是另辟蹊径地解决技术难题，开创性地开拓出全新的科学领域。这种科研必定是原始创新。
这种基础研究，可能是“一坐十年冷板凳”，更有可能没有预想的成果。“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冲锋在前的科研人员有这样的自由吗？
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并没有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空间。在花费巨资引进一个顶尖科研人才后，国家和地方政策就很难有持续的支持，需要科研人员自己去申请大量的课题，以维持团队的运作。而对于人才和课题的考核，一直以来都显得简单粗暴：论文、发表刊物、申请专利。有国外科学家与海归科学家交流后惊呼：“有一根鞭子在抽打着中国科学家向前快跑”。
更为可怕的是，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于科研人员的僵化的行政化管理，政府和行政对科研管得太多，太细。科研人员主持一个项目，从申报、评审到中期检查、验收、考核，要填无数表格，要附大量的研究附件、证明材料，而且很多表格多头部署，内容要求重复。各种咨询会、务虚会、申报会林林总总，给政府及领导看的会多，给科研人员真正交流学术问题、讨论、学习的会少。经费管理，尤其预算与决算，部分科目要求有硬性指标，统得太死，使得不少科研人员自嘲成了“会计”。申请项目、表格、会议、财务，占用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与精力，原本安静的、自由的、宝贵的科研时光被浪费。
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浦东需要建立起一套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与行政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机构要向后退一步，真正做好服务，让科学共同体或是市场能够对接其中。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圣地与分子生物学摇篮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一直坚持着50%研究资金来自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以此保障科学上的自由。这一点值得中国实验室借鉴与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的团队被称为“潘之队”：陈宇翱和陈帅擅长冷原子量子模拟；苑震生和包小辉主攻量子存储；陈增兵和邓友金玩转量子理论；而陆朝阳则以其顶尖的多光子纠缠和固态量子光学技术在该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彭承志更是凭借其在实用化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研究和远距离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研究上的建树，作为首席科学家助理及科学应用系统负责人，参与领导并组织，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
这是一位顶尖科研人才所能带来的人才培养链式反应，也是对钱学森之问“中国高校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最好回答。顶尖科研人才的国际化学术视野和影响力，能够给年轻科研人员带来学科前沿的科研交流机会，指明未来的科研方向，从而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进步与成果。这种学科地位和科学精神的传承，对于追赶发达国家的中国科学界来说，显得尤为宝贵。
然而，并不是每个实验室都能获得“潘之队”一样的国家重视，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下和如今的外部环境，年轻科研人员中充斥着老一辈科学大家所没有的浮躁。能在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意味着更多的课题可以申请，也意味着更早的功成名就，这是不少年轻科研人员的想法。为了在科研机构中尽快站稳脚跟，他们不得不将探索科学的理想暂时放在一边，哪里出成果快就先做哪里，追热门、跟风式的研究也就层出不穷了。
北大教授饶毅在《再生型梯队与研究生培养》一文中提出，“我很反对老板模式。当导师把自己放在管别人的位置上且希望别人都听话时，整个梯队容易出现退变、递减。”“自然科学所探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当然包括老师想到的问题和办法。但最有趣、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想到但无法解决的。”“用再生型模式的话，老师要支持、鼓励学生，发掘学生的才能和特长，提供智力环境、给学生创造条件，使他得到发展，能力得到发挥。”
人才可以引进，但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真正体现在能否培养出顶尖科研人才上。等到中国、上海、浦东成为欧美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聚集之地，大量顶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之时，大概就是科创中心建成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