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律师，对离婚案当事人的苦涩无奈，深有体会，心疼无数王宝强这样婚姻中的受害方，知道他们（她们）有多苦吗？
第一、离婚难。原告第一次起诉，若被告不同意离，原告无法提供其有重大过错的充分证据，法院十之八九判不准离婚，这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至于被告是真心实意想挽回，还是拖延时间，折磨原告，甚至为逼迫原告在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上让步，对不起，法律不管。法律看不到人的心，同不同意离婚，全凭当事人一句话。
结果是，当事人只能六个月之后再起诉，于是对方有充分的时间从容地转移财产。或者心理扛不住的，只能在财产或孩子问题上妥协，以金钱换取自由和快乐。对簿公堂的夫妻，往往名存实亡多年，或誓不两立剑拔弩张，在错的婚姻里，多待一天，都是痛苦煎熬啊。
判决上，谓之维护社会和谐、家庭稳定，给双方冷静期，慎重对待婚姻，这些大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反正，清官难断家务事，结案大吉，不用处理财产和子女，多快好省。
症结在于，判决离婚的标准。“感情破裂”太过抽象，无法把握。学者呼吁多年，改成“婚姻关系破裂”。法律本来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外部关系的呀。
第二、调查财产难。原因很复杂，收入来源和财产形式的日渐多样化，技术上没有建立跨系统或跨地区共享的数据库，各机构为相对人、客户保密的需要。当事人和律师都不能查当事人配偶的银行股票基金帐户，必须提供线索包括开户行和帐号申请法院查。对于配偶的收入，若是国企或者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可以通过法院调取到较为真实的资料，若是一般公司，则很难说是否配合，若是自由职业者或者经商，配偶平时又没留心眼，几乎无处可查，或者调查成本很高。
在广州这样司法环境相对宽松的大城市，当事人唯一能查的，是配偶名下在广州的房产，还拜2010年广州妇联牵头出台的某个文件所赐。
第三、证明存在家暴难。要报警做笔录，还要去医院验伤，否则怎么证明得了受伤的原因和情况。可是，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么强的证据意识，而且家丑不能外传，为了面子，为了不激化矛盾，大多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证明出轨难。中国的法院对于出轨的举证责任，向来严苛，一度几乎是要求捉奸在床而且拍照录像了。要将出轨写入判决，确实证据上要过硬。
有些人请私家侦探，拍了亲密照，但对方否认的话，法院也很难采纳。1、照片里的不是我，很多照片拍得模糊，而且长得像的人多了去；2、是普通朋友或工作关系，在大街上或公共场合一起出现很正常；3、还有其他人，不是单独相处。理由可以列很多。
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如果是孤证或存有疑点（对方声称是伪造或经过剪辑，很难鉴定得出绝对结论），在案件中本来就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微信短信这类电子证据的效力具体如何认定，能否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法律也没有规定。
昨天看到一篇好文章《让法院判定出轨有多难》（作者王禄生），以案例实证分析。比如说，过错方亲手写了悔过书、保证书，诉讼中辩解说不存在出轨，是在亲属压力下，为维护家庭和睦违心写的，有些法院居然也采纳了。难道作为成年人，可以对白纸黑字视为儿戏，不负责任？难道以后这类“我的自白书”，还要做公证才有效？经验教训是，这类自白书必须详细，把出轨对象、时间、细节写上去，不能笼统，以免对方“翻案”。
第五、证明对方存在过错也没啥用。好，千辛万苦，终于证明对方存在重大过错，然并卵，只能要求数万元赔偿，对财产分割基本没影响。真是够够的了。
离婚案件中，受害方维护自身权益步履艰难，原因是复杂的，法律的滞后和不完善，司法资源的奇缺，各部门的利益割据，个人认识或财力上的局限性等等。这个世界，最终是实力决定一切，我们唯有让自己在学识上、心理上、经济上都更强大，学习避免伤害及自我修复的能力，才有选择的自由、快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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