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比三星堆更神秘

刚刚过去的2024年，“三星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

从相关展览一票难求，到遗址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再到青铜啾毛绒玩偶成为文创圈“爆款”……

2024年7月，观众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参观“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

摄影 | 李珅

自2021年以来，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黄金面具等，但也给学界留下了许多有待考证的疑问。其中，三星堆迄今没有出土文字而仅有几个刻划符号的情况，并不符合人们对三星堆高度发达文明的想象。

沿着这个问题，人们关心的还有，古蜀文明是否有自己的文字？比三星堆更神秘的“巴蜀图语”与今天的“巴蜀文化”是什么关系？它们在中华文化符号谱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编辑｜李珅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从三星堆的文字之问到巴蜀符号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三星堆遗址未发现文字，仅在陶器上发现几个刻划符号，它们至今仍未被完全释义，这造成了诸多困扰。但如果跳出三星堆这个单一的考古据点，从整个古巴蜀文明来看，是否存在文字或某种类文字的符号系统呢？答案是肯定的。

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巴蜀图语”（或称“巴蜀符号”）是“除甲骨文之外唯一可确认的先秦文字系统” 。

三星堆刻划符号。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的重要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巴蜀图语的考古工作比三星堆考古挖掘工作开展更早，主要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与三星堆考古聚集于一个遗址不同，巴蜀符号的出土散布于整个四川盆地，属于地域共通符号。

当时，考古学者从四川、重庆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乐器、玺印及少量生活器物之上，发现一些半图半文的符号。相对于三星堆文明，这些符号所在器物的年代稍晚，主要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这些器物上的图形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

“巴蜀符号”重复出现在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漆器以及陶器上，且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外形和一定的组合规则，普遍被认为是用于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然而它们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青铜器纹饰，更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文字。

巴蜀符号，有其独特之处：在地域分布规律上，仅见于先秦时期的巴蜀及周边地区，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不见；在形制和组合规律上，存在不同符号之间的组合情况，且形成固定的符号组合搭配，比如和的组合重复出现，有研究干脆称此组合为“手心符”；符号与特定器物的搭配，比如符号出现于83个器物上，其中81次出现于铜印上……

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符号谱系来看，巴蜀符号也与中原文化符号有着诸多交流与影响，比如虎形符号，同样也是中原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比较二者可发现其在形态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与中原文化的虎形纹饰不同，巴蜀虎符往往与其他符号（比如、、、）一同出现，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文本的，较少单独出现。

由上可见，严格意义上的“巴蜀符号”并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纹样。但巴蜀符号的地域属性，也反映了地域文化及其传播流通的属性。作为区域文化概念的“巴蜀文化”研究（指发源于四川盆地的一种古老文化），其命名源头就来自巴蜀符号。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引发的文化热潮下，基于符号的传播正变得越来越频繁。相应地，巴蜀符号的内涵越来越广义化、大众化。比如三星堆刻划符号，以及三星堆青铜器、陶器、玉器纹样等，都被称为广义上的“巴蜀符号”。由此开展的巴蜀文化研究，已和考古学研究一起佐证着中华文化的璀璨夺目，以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不仅如此，这些符号也正如其在历史中那样，承载着传播的使命。例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其符号外形不仅被作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还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图形标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 | 金沙遗址博物馆

   从左至右分别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中国文化遗产图形标志。

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将考古学被称为“类文字符号”的“巴蜀图语”理解为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巴蜀符号”；而将行政区域上的川渝两地、地理上的四川盆地里发现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火锅、川剧、熊猫乃至当地新兴的地标建筑都称为“巴蜀文化符号”。它们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符号谱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2

从巴蜀图语到中华文化符号谱系研究

符号学研究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和方法论的补充，因为符号学更关注符号的根本特性，即符号的表意特征及在传播实践中的意义表达。

中国学界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探索主要有两个大的类别，一是中华文化符号思想研究，二是符号对象研究。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盛于90年代及本世纪初，代表性学者有李先焜、孙中原等。他们多是从符号逻辑角度切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逐渐开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和专著，如李幼蒸的“仁学解释学”、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 祝东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等。

文化符号思想研究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领域，而将符号对象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展开的研究则体现出更宽泛的跨学科色彩。如：叶舒宪从人类学入手探讨“文化符号学N级编码理论”、隋岩从传播学分析“符号中国”、孟华从“汉字符号学”理解中华文化的主导维度和内在结构。

上述两种研究范式，都构成了对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探讨。对于巴蜀符号的研究，是从符号对象的角度来展开文化内在规律的研究路径，自卫聚贤先生以降已经有80余年，期间童恩正、段渝等一批学者都对巴蜀符号的性质及符号个体的意涵做出了大量的讨论。但随着老一辈学者的故去，以及缺乏多重证据的互证，基于传统考古学的巴蜀符号研究陷入困局，进而成为“冷门绝学”。

近年来，巴蜀符号的研究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并展现出新的多学科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严志斌、洪梅在前人基础上编著《巴蜀符号集成》，收录了272种符号，其中人形符号16种、动物形符号26种、植物形符号33种、器物形符号31种、建筑形符号20种、几何形符号150种，并有1125组符号组合，时代上达战国初期，下至西汉早期，涵盖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等地带巴蜀符号或类似符号的青铜器883件。

2018年，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以巴蜀符号为研究对象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立项。团队开展的“巴蜀符号谱系整理分析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希望在传统文字研究基础上，扩展对巴蜀符号的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发掘这些古老符号的活力。

主要工作大致包括“图语符号谱系梳理”“数字人文传播”“文化传承与创意传播”和“中国符号学理论体系学理路径”几个方面。依托前人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回溯原始材料并搜集一手图片千余张，对现今发现的巴蜀符号进行了重新总结和细致描绘；

巴蜀符号中的“人形或身体形态”符号。

巴蜀符号中的“动物类形态”符号。

对巴蜀符号的符号谱系进行梳理并构建巴蜀图语在线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261个巴蜀符号，为中华文化符号提供了参考案例；

巴蜀图语在线数据库首页。

针对巴蜀符号的文化创意转化，设计了表情包和系列文创产品。

“巴蜀符号拜年篇”表情包。

随着对巴蜀符号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文化符号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许多文化符号即便在当下也光芒灿烂，但是其久远的历史与繁杂的类型，也影响到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与使用。

如果不能对其谱系进行有效梳理，就等同于坐视我国宝贵遗产白白流逝，并且难以推动中华文化有效对外传播。在此契机下，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2023年获“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参考巴蜀符号的研究路径，我们期望通过梳理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描绘出中华文化的模因图谱。从符号形式出发，为中华文化经典符号做形式上的分类；从符号内容出发，梳理中华文化经典符号的表意谱系。

比如青铜器上一种常见的纹饰涡纹，它多装饰于青铜食器簋和鼎上，其次是青铜酒器爵、斝、罍。其外形极易辨别：在圆形微凸的曲面上，沿边饰有数条(四至八条)作旋转状的弧线，中心有一或大或小的圆圈。我们从符形、符义、符用三个维度对它展开分析，认为该符号寄寓着人类对“永恒时间”的向往。

青铜斝，酒器，商早期。腰部饰一圈对称兽面纹两组，腹部饰有6个涡纹。图 | 许春红 摄于上海博物馆‍

3

符号中的文化模因与文明互鉴

符号本身的形式特点，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起点。符号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系统，在被接受者所感知的此刻，便跨越时空与文化边界。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既需要了解自身又需要认识他者，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便外在显现于符号传播过程中。

比如在中原殷商青铜器中反复出现的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在各区域文化中广泛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中也反复可见；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中的玉雕人(神)头像，在头顶装饰风格及造型特征等方面均高度相似……这些相似符号指向同一个文化母题，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青铜罍，商，腹部饰兽面纹。图 | 三星堆博物馆‍

用符号描绘中华文化基因图谱，既是学理要求，也是实践必然。文化基因一词来源于生物学中的meme，指代基因中“新的复制因子”，可以“表达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概念”，又被称为文化模因。也就是说，文化模因是一种比喻修辞，其核心阐释力当以复制与传播特性为基础，最终需要落到符号的广泛传播与使用上。那么，建构中华文化基因图谱，应当以寻找中华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符号为前提。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符号，以模因复制的方式传播流转，经受住时间和实践双重考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传播力。尤其是许多问世于远古时期的符号，历经时间选汰、岁月洗练，在社群的反复使用中发展为中华文化模因符号，至今仍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文化符号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身的文明脉络，还可以通过符号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展开文明互鉴的探索研究。比如巴蜀符号中的蛇型符号，符号整体呈现卷曲条形，上端顶部有水滴型突出，尖端连接“Y”字型分叉；下部为盘曲圆形，尾部从右上方交叉斜出向下，形似“蛇”型。

根据考古资料，出土文物中有蛇形象的器物分布遍及我国各地，但集中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吴越地区，两广云南以及巴楚地区——这些情形体现了我国不同地域生态环境对符号生成的影响。

青铜蛇。图 | 三星堆博物馆

由于蛇这种生物遍布全球，伴随着人类演化的进程，因此蛇型符号普遍存在于世界古老文明中，如古希腊的衔尾蛇、古埃及的眼镜蛇等等。

从蛇型符号出发，人们揭示出人类文明进展中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农事祈祷、天文四象、永回轮转等多重内涵，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原型和母题，也是整个人类族群的文化模因。

再进一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人们与来自全世界的丰富信息打照面的那一刻，符号初印象便直接影响着自我对他者的文化初印象。这也是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乐此不疲寻找与对方文明之间“共通性”和相似之处的原因。

前段时间，“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携来自三星堆和金沙的珍宝，亮相古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在太平洋彼岸的秘鲁掀起了古蜀文明热潮。

秘鲁观众参观“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图 | 金沙遗址博物馆

不同国别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被古蜀文明与印加文明之间那诸多相似符号所吸引：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纵目人像与秘鲁的肖像凯罗杯，用相似的图符展现出跨越不同时空的人物图像；秘鲁出土的印加人黄金面具同三星堆遗址的黄金面具相映成趣；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神树、青铜太阳形器，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与秘鲁马丘比丘遗址的太阳神庙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太阳崇拜这一主题……

这表明，符号传播活动建构着人类族群的文明同一性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在符号相像之间，寻找人类族群共有的文明根基；我们在符号相异之处，寻找本族文化的独特之处。

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关键在于表达意义。此处的符号是广义上“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具体来说，语言、文字、数学符号、音乐、图画、物件、姿态、表情甚至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都可以纳入符号范畴。这种“大符号观”，不仅是符号学采取的研究视野，还体现在不少学科的研究转向上，比如文化人类学的“大小传统”转向，考古学上对精神文化考古、符号考古的重视等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中，创造了大量的符号，它们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形式表征。

中华文化符号不是某一个单一的符号，也不是某一种特殊类型的符号，而是一个具有内在一体化的复杂符号系统，一方面它来自客观世界实践，指涉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是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的符号化，是一种独特的意义表达方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点，为人类文明的前行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重新认识古老而神秘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充分挖掘中华文明的内涵与价值，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还是深入理解自身文化根源，在全球化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3.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述论[J].考古,2017(10):90-99+2.

4.何一民,杨丽华.“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与区域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132-143+215-216.

5.严志斌,洪梅.巴蜀符号集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6.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9-20.

7.许丹阳.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十年[J].中国文化研究,2021,(02):51-62..

8.王方.从石家河玉器看长江中游玉文化对古蜀青铜文明的影响[J].江汉考古,2022,(04):71-82.

9.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221.

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11.蒙象飞.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

欢迎关注瞭望智库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