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朗与他的古代晚期研究
刘 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摘 要：
彼得·布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古代晚期研究将从古典向中世纪过渡的时代视为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历史世界。布朗的“古代晚期”并非一个固定的历史分期，而是一个时空边界开放的史学问题，变迁与延续之间的张力是其核心问题。在其学术生涯中，从奥古斯丁这个时代人物到神圣性、社会领袖、身体、财富，布朗通过变换的视角对古代晚期世界社会结构、思想气质与心理结构提供了多项创造性的研究。
关键词：
彼得·布朗；古代晚期；基督教史
1958年，在伦敦的瓦堡中心（Warburg Institute）,时任伦敦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组织了一轮系列讲座。八位受邀的欧美学者就“公元4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这一主题，进行了自选题目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集结出版。莫米利亚诺在为该文集所撰写的名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序言中指出，把基督教的兴起当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成因，始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但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解释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的问题上。20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家，如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道普施（Alfons Dopsch）和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在讨论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变迁时，同样未能把基督教的兴起有效地纳入讨论。基督教会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历史神学问题，如哈纳克（Adolf Harnack）对“教义”（Dogma）和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对“社会学说”（Soziallehren）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无人就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评估。”
这本文集出版于1963年。这一年，莫米利亚诺在牛津任教期间指导过的一名学生，彼得·布朗，在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布朗成为了西方史学界最多产、最有学术创造力、最具感召力的学者之一。正是在布朗的引领下，莫米利亚诺当年呼吁的那种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现实层面的评估”,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对于这个新兴学科的兴起以及布朗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西方学者已有若干学术史回顾。在中文学界，陈志强、侯树栋、刘林海、李隆国、包倩怡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晚期的与布朗的学术贡献做了极富意义的介绍与分析。但针对布朗的学术生涯与成就的全面学术史评述，迄今为止，在中西方学界都尚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填补这一空白，结合布朗的学术生涯轨迹与他不同时期的核心研究，力图尽量清晰地梳理这位当代史学巨擘的史学理路与他所开启的古代晚期研究的学科特质。
彼得·罗伯特·拉蒙特·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在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工程师，幼年时，因其父海外工作的需要，布朗曾被带到苏丹等非洲国家短暂生活。他后来对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学术兴趣，或许与这段儿时经历有关。不过，对布朗的学术取向真正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种对基督教传统内部的多元性的敏感。爱尔兰在中世纪之前独特的基督教形态，颇能获得在20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环境中生活的新教徒们的共鸣。而探索罗马大公教会之外种种更具地方性、更多元的基督教社会和精神样态，正是布朗日后所致力的“古代晚期”学科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在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读中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布朗被建议选择希腊语作为学习方向。在当时的英国，古典文化依然被当作精英教育的基础。不过，布朗所倾心的并非古典传统，而是早期基督教。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读《约翰福音》。此外，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让布朗对充满变故的晚期罗马帝国着迷。罗氏在这本名著中提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3世纪时乡村普罗大众和军队这两股“反动”力量的联合，及其所导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凋敝。布朗日后的研究则大大修正这位“沙俄遗老”关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悲观论断。
在1953年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后，布朗选择了“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牛津的学制体系里，公元3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都被统称为“近代史”。与之相对，古典学方向（Literae Humaniores）的教学内容基本以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时代（98—117年）为下限。这背后的意思是，西方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312年）之后就断绝了。布朗后来称这种传统史观为“古典学的傲慢”。在他看来，夹在所谓“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8世纪，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布朗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上手的。他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的时代”（the Age of Augustine）是布朗在本科阶段选择的一个研修专题。1956年毕业后，布朗先后从梅伦学院（Merton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研究基金，后于1963年于万灵学院获得教职，得以在牛津继续从事围绕奥古斯丁和他身处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研究。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于1967年的《奥古斯丁传》。为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作传，布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法国宗教史大家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在名著《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中所塑造的站在垂死的古代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十字路口的奥古斯丁形象，对包括布朗本人在内的战后学者依旧影响巨大。但布朗的关怀更进一步。他关心的不仅是思想家奥古斯丁，而是奥古斯丁作为一名时代中的个体：
奥古斯丁不仅生活在一个急速剧变的时代；他本人也在一直改变。研究中衰的罗马帝国的史家，能够通过追随他的生平来把握那些历史进程：是这些进程使奥古斯丁从一个在安全的行省【阿非利加】里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老故事哭泣的学生哥，最终以一个当时正被来自瑞典南部的部落武装【汪达尔人】封锁的非洲港口【希波】的大公教主教的身份离世……通过写作，通过行动，通过对越来越大群体发挥影响，他也参与了加速身边世界的变化，这个外部的变化和他自己内心的转变一样迅猛。
整个古代晚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数量惊人的作品给后世留下了那么多的“写作”和“行动”,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敏于观察自我和他人。布朗从奥古斯丁那里“借来了一种语言”,用以抓住“后君士坦丁时代”罗马社会的变迁节奏。布朗无与伦比的文字魅力也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尽显无遗。时任牛津大学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一份私人书信中表示：
我觉得彼得·布朗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书写得棒极了。我把它选入了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列的年度书单。我正在试着从艺术协会为它争取一项文学大奖。除了有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这本书文笔极佳。现在在英国，就连尝试去写这么漂亮的学术著作的学者也已经很少了。当然啦，美国学者更糟。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公元400年前后的北非和意大利）远不是布朗学术视野的全部。在1969—1970年，布朗在万灵学院先后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拜占庭、波斯与伊斯兰的崛起”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这两门课，尤其是后一门，成为了重要学术史事件。挤在万灵学院狭小的霍凡登室（Hovenden Room）中旁听“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的学者中有很多当时和未来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栋梁人物。一位当时的本科听众如此回忆道：
“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系列讲座极受欢迎。绝大多数听众是挤坐在休闲椅、窗台和地板上听课的。这和学校里的一般讲座课程大相径庭。后者的模式是，学生坐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室中规整的座椅上和书桌前，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与此不同，在布朗的这门课上，门徒们在霍凡登室里围坐在老师的脚边。这种形式，再加上课程内容的异域色彩和演讲者本人具有魅惑性的演说风格，把听众们从牛津潮湿、阴暗的夜晚带到了1500年前鲜亮的地中海世界。
这两门讲座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布朗的第二本专著、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主题。这是一本从形式到风格上全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传》的作品。全书篇幅仅200多页，还包括130幅穿插于文间的插图。这本书是布朗受他的牛津同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之邀，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的“欧洲文明馆藏系列”（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写的分册。这套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布朗在这本书里用的“古代晚期”这个术语，之前基本只在德语艺术史学界出现，如奥地利艺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晚期罗马”（spätrömische）工艺美术、德国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拉丁古代晚期”（Late Latin Antiquity）修辞学的研究。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熟稔德国史学的巴勒克拉夫，把古代晚期（Spätantike）的概念推荐给了他。这是一个具有学科史意义的书名选择。这本小书出版后，学界反应相当热烈。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古代晚期”正式浮出地表。
尽管有着通俗读物的外表，但任何读过《古代晚期的世界》的读者都会承认，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它可能是布朗所有著作中最难把握的一部。布朗在书中表示：
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心得：古代晚期的世界（大致从200—700年）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古典”文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时代发生的迅猛变革又是如何决定了西欧、东欧和近东之后的不同演进路线。
研究这个时代，必须时刻留意这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历史和传统极其悠久的世界中变迁与延续之间的张力……
相比《奥古斯丁传》,《古代晚期的世界》处理了更大空间和更长时段。整个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被纳入了“变迁的舞台”。从奥勒留到穆罕默德，是从由罗马和萨珊波斯两个帝国主导的古典世界，向日耳曼蛮族国家主导的西欧、拜占庭帝国主导的东欧与小亚西亚和阿拉伯帝国主导的近东的中古世界的变迁。以奥勒留皇帝的时代为叙事起点，让人联想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阿拔斯王朝的崛起为终，则暗合了皮朗“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中世纪起源命题。不过，既不同于吉本的政治—军事主题，也不同于皮朗的经济—贸易主题，布朗的“古代晚期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宗教—文化的世界。但是，布朗是在最广义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之下观察精神世界的变迁的：
没有人能否认古代晚期的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正因为它们如此亲密相关，这种联系不能被化约成一种肤浅的“因果关系”。很多时候，历史学家只能说，某两种变迁同时发生，以致于不论及其中之一，就无法理解另一个。一部只有皇帝、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古代晚期的世界的历史，给出的只能是有关这个时代质地的一副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画面；而一个只涉及这个时代获得安顿的灵魂（sheltered souls）——即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杰出神学家——的叙述也是一样。
布朗潜在批评的这两种“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古代晚期图景，在当时的英国学界均有典范。大史学家琼斯（A. H. M. Jones）篇幅超过1500页的三卷本巨著《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一项社会、经济和行政调查》出版于1964年。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琼斯关心的是晚期帝国的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转状况。布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长篇书评；但也暗示，琼斯提供的历史图景过于静止和平面。几乎同时问世的另一部有很大影响的著作，是古典学者多兹（E. R. Dodds）的《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徒》。这本带有浓郁精神分析色彩的小书考察了从奥勒留时代的2世纪到君士坦丁时代的4世纪期间，罗马帝国的思想界中普遍兴起的“物质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在超验宗教中逃遁现实的风尚，“一种内生的神经质和一系列兼具强度和广度的罪感。”在多兹看来，这一积累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代氛围，为4世纪君士坦丁的皈依和随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彻底胜利提供了精神土壤。在为这本书写作的书评中，布朗批评多兹所塑造的“困陷在神经质的孤独”的古代晚期人格带有太强的现代性的投射（“焦虑时代”这一表述本身就是借自诗人W·H·奥登的一首同名诗）,而没能看到这种看似“遁世”的思潮从4世纪开始发挥的社会建构功能：最能干的政治家和群体领袖本身都有很强的苦行主义倾向。只有一种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的历史研究，才能解释“让如此多的罗马帝国成员渴望成为‘新’人的那种不断增加的迫切感中的多条重大脉络。”
《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角就是这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中都渴望“更新”的人。这本著作的最大冲击力在于，布朗让读者最大程度地直面这些古代晚期人的生活和内心。130幅插图中，有117幅是当时艺术作品中留下的人像。同时，布朗有意识地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引述，直接呈现文字背后的生活经验。这种“让文献自己说话”的写作策略，后来成了布朗写作的惯用技巧。
“以人为本”不只是一个方法论选择。社会权力的人格化本身，被布朗看作是古代晚期的重大特征，既区别于之前的古典时代，也区别于与之后的中古时代。这一问题在与《古代晚期的世界》同年发表的论文《圣人在古代晚期的兴起和功能》得到了集中处理。这是一篇具有范式意义的论文。如其标题所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在5、6世纪地中海东部涌现出大量的离群索居、实践苦行生活的基督教圣人（holy men）,以及社会各阶层尊敬和崇拜他们的现象。布朗并不将圣人的涌现看作孤立的宗教现象，也并不满足于民间信仰等简单化的解释，而是从圣人在当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切入。其论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小地产趋于主流的东部省份，尤其是叙利亚，圣人代替撤向城市的大地主，充任村庄和小农的庇护人，在各个“小世界”的内部仲裁与排解纠纷，同时承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职责（如与中央政权协商税赋额度）。此外，在那个政权与教权关系尚未清晰厘定的时代，秉持直承上帝的权威的圣人也很好地充当了世俗权力与教会之间沟通与妥协的中介。而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圣人是“职业基督徒”,是能够提供可信的具体生活指导的导师：
因此，圣人的卓然地位让古典晚期成为了一个宗教史上独特的时段。古典时代让人想起的意象是大型庙宇；中世纪则是哥特风格的教堂。在两者之间的时代，激发想象的则是肖像：圣人的圣像，哲学家严峻的面容；壁画和马赛克上的成排的凝视的面庞。在长达若干世纪的时间里，超自然的“位置”（locus）被认为落实在个体的人的身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圣人的兴起和古典制度的销蚀是同步发生的；圣人的衰落——或者说其上升轨迹趋于平缓——则和一种新共同体权威意识的重新确立同时发生……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胜利，并不是唯一神对多神的胜利，而是“人”对他们的过去的那些制度的胜利。
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对布朗“圣人”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来说，主要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影响。1967年底，布朗曾就晚期罗马帝国的巫术问题，和道格拉斯有过一次长谈。而之后阅读道格拉斯的《自然符号》带来的启发，更是被布朗描述成“不亚于万有引力的发现”。引起作为史学家的布朗共鸣的，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对仪式化宗教的同情。仪式化宗教并不应被贬低为迷信的“低级宗教”,而是需要作为连接社会经验和宇宙观的一种符号语言，被严肃对待和解读。“我们应该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的形态，说出什么样的宇宙有可能被建构出来。”
对于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引入具体的历史研究，布朗始终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他心目中跨学科的借鉴是思维方式的消化，而非生搬硬套：
【在探究人类行为时，】我们会遭遇成见和惯例的铜锈，这些铜锈如此有效地掩盖了人类行为的真正性质，以致于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邻人和我自己，就像我们无法理解4世纪的人一样。
这种附着在人类行为上、以“显而易见”的面目出现的铜锈，是历史学家最大的敌人。历史学家需要心怀感恩地调用每一种可用的技能，来教自己如何移除这种铜锈。
这是一笔重债。历史学家要想还债，只能通过以希望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其它学科——要抱有谦逊之心，也就是带着审慎的敬重看待科学传统的特质，这些传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演变，就像史学一样。学科间直接的“移植”不能替代对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缓慢消化。历史学家能从精神分析、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众多现代阐释者那里学到很多。但如果只满足于把他们当作理解过去的很多“工具”,就永远学不到他们的洞见。
记录圣人或圣徒事迹的圣徒传作品（hagiography）,因为记载的都是在现代科学看来荒诞不经的奇迹故事，在传统历史科学中往往不被当成有效的史料。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70年代提出的“圣人”命题针对的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东岸，特别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在5世纪经历了蛮族王国取代罗马帝国的政权鼎革的地中海西部的拉丁世界（包括西欧和北非）,只被一笔带过。这种“重东轻西”的倾向同样适用于《古代晚期的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布朗已经在《奥古斯丁传》中考察了西部拉丁世界。但更为重要的是，布朗认为，古代晚期地中海东、西部在变迁节奏和路径上的差异，需要分别处理。事实上，“东西分途”本身正是古代晚期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之一。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东西差异（拉丁西欧vs.拜占庭和穆斯林的东方）对南北差异（南部地中海地区vs.北方内陆）的替代。亨利·皮朗是对这个历史现象最早做出集中阐述的学者。根据著名的“皮朗命题”,在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得以保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在7世纪的穆斯林扩张中遭到了彻底的打破；西欧由此被迫向北部内陆发展，成就了查理曼的欧洲帝国，西欧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皮朗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地中海远途贸易的兴衰。“皮朗命题”的问题意识对应到基督教史中，则是拉丁大公基督教世界（Catholic Christendom）形成的问题。布朗最早是通过讨论东、西部世界中神圣性位置（locus of the holiness）的差异来介入“东西分途”问题的。在西部世界中，与东部对尚在人世的圣人的崇拜几乎同时兴起的，是对死去圣徒的坟墓和遗骨的崇拜。布朗对后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圣徒崇拜在拉丁基督教的兴起与功能》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布朗进一步系统地批判了学术研究对精英“高级宗教”与大众宗教经验的二分，并以休谟《宗教的自然史》为起点，梳理了宗教研究中这种“双层模式”（two-tiered model）的知识谱系。在布朗看来，4—6世纪在拉丁世界兴起的、圣徒连接天堂和尘世并提供赎罪机会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圣徒崇拜的实践，并非如“双层模式”所理解的愚昧大众的迷信。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统治终结后，原元老院家族出身的主教们作为社会的新领导者，塑造了圣徒崇拜的理念和仪式，巩固了教会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权威。与地中海东部扮演社会中介功能的圣人不同，西部世界中圣徒代表了一种体制化的超自然力量。套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是一种高度例行化了的卡里斯马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