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模仿英国进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一直是留英的中国学人萦怀于心的理念。但是，从建国实践上看，英国是一个经历长期的自生自发秩序生长起来的现代国家；从建国理论上讲，英国不仅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塑造出来的复杂政治国度，而且在“密尔逆转”出现之后，英国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混合型的现代国家。从严复、储安平到20世纪80年代后留英学生构成的三代留英精英，其实都未能真正把握住现代英国的建国精髓，都倾向于从社会或社会主义的角度理解英国的国家建构，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误解。
关键词：现代国家；政治理念；“密尔逆转”
就中西现代政治理念的互动史而言，对中国政治理念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英国政治思想。就英国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做一个全盘的清理，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对英国之于中国影响的考察仅限于两个方面。
第一，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汉语学界流行的，认为中国政治的出路就在于学习英美、模仿英美，而能够寻找到我们的现代出路，解除我们的现代困境，是否能够成立？这一分析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英国的政治思想是不是足值中国模仿。英国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局面，模仿哪一家都是困难的。抽象断言模仿英国等于面对中国现代转型什么也没说。
二是中国之英国观念引介与实践效法，成效究竟如何的问题。自从严复引介英国政治思想到中国以来，经过中国传递者的过滤，在今天中国思想界的 “英国”，其实是一个扭曲的英国。无疑，无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英国的认知的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只不过今天一些中国学者在认同英国理念时，独拈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思想，以一种强烈的认同和青睐凸显了有欠完整的英国图像。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和一个自由主义的英国，当然还包括埃德蒙·伯克、本杰明·迪斯累里和迈克尔·奥克肖特的那个保守主义的英国，这才构成完整的英国政治思想画面。它们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不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思想世界。模仿哪一个英国都是困难的。
第二，演进中的英国思想，是否不断出现了演进中的中国应当模仿的观念和行动方案？英国1688年革命以后，其各种思想观念就变得越来越温和了。英国人思想的钝化，促成了一种在不同思想体系之间搭配的思想习性。在现代早期，英国人的思想非常具有锐气，国家非常具有活力，尽管英国在海外殖民时，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伤痛的历史记忆。但是，对现代国家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向内收敛的状态，还是一个向外扩张的状态，即其国家精神面貌在政治上的直观体现。19世纪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英国思想世界出现了“密尔逆转”。约翰·密尔把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两者独具特色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型的思想，呈现出英国思想的钝化，就是抛弃了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先是转向了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后来成为西方世界中社会主义的天堂。当新自由主义占据思想的中心舞台后，简直把英国变成了一个政治价值上“不伦不类”的国家。英国就此变为吸引中国人的混合制国家，思想上、政体上的高度混合，成为20世纪英国的特点。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究竟需要学习模仿那个堪称现代转变的古典时代的英国典范，还是要学习模仿那个将现代观念与行动方式加以高度混合的英国，便成为一个不得不加以仔细辨析的问题。
一、现代典范的思想钝化：英国为何偏爱第三条道路
比较现代化史的研究表明，英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典范，也是全球竞争中所谓大国崛起意义上的第一个大国。从国家的规范发展和持续繁荣来看，1，500年以来只有两个堪称大国的国家，那就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其他的“大国”，都是偶然崛起、昙花一现。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奠定了支持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恰如道格拉斯·诺斯总结英国崛起经验时指出的：
在越过险象丛生的最初的发展阶段之后，英格兰到1700年就开始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它不仅排除了通过要素和产品来配置资源的障碍，而且开始运用专利法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这样，就为工业革命设下了舞台。
可见，英国成为19世纪的大国，是因为具有现代经济政治制度的强大支持。从规范的角度讲，英国的现代制度有三个重要的支撑点。第一，英国拥有最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最健全的市场经济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是这个民族真正守护市场的契约行为，二是这个契约行为源自非人为约定的自然累积过程。自1215年起，英国逐步确立起按照契约进行社会行动的政治习性。尽管其间多次反复，如1215年英国贵族跟约翰王达成大宪章，但到1793年英王才开始实行。后来英王在议会的逼迫下，居然多达37次重新加以确认。这似乎证明英国人守约的精神并不深沉。但分析起来，多达30余次重新确认大宪章，表明了英国人随时随地在对自己民族所应当奉行的契约精神不断地申诉、确立和实践。这就构成了英国在近代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力。因为他们借此确立了市场行为中重要的互信基础，从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套复杂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英国逐渐趋于健全。从历史现象上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首先是与其掠夺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崛起，就是以攻城掠地来集聚财富的。但是，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土地的探险家，却与国王进行土地分成，这是封建时代不可想象的、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契约行为。不过它跟普通法的契约精神不一样，不是一种渗透到社会深层当中的契约精神和守约行为。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崛起一时之后，便丧失大国地位的直接原因：其制度创新不足以支持其长期发展。现代国家的市场行为——契约行为的产生，在现代世界大国崛起第二波的尼德兰（现在的荷兰）那里成熟起来。荷兰人的商业契约精神是非常明显的。在对外贸易当中，他们对商业契约的尊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荷兰人依然没有成功创立一套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成契约与信任关系的、关于价格机制和盈利本身的制度体系。
这个规范体系最早是由英国建构起来的。虽然最后坐实这样的体系，是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才真正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自由放任”原则。今天一些道德偏好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存在忽略道德重要性的失误，所以他后来要写《道德情操论》为市场增加道德约束。其实这个解读是错误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制度，仅仅是在申述价格机制能够发生作用的范围内的主张。这一原则并不处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道德对经济活动的引导。《道德情操论》弥补《国富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一断定，与中国人基于市场经济走样后那种对道德的焦虑而产生旺盛的伦理热情有密切关系。其实，道德来自于英国人在契约行为守约之后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人们义务论和道德论的先验动机。在这一点上，英国堪称现代第一典范。
第二，英国人达成了大宪章，虽然这是基于税收而采取的行为。宪章的基本契约指向是，国王保证什一税制，贵族保证绝不瞒税。之前英王和贵族互相耍滑头，结果双方利益都得不到保证。就大宪章本身而言，他们双方订立的不是限权契约，而是经济契约。但这个征税的经济契约，是一个反向的政治控权契约，使得贵族与国王的不断博弈，规范了英国的政治行为。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这一套行为规则终于落定为一套政治制度。换言之，英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必须反对1640年克伦威尔那样的暴力革命，承继1215年以来英国政治的主流行动方式——那就是不付诸革命手段，经过渐进的积累，摸索出各方接受的满意方案。于是，英国人在宪政平台上展开经济政治活动，就成为一种国家政治习性。
英国人在政治上的典范行为，体现为三个政治准则：
1．宪政至上。所谓宪政，简单地讲就是限制权力的政治，这是最简单明了的麦基文原则。
2．在宪政条件下，社会的优先性超越政府的重要性。英国社会绵延长久的贵族传统，成为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雄厚社会基础。这一传统后来被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代表了英国的特性。
3．在社会具有优先性的情况下，面对国家权力的结构，限权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权力“狗咬狗”，约翰·洛克的分权原则就此出台。当国家权力依法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而社会又有自身的自治规则，就使英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有了双重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来制约权力这样严密的限权机制，首先在英国全面坐实。英国人确实为现代政治提供了限制国家权力的经典范例。
第三，由英国人文化上的尊贵感、保守感和贵族感所促成的雍容大度气质。英国人超强的贵族克制能力，促使他们在文化上着意积累点滴的社会进步，保守既有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尤其是文化根脉。一个令人感怀的思想史事实是，英国人哪怕最欣赏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跑到苏联一看，马上就采取了批判与拒斥的态度。英国人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一致同意，社会主义方案对于英国是有价值的。这使得辉格党与托利党争权夺利形成的自由与保守相对应而存在的体系彻底解构，而保守党和工党分别凸显的保守与左倾的体系出台。那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变成了自由社会主义者，但相映成趣的是，社会主义者也变成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即便是保守主义者，对工人也倾注了同情，对社会不公平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于是，社会在拒斥暴力革命的共同点上团结起来，一同致力以改良的方式改善英国社会的状态。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人们相互克制，将整个社会的合作基础夯实了。一旦社会缺乏这样的克制能力，政治合作的基础就非常薄弱。改良的空间就太小，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大加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会顺势出现，国家就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英国人从上述三个方面确立了现代典范。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18、19世纪的演进，在工业革命以后，英国人建立起由市场经济、宪政体制和节制文化三者相互支撑的现代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充分的自我调整能力，可以防止国家走极端而陷入激进化泥潭。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雄踞世界第一的地位，进入英国领先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明显，而国内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国内来说，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裂后果就是人们开始对英国此前奉行的自由放任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政策产生怀疑。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之际，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导向受到严重怀疑之时。严重的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与道德堕落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繁荣的景象已逐渐消逝，社会处在分裂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使人们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内疚感情，出现了更有组织的抗议方式”。于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平等诉求绵延不断地得到表达。英国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骄奢淫逸、极度不公，怀抱强烈的不满。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细心去模仿根本不受任何经验事实检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既道出了人们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又开启了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闸门。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愈来愈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各种思想体系自我矫正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作为英国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自觉回应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而由约翰·密尔主张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凸显了一个现代英国思想的“密尔逆转”现象。所谓密尔逆转，指的是英国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那里奠定的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丧失了它对17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支配性影响，由密尔出来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妥协，从而让渡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地盘。
“密尔逆转”的出现具有思想与社会两重推动力量。社会的推动力量已如前述。思想的推动力量，来自密尔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探究。从思想结构上讲，密尔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自由》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被解读为两个人的作品。在《论自由》里，密尔通过自我保卫原则和伤害原则，准确界定了现代自由的涵义：
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基于这一原则，密尔论述了公民应享的思想和讨论自由、志趣和行动领域发挥个性的自由、交往和结合的自由。他对自由的阐述，比洛克时代要明晰得多。而这一个阐述相应于当时英国人的诉求来讲，恰好因应了后起的、改良社会现状的激进主义的需要。不过，当密尔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由于看到英国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状况、贫富不均导致社会价值皲裂的状况，因此他接受了英法两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以至于他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问题，对此前自由主义极为重视的财产权进行了重新审视：
过去在阶级之间发生冲突时，各个阶级对于当时的财产制度都具有利害关系。事情将不再是这样了，当几乎没有自己财产的阶级参加到争议中时，他们仅仅对公共利益相关的制度感兴趣，他们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包括私人财产原则。
于是，他申述了一种明显是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谴责贫富不公的社会理念：
少数人生而拥有巨额财富，而许多人却一名不文，在对比之中只会令人厌恶。庞大的多数不再受到法律的奴役，不再依附于法律，却受到了贫困的强制。他们依然被束缚于一个地点，一种职业，被迫和雇主的意志保持一致；他们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被剥夺了娱乐，被剥夺了发展心理道德的有利条件，而其他人则无须努力，不靠赏罚就继承了这些东西。穷人们相信，这种罪恶几乎等同于人类迄今通过斗争所反对的任何一种罪恶。他们没有错。
密尔出于对社会不公强烈的反抗情绪，扭转了自由主义对于财产的抽象理解、对于阶级关系的忽略。可见，“密尔逆转”不是一般的论述方式的转变，而是将自由主义的论证主题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论证方向。取决于密尔时代英国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紧迫感，密尔不得不申述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原则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原则。当这两个原则运用到社会领域时，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就势属必然。本来，无产者生活状态堪忧及其道德堕落，妇女的屈从地位及其改善，并不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论题。密尔将其纳入自己的论述范围，无疑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拓宽作用。但由此也就使得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边界模糊起来，自由主义的价值清晰性和制度安排导向性，都被社会主义所锲入。自由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自足的理论体系，而且需要到它曾经敌对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支援。
“密尔逆转”产生了三个重大影响。
第一，使英国人最具有锐气的、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亚当·斯密精神，开始逆转为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观念。从此，社会主义观念的三个指标在英国成为主导理念：第一个指标是对公有制的偏爱，第二个指标是对计划经济的偏爱，第三个指标是对公平分配的偏爱。到20世纪初，这一调门在官方经济理论那里以凯恩斯主义显现给世人，在社会理论建构上以工党的社会主义面目呈现给世界。此前，英国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大幅逆转为政府调节主导的经济模式。这样的调节，一是推动政府宏观经济干预政策的出台，二是推动政府调整分配政策，直接进入分配领域。无疑，英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对于国家权力的高度警惕，就此逆转为对政府权能的严重依赖。
自此以后，英国明显缺乏为“自由放任”经济所向披靡地进行辩护的理论营构。斯密之后再无斯密。这不是一个事实陈述，而是一个价值陈述，是基于英国人不能够再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进行强有力的理论论证。从此，对市场经济进行强有力论证的国家发生了转移，首先转移到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对社会主义毫不留情的痛斥奠基，对流行于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坚决拒斥，对政府调节的有效性怀抱高度警惕。后来奥地利学派的阵地转移到美国，像罗斯巴德这样的学者，对一切以政府的名义干预市场运作的主张，进行了有力反驳，从而维护了市场经济维系的特定社会空间，不至于让政府彻底攻陷市场，将市场变成政府手中的经济工具。
第二，使英国全力限制国家权力的政治思想传统出现逆转。英国政治思想传统，从中世纪开始，就存在一种以权力限制权力的光荣传统。大宪章的达成，就是以权制权的结果。经过悠长的历史演进，英国政治思想就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存在和作用的机制：公民主要在社会领域中活动，拥有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国家在公共领域中活动，主要依据授权行使权力。为了保证国家公权规范运作，洛克设计了分权制衡的政府体制。宪政机制成为保护权利、规范权力的政治机制。假如政府不信守它与人民达成的宪政契约，人民就可以将其视为叛逆者，起来反对或推翻政府。在这样的大思路中，限制政府权力，成为政治思考的核心。但发生“密尔逆转”之后，政府调节之门便被间接地打开了。尽管在自由原则的阐释中，密尔既承接了洛克限制政府权力的原则，也承续了斯密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精神。但是，由于他对社会不公的道德义愤心态，以及对社会分配的权力作用非常重视，他直接开启了新自由主义（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思路。诸如格林、霍布豪斯这些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沿循密尔的大思路，痛斥社会不平等，重思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格林强调，自由主义应该认识清楚的是，没有社会就没有个人，“没有对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意识就没有权利”，不能将法律与自由对立起来。如果国家是建立在良好的立法基础上的，其权力就不会遭到滥用，而且可以改善人的道德品性，巩固社会的纽带与和谐。格林还扭转了英国政治思想的经验主义路向，引入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从而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至于霍布豪斯，更是将社会视为有机体，以集体主义的伦理观锲入自由主义原则，致力于营造社会和谐的气氛，他指出：
共同利益包括每一个人。它建立在个性上，要求让社会每一成员有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这不仅是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基础，而且也是所谓机会均等的基础。它不意味着原始的权力平等，也不一定意味着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对待。我认为，它确实意味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里，在实际待遇、收入、社会地位、职位、报酬等方面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依据不是受到优待的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利益。如果一方面存在着百万富翁，另一方面存在着乞丐是公正的，这必然是因为这种悬殊差别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总体上为共同利益服务，百万富翁的利益和乞丐的利益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切有关方面的幸和不幸都认真考虑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更好地为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方法。这里我既不是在攻击任何经济制度，也不是在为任何经济制度辩护。我仅仅指出，按照有机或和谐的社会观点，要为财富分配中的严重不均辩护，就只能维持这个局面。
第三，密尔逆转之后，英国的自由主义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成为20世纪英国人执着诠释的“第三条道路”——既兼得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好处，但又不归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范畴的、社会发展新道路的先声。曾经风生水起的费边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工党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建构的典范形态。
社会主义主要就是这样三种——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说这样四种——思想，使人人有同等机会，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还有民主自由。你将注意到，很多想像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应当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原则，在这里一字未提。没有提到它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以及我想也对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我上面说的那些目的的手段。
显然，在费边社这里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伸张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的社会综合体：它不同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全心伸张的个人权利与限制、规范国家的既定形态，也不同于苏联显示出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这是典型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这种路线，到了20世纪后期，更由安东尼·吉登斯申述的“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再次呈现出来。“密尔逆转”之后，英国本土思想变成了一种拥有特殊偏好的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一偏好，是基于丰裕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改变，是英国社会自身演变逻辑的产物，是自由主义与其孪生子社会主义长年交手的结果。但这样的杂拌式、拼叠化的思想，确实无法给那些正在寻找建国原则的人们以准确指引，因为这样的思想实在是太奢侈了，只有作为丰裕社会的英国能够诠释和应用。
二、从严复、储安平到“吉登斯热”
中国人留学英国的历史起点，已经不是英国确立自己建立现代国家原则的肇始期了，而是国家发展走向成熟，开始从国家建构转向社会建设的时代了。维多利亚时代起始的中国人留学英国史，使留学英国的中国人接受的主要是密尔逆转之后的英国政治思想，正是这类观念，主导了留英精英的建国思维。
有论者指出，中国留学英国学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是海军留英学生是一大群体，二是华侨学生多，三是重学术轻政治，四是受英国务实重行文化影响很深。这些概括是有道理的，但比较注重形式性特点。其实，就中国留英学生的特点来讲，三代留学生对于中国现代的政治观念、建国思维产生了极为明显和持续的影响。从典型案例上看，晚清赴英留学的严复，尽管学习的是海事军事，却对晚清民国的政治理念发挥了极大的塑造作用。民国留英的储安平、访学的张君劢等，对民国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也发挥了很大的塑形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留英的学生，则对当代中国的国家重建思路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从严复、储安平等再到“吉登斯热”中的中国学人，三代传输英国理念，影响中国重大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影响中国的政治理念与重大现代转型。可见，就留学英国的精英人物来讲，对于中国建国的思路，实在是具有绵延长久、影响深远的特点。
严复是第一代留学欧美的学生。他在英国经过两年多的考察，对英国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而且他对英国政治经济经典思想的传播，使中国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领略到现代政治经济的理论观念。就此严复也获得了引介西方思想第一人的赞誉。“严译名著”对中国现代思想兴起所发挥的推波助浪效用，已经不需要多做叙述了。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严复对兴起于英国的现代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对他留学英国接触到的流行著作，却使他对现代思想的理解发生误解。当时英国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新自由主义以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功利主义具有社会主义潜在涵义的多数人意识以及社会对政府干预以求公平分配的呼号，对严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密尔逆转”之后，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日趋显著。而社会学的兴起对这一思潮起到了一个明显的助长作用。社会学的兴起与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明显的关系。“社会”的概念，就是一个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相对照的范畴。加上这样的思潮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贯通，结果使英国的现代思想呈现出重大的转向：集体主义的社会学理念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造成重大冲击；而进化论进入社会场域，对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发挥印证效应，但同时对社会主义的进步观起着清扫地盘的作用；政府调节作用受到重视，对个人主义观念造成冲击，国家因素锲入人们的政治思考之中。总之，严复留学英国的时代，恰好处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盛世景象给严复内心带来的极大震撼，不言而喻；但也对西学的研习者严复带来了接受的困境，使他无法严格保持自己在逻辑一致性基础上的西学接受状态。
从总体上讲，严复维持了对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恰切理解，但也出现了严重的误读。这些误读，从不同的角度呈现给人们。他对于中西文化发生分流的基本观念的差异，具有一种准确的把握能力。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勿令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这段话不仅显示了严复对中国文化基本差异的准确认知，而且也显示了他对现代国家的工具性质的恰切把握，真可以作为严复直探现代政治本质的标志性言辞。但是，这并不表明严复就能在中国建国的关键时刻，为国家建构开出适当的药方。相反，由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与依循路线对严复造成的困惑，使他对英国变化中兴起的新思潮表示的欣赏，远远超过他对在英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起支撑作用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神脉络进行深入理解的兴致。因此，严复对英国思想几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急敷应用。于是，他对现代建国的误解也就顺势而出。
这类误解包括，其一，他以流行的社会学的群体或集体主义概念，代替个人主义概念。因此，当他尚能准确理解密尔的《论自由》就是要界定群己界权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按照这一理解，对群己界权之“群”与“己”，进行更为准确和深入的分析。因为在他对群己权界进行理解的预设中，严复心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原强”。严复对国家迅速振兴的极度关注，使得他对英国已经显得模糊化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边界关系，缺乏严格限定的愿望。因此，尽管他正确地指出了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政体上的特点，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从而将自由民主的现代英国政体极为准确地表述了出来。而且，他借助翻译《论自由》和《国富论》，将这一政体包含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指向，呈现给中国人。但是，严复追寻国家富强的理念，却极大地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终归走上以国家的眼光衡量一切的道路。
其二，严复对英国基于强大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发达背景不甚看重，并且没有用其作为设想中国改变其积弱积贫的状态，建构由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宪政民主作为政治保障的现代国家的参照。相反，他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为现代国家的兴起或落后寻找答案。从这个角度讲，严复不能算做自由主义者，他只是传递了自由理念而已。他认定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国家竞争逻辑，其实已经与他辨认的中西政治价值基本差异的论述，在逻辑上完全矛盾了。他指出：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健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这样的论述，在鼓吹中国形成改革的上进劲头上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但是，国家间的竞争被读作完全无序的优胜劣汰，就失去了正义的国家秩序建构的可能，相应也就失去了为中国恰当确立现代国家理念的精神空间。严复后来在建国的关键时刻进退失据，也许就是因为他的这些内在冲突着的观念，对他的政治判断产生了错位的影响。
严复对现代建国既有十分精当的认识，也有十分糊涂、急功近利的倾向。导致这种悖谬状态，大致有四个原因。首先，他留学中形成的富国强兵的功利取向，注定了他只能以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用处”大小来选择介绍先行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观念。严复认为向英国学习，当然需要从英国得以富强的基本条件上入手，因而严复以一种国家主义的理念来统领其变法改革的观念，就在情理之中。英国之从古典自由主义逐渐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演进历程，自然溢出了严复的视野。英国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推动国家走上繁荣、稳定的轨道，也就失去了国家建构的主动特性，演变成为适者生存的自然结果了。其次，与严复对国家强盛标志的择定具有密切关系。严复认为国家强大有三个基础，第一是血气体力之强，第二是聪明智慧之强，第三是德性仁义之强。这中间，当然容有他清楚认识的西方国家以自由推动人们形成这样的强势结构的认知，却显示不出他在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开出相应药方的具体举措。他后来的保种保教之论，尝试提供第三个条件，而其对社会进化论的强势倡导，则是为了满足国家强盛的前两个条件。其论之虚，明显可见：现代价值理念终于输给传统价值偏好，而未能以现代为坐标，为传统找寄托，为国家寻出路。再次，严复对于当时整个中国问题的诊断，与他在英国对社会的感受发生了一个无缝对接。来自于科学研究的进化论演变为社会进化论，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国富论演变为国家主导论，来自于权利哲学的自由论变异为权力层面的干预论，来自于个人自由创造的繁荣变而为社会群体的选择论。严复到英国留学的时候，既没有亚当·斯密的提点，更没有约翰·洛克的训诫。英国已经成功走上建构现代国家的第二阶段：完成了宪政民主的政治建设与市场经济的资源分配建制，国家的繁荣促使财富的公平分配成为决定性的国家事务。最后，严复的历史感对中国而言甚强，对英国而言极弱。因此他认定国家富强必须同时应接当时英国呈现的建国经验。于是，他不得不将中国国家建构的诸事务，不分先后主次轻重地摆上台面。无疑，“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建议院”，是严复能够开出的具有完备性关怀的建国方案。但是，制度上建国的即时性，与国家建构的精神培养的长期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渐过渡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被严复急欲一次性解决问题的建国心态所忽略。恰如史华兹论及严复时曾指出的，他的中心问题是追求国家富强，这掩盖了其他的关注。
什么是西方所有的却是中国所缺少的？中国与西方的关键性差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以漫不经心地随便问问的态度提出来的。它以强烈的紧迫感全心关注中国的令人遗憾的衰弱，把矛头直指中国缺少的富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严复脑海中除了这一急务之外，没有别的思想了。像斯宾塞一样，他觉察到在金色的未来，将出现太平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福利、自由和其他一切价值都将呈现乌托邦一样的均衡。然而，我一再坚决认为，这一“终极”景象，对其非凡的见解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绝不像占据突出地位的急务一样重大。
严复着重于救国图强的目标，并将其作为探入西方理念的支柱性理念，因此他得以发现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支点，但同时也限定了他的眼光，使他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建国的完整结构与历史进程。这与民国时期留学英国的学生，对于英国的理解颇有类似之处。民国时期留学和游学欧洲，较为准确地理解英国现代精神最重要的留学生，可以罗隆基和储安平作为代表。拉斯基的思想继承了“密尔逆转”依赖英国思想的主调。一方面，他对自由加以高扬，并据此批判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
消灭自由使人类失去人性。那是野蛮战胜文明，哪怕其上层建筑显示一种光辉显赫的外衣。如果被尊重的条件是放弃自尊，那么社会制度的基础肯定就会崩溃。
另一方面，拉斯基致力于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力求建构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为此，他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或仰慕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足以抵抗法西斯主义。拉斯基是英国左派学者中向社会主义靠得最近的一人，甚至在学理上疏解共产主义。除开学理上的左右逢源，拉斯基还是激进的费边社成员，对英国工党建构新的国家理论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罗隆基是拉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回国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相当主要的影响。罗隆基的政治思想几乎可以说是拉斯基政治思想的中国翻版。罗隆基将拉斯基的左右逢源之另一面即左右开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建国路线表示不满甚至抗拒。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和劳动价值论都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对暴力革命的主张甚为反感。他对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建国方式颇表不屑，认为共产党人才匮缺，无法解决帝国主义问题。基于这样的判断，罗隆基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既反对国民党的党国理论，也反对共产党的以党废国，主张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从而将国家限定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的政治体。他极力伸张人权，认为国家就是保障国民的人权才有存在的理由。
正是这种左右开弓的政治进路，使罗隆基对国民党代表的右翼政治、共产党代表的激进主义政治均表反对。他主张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致力调和国共两党政争，致力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民主国家的道路。因此，它与拉斯基的第三条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蕴含，但两者的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因为在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主张上，罗隆基主张以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中国需要第三大政党在国共两党之间居间协调，这体现出温和的妥协政治的性格。这正是拉斯基反对苏联的暴力革命，主张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革命理念的主要写照。
1935年，储安平通过考试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了拉斯基的学生。储安平从英国归国后，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报人。留学英国时期，储安平对拉斯基两头作战的政治主张就心领神会，因此，在其评论中国主张事务的时候，鲜明体现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头同时进行批评的政治批判能力。储安平是两头作战，基于他对现代国家的基本信念，他反对自拥党军而挟持国家的国共两党的做法：
目前中国最切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所谓政冶问题，大体上说来，也就是一个国共问题。而所谓国共问题，在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国共的军队问题。
在原则上，我当然是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的，我之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正如我之反对国民党或其他任何政党拥有军队。军队若不与政党分手，则国家政治终无安宁之日。
军队国家化是现代国家免于暴力泛滥的制度条件。专门研习政治学的储安平，对之是深会于心的，因此他对国共两党不能拥有党军怀抱一致的反对态度。可以说晚清时期凸显中国现代建国问题以后，军事暴力一直是中国建构宪政民主政体的巨大障碍。储安平所取的这一姿态，正是他抱持现代国家信念的一个标志。而将两党党军解除，才足以促使两党展开合作，共同建构宪政民主的现代中国。
正是因为如此，储安平才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优势与弱点加以精准认知。他认为：
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
可惜的是，国民党的腐化以及缺少新陈代谢，成为它的短板。至于共产党，储安平认为它的缺点是在过分“宗举外邦”，不免丧失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但是，共产党有其长处，除开党的领袖能吃苦耐劳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有他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他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我们都是有理性的，假如能有一个可以使大家有饭吃，大家过得好一点的社会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要自私而不观其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终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
储安平的这一论调，几乎可以说是拉斯基评论苏联得失的一个中国版本。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的亲切感，尽管他拒斥极端的社会主义，但对温和的帮人吃上饭的社会主义具有来者不拒的好感，并且他对一个国家中的贫富悬殊所秉持的态度，也与拉斯基对英国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进行严厉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储安平与拉斯基一样，对和平的政治合作抱有高度的期待心理：
以彼之长，补此之短，正是合作之道。假如共产党扩大适当军力，我们不希望他运用这种武力来直接从事军事的斗争。我们希望能使一种军事的消耗行动，变而为一种政治的建设行动，那即是说，要共产党虽有军力而能不用其军力。共产党当在正常的民主宪政轨道下，一方面宣传他的主义，一方面利用他的实力，使其发言获有力量，监督执政党，使执政党不能胡为。一在朝，一在野，岗位虽异，而目的则同，各尽本分，以国家的富强，民生的康乐。
储安平可谓苦心孤诣。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走到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他对于国家步入富强轨道的期待，还是如此强烈。合作的政治信念、非常状态下的权力制衡精神、各安其位的政党组织定位，几乎涉及建构现代中国需要考量的决定性因素。避走极端的政治观念，是储安平得拉斯基神髓的体现，而他对于社会主义拒斥贫富悬殊的好感也溢于言表。这样的立场，是当时留学英美的政治第三势力的精英们，几乎没有异议的看法。可见拉斯基的影响力之巨大。
跨越20世纪中后期的历史，进入到世纪末年，留学英国的学人，又将另一位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带到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舞台，并构成中国国家重建方案的重要选项。这个流行的原因就在于，吉登斯在中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之可以从三方面加以印证：一是吉登斯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全程陪同，基本上没有另外一个外国政治学者到中国享受得到这么高的待遇。他的主张，一时被认为是中国解决国家建构困境的体面替代性方案。二是在中国，吉登斯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政治哲学领域的人们聚精会神地扎堆研究罗尔斯，因此形成了所谓罗尔斯产业（Ｒａｗｌ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与之相仿，当代中国扎堆研究吉登斯，似乎也形成了吉登斯产业（Ｇｉｄｄｅ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吉登斯的全集即将在中国出版，吉登斯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部著作，随即被翻译成汉语印制、出版，而且非常畅销，吉登斯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表达思想的强有力媒介。三是吉登斯在中国可以说有一批信徒和观念推广者。但这些还不是论述吉登斯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关注点。在留英精英理解现代政治的论述主线上，吉登斯成为最近一个时期的关键人物，这才是他被论述的关键支点。
吉登斯本人是一个处在全球化时代主动应对社会主义挑战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当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家与欧美政府，将主张社会主义或政府调节的人士推向了边缘。与此同时，传统的苏联式共产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借助国家计划来控制国民经济，促使指令性计划成为建构正义社会的主要动力。吉登斯认为，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
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这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人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不可否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思维曾使英国经济的发展面貌一新，而且有竞争力的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一味强调市场主导的政治哲学所能带来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除新西兰之外，英国的不平等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中国当前也面临着这种问题——部分地区有着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时，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不平衡也赫然耸现。在英国，第二条道路的遗产就是公共机构减少、公共服务下降、福利体系孱弱，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中去。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去。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且避免因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就是如何在一个发生了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时代创造一个繁荣、得体（ｄｅｃｅｎｔ）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变化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必须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在这个充满诸多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里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我看来，也存在着理解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国界社会。
这一段表述，简直就是吉登斯等身著作的一个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而对之进行重要发挥的，吉登斯的中国学生黄平，堪为代表。黄平在评述吉登斯提倡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时，充满着对吉登斯论述问题姿态的同情，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做大市场与做大政府，是对峙性的选择。而黄平认为，吉登斯试图超越这种“不是福利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计划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例如撒切尔主义）的二元论”。从而寻找到一种中间偏右（在左翼看来是如此）或中间偏左（在右翼看来是如此）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借此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成功对接。吉登斯是要拯救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愿意看见新古典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全球胜利。因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崇拜，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阶级－阶层的不平等差距、全球贫富分化的问题、环境破坏的结果，等等。因此，这一平等导向的第三条道路，似乎远比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可取。尽管黄平也认为吉登斯太过乐观，但是他概括自己老师的这种努力时，却明显显露出一种倾向性的同情。
这样说来，一种“积极的福利国家”是可能的吗？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部分地取决于人们怎么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条道路”，它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不如说是某种行动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第三条道路”政治要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健康，变无知为终身教育，变贫困和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其实，吉登斯的这一努力，在黄平的视野中，又有什么不好呢？英国人超过一个世纪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多方对接、超越的尝试，实在是足以让力图对接和超越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感怀。也许，透过黄平克制的评述，中间更为直接渗透着的，是中国人自认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前途和命运关怀？！
三、英国是否堪为中国范？
通过严复以降的三代留英学人，对于英国思想的接受、传播、转化、本土化等文化濡化过程，人们可以发现英国建构和重建国家的主流政治理念，对于中国发挥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从三个角度呈现给人们。一是中国人认知的现代建国问题，与英国的现代建国理念多相承接。如果以1949年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经过留学精英们的引介，提供给英国政治理念试验的场所。从严复到罗隆基、储安平的基本政治理念，与英国主流的自由主义理念是完全吻合的。中国人对于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认同，与他们接触英国的宪政民主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中国人对于理想建国境界的追求，紧紧地贴近留英学人对英国“密尔逆转”以来的杂拌型政治理念的了解和把握。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人，以农业时代形成的温情脉脉情怀，天生对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抱有反感，对类似于儒家大同社会方案的社会主义心怀敬意和付诸实践的诚恳态度。加之中国现代建国处在一种紧迫的状态，试图将漫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当下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直接打通，从而将中国的建国大业一役尽工。从霍布豪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拉斯基的新社会主义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英国的左倾政治理论，总是在中国占据着远比右倾政治思潮、尤其是赤裸裸为资本主义正当性辩护的右翼思潮更为巨大的社会认同空间。三是饱受理想主义苦难的国人，总是对英国遵循经验主义路径，秉承务实重行的建国精神心怀敬意。就像储安平所说：
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务实重行。英人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很少幻想，不尚辞令及一切浮面的虚文。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们密切注视现实。他们发言率皆明浅朴实，而其决策和意见总是切合实际，力避好高骛远。他们及一般官吏，总是集中精力于其职分内的工作，很少参加无关的公共集会，很少发表大而无当的演说。社会上华而不实的会议本就不多，会议而动辄发表冗长的宣言者，尤不多见。政府官员就职或成立一个机关，不一定有隆重的仪式；人民对于一个官吏或一个机关的期望是他实际的工作而非他动人的辞令或辉煌的典礼。政府各部门总是尽量的在沉默中埋头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步骤实事求是。在一般社会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英人也都实实在在。
正是这种民族性格，对于中国这种缺少玄妙致思的民族，具有内在的契合关系。所谓走英美道路，便有一役全功和务实重行做出了双重保证。从中人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说，英国实在应该成为中国建国效法的典范。
但从逻辑上讲，人们还有必要回答一个质疑，那就是英国到底是否足以成为中国悉心效仿的典范？分析这样的问题，需要准备两个悖反的结论，才足以说服质疑者。一个结论是，英国足值中国效仿，因为不单是英国的发展结果值得中国在重建自己的国家时模仿，英国人的现代气质也值得中国人敬重，而且英国人堆积现代建国诸方案的努力，恰好与中国建国的理想目标相一致。因此，英国十足是中国的建国典范。另一个结论则是，英国不足以为中国的典范。因为英国的发展路径是极为特殊的，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再复制一个英国出来的。而且，因为中英两国的国情差异，模仿英国建国方式来建构现代中国，只会落得个南橘北枳的结果。前一个结论，在中国不乏有人加以论证；后一个结论，则是需要进行分疏的。
英国之不足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典范，其实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英国不足为中国取法，不是指英国不是现代建国的典范，因而完全没有中国学习的余地、模仿的空间和超越的目标；而是说，中国要学习、模仿英国的条件，甚至更苛刻地讲，中国要学习、模仿英国的资格，是完全不具备的。中国不具备学习、模仿英国的资格，是由三个基本理由决定的。
第一，英国是基于哈耶克所强调的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宪政秩序而生成的第一个现代典范国家。这就意味着，凡是自英国之后试图实现英国式现代建国目标的国家，都不可能再复制英国的建国方案。因为后起的国家不再是在自己民族－国家的自生自发秩序基础上的历史演进中进行国家建构的；而是在参照英国建国方案的前提条件下，推进自己国家的建国历程的。
当英国作为第一个、典范性的现代国家挺立起来以后，对于所有现代国家来讲，就都是一个后发的、创制性的建国过程。于是，这些国家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英国建国的经验，另一方面不得不化解自己国家建构英国式的现代国家的内部张力，即自己国家内部存在的、排斥英国式建国的强大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因素。
中国之所以没有资格去模仿英国，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原模原样地具备英国式的建国条件。同时，在自己建国的进程中试图效仿英国的时候，也不可能再回到现代建国的起点。这是限制中国现代建国进路的双重掣肘。就前者而言，中国是在内忧外患突兀呈现的时候，显示自己从传统帝国形态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因此，历史的断裂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建国处境。这一处境将中国限定急促建国，以应付国家危急处境的状态。因此建国的急迫性，必然造成建国的速成性。于是，英国的建国经验虽然宝贵，英国的建国结果尽管令人艳羡，英国的世界处境也实在叫人佩服，但英国的建国历史却不可能为中国仿制。与此同时，中国自启动现代建国进程以后，也就将古典的立国经验与现代的建国积累混合在一起。因此，既不可能回到古典立国氛围中去直接找出支撑现代建国的理念与制度，也不可能再回到现代建国的起点上重新开始，以求矫正建国的失误。
就前者来看，中国不再可能回到古典立国经验中直接发现现代建国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一个共识，无需赘言。就后者而言，中国也不再可能回到曾经经历的三个“建国时刻”——晚清的立宪建国时刻、民国的制宪建国状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国家根本法的时候。经此三个时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自发秩序的、人为建构的现代国家。尽管这样的国家结构远未落定在规范的现代国家平台上。但除了在前行的建国过程中予以校正之外，别无改善中国扭曲的国家结构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