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和优化市场环境等途径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不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地区表现出显著差异，在人口流动性强、普遍信任水平低和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其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实施差异化针对性政策、加强社会信用教育与宣传以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政策建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和优化市场环境等渠道促进数字技术创新。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地区表现出显著差异，在人口流动性强、普遍信任水平低和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其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实施差异化针对性政策、加强社会信用教育与宣传以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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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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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读分享
1、推动中小企业乘“数”而上。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再提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体系化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中小企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数字化在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和提质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中经网） 蔡子微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中小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新模式，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持续支持和帮助，通过数字化转型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话题关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制研究 2、完善机制提升数实融合成色。 近期发布的《202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4数字经济百强市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平均分达到40.6，上海、重庆、北京3市位列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三甲。之所以取得不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成效。（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经济的重要动力，报告中提到的各项举措展现了我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决心和实践。尤其是在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努力，展示了数字化对于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潜力。然而，技术创新和数据资源的优化利用仍然是关键挑战，未来需要更加注重跨行业协作和技术突破。 话题关注：“数实融合”驱动产业间协同发展的逻辑理路与模式选择 3、数字赋能提升城市韧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建成一批高水平韧性城市，城市安全韧性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城市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在城市管理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传统风险治理变革、提升了应急效率，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中经网） 蔡子微评：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韧性城市建设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更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如物联网、区块链等，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不断完善韧性城市的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政策措施，为构建更加安全、有序、智慧、高效的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4、首发经济魅力在于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置2025年重点任务时，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提出明确要求。作为符合消费升级趋势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形态，首发经济的魅力在于“新”，本质上是以创新丰富供给，以供给创造消费、激活新动能。所谓首发经济，是企业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契合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一旦首发，往往能引起消费热潮，为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促进行业创新发展。（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首发经济是一个地区消费实力、创新能力、开放程度等方面的重要体现。然而，首发经济目前存在着创新发展不足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创新与差异化发展，鼓励企业和品牌加强创新，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避免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出台更多实质性的政策文件，为首发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包括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首发经济对供应链管理的挑战与优化策略 5、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2024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工业体系全、品种多、规模大的优势进一步巩固。展望2025年，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断完善产业治理体系，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以新型工业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推动新型工业实体化高质量发展。然而，新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利用数字经济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强调投入少、消耗少、没污染、质量好、效益高的经济增长，推进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话题关注：新型工业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层次性与战略定位 6、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市场规模巨大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不少地方对低空经济开展了前瞻性布局，竞逐低空经济产业新赛道。比如，上海提出建成全国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引领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天空之城”；广东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浙江计划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民航强省和低空经济发展高地，从低空经济概念提出至今，各地逐渐进入到基于自身特色探索发展路径的阶段，根据地方实际和资源禀赋确定优先发展方向，形成了“因地制宜、百花齐放”开发低空经济业态的局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低空经济蕴含着巨大的产业增长潜力，对推动城市建设和区域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低空经济目前存在着基础设施不足与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通用机场和低空飞行服务站的建设力度，完善起降基础设施网络，提升低空网络服务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推动技术创新，加强对低空经济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升无人机等设备的性能。 话题关注：高质量发展下低空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创新研究 7、“谷子经济”大热背后。 “谷子”，即英文“goods”的谐音，指的是以动漫、游戏、偶像等流行文化元素为主题的周边商品。这个曾经只有“Z世代”“00后”才懂的“秘密暗号”大热，背后折射出什么？年轻一代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作为“谷子经济”的主要消费群体，年轻人买出了一个千亿级的市场。有机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已超1200亿元。未来数年“谷子经济”将呈持续增长态势，预计2029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谷子经济”火热与我国文化产业迭代相遇，必定给中国的消费市场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新华每日电讯） 蔡子微评： “谷子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消费现象，深刻反映了年轻一代消费者对情绪价值和个人表达的重视。它不仅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还展示了文化产业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将动漫、游戏、偶像等流行文化元素商品化，“谷子经济”为传统商品增加了文化附加值，推动了文创行业的繁荣，同时也为实体商业提供了转型的新契机。然而，随着市场的快速膨胀，诸如未成年人盲目消费、过度炒作及版权保护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浮现，这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市场的健康发展。 8、文旅消费拼流量更要拼服务。 过去一年，许多影视取景地成为旅游目的地，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势头。一部剧带来的旅游热度存在时效性，城市出圈之后，如何保持长久吸引力，成为各方都在关注的问题。能够引发大众共鸣的作品是让观众变游客的基础。“跟着影视去旅游”首先要坚持内容为王，从源头上抓好创作。在创作中，要将鲜明的地方风物挖出来，融入影视作品中，地方文旅也要深入挖掘本地文化价值，主动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IP。“影视+文旅”实现共生、共融、共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文旅融合的协同效应。（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然而，文旅融合发展仍然面临供需错配、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等问题。对此，一方面丰富产品供给，开发更多个性化、多样化的文旅产品，如沉浸式体验、特色民宿、研学旅游等，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优化景区预约管理制度，简化预约流程，提高游客的便利性。 9、做勇立潮头的“破浪者”，北京创新发展走在前 。 在北京备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占全国近四成，展现出全球一流的科创能力；“独角兽”企业数量持续领跑中国，紧追硅谷；国家级“小巨人”企业1035家，已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小巨人”第一城地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136.95件，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三季度，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4%……一系列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北京又持续领跑中国。（新华每日电讯） 蔡子微评： 作为首都，北京不仅承载着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重任，更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成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将北京比作“破浪者”，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其在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中，勇立潮头、破浪前行的姿态。这不仅是对北京当前发展态势的准确描述，也是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美好期许。 话题关注：区域创新效能的提升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10、上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 记者近日在上海市“人工智能+”行动推进大会上获悉，上海市首批“模塑申城”行业应用示范基地和五大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运营基地同时启用。据介绍，上海市首批“模塑申城”行业应用示范基地，将推动“人工智能+”在金融、制造、教育、医疗、文旅、城市治理等重点行业的应用落地。（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为传统产业的革新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通过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并实现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同时，人工智能还催生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如智能制造、智能医疗和智能交通等，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人工智能将继续引领产业变革，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话题关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革新与未来产业发展研究 11、青岛构筑营商环境新优势。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实施了一批政策举措，深化制度创新，推进流程再造，优化为企服务，持续构筑营商环境新优势。青岛高新区创新推出“e企炬链”平台，整合金融机构、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青岛还建立了市级领导干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搭建政企恳谈会、政企面对面、青岛营商环境会客厅、外资企业圆桌会等常态化政企交流平台，围绕民营企业发展、项目招引落地等主题，开展政企交流活动。（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特别是在政企互动和政策落实方面。通过简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平台等措施，青岛不仅提升了政府服务效率，也增强了企业的获得感。这样的措施体现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值得其他地区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参考与推广。 话题关注：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 12、贵溪：科技赋能，深山“土疙瘩”成“金疙瘩”。 为解决农村人才资源、技术基础薄弱的问题，贵溪市与江西省科协、江西省农技协会、江西农业大学共同创建“江西贵溪紫山药科技小院”。采取“国企出资金、小院出技术、政府出土地”的合作方式，推行“企业+院校+村集体经济+农户”模式，建立了1000余亩脚板薯种植基地，入驻博士、硕士20余人，并建成实验室、培育室以及试验基地，培养了一批本地“土专家”和“带头人”。（新华每日电讯） 蔡子微评： 贵溪市彭湾乡的脚板薯，曾因种植局限难成规模，如今却大放异彩。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后，当地乘势而为，创建 “江西贵溪紫山药科技小院”，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汇聚各方力量。在专家团队助力下，种薯质量提升，种植规模扩大，亩产大幅提高。不仅如此，精深加工让脚板薯变身多样畅销产品，带来可观收入。这一转变彰显了科技赋能农业的强大力量，也为各地特色农产品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启示着更多乡村借科技之力，让传统物产焕发新活力。 话题关注：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振兴与农产品流通路径研究——以贵溪为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提升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作者：蔡子阳,任燕燕,王文悦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12期 导读
摘要：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而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社会信用如何影响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这一问题目前仍鲜有系统性研究。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背景，利用中国内地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机制包括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以及优化市场环境；第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对于人口流动性较强、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和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并且更倾向于对实质性数字创新的提升。本研究不仅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因素的相关研究，验证了社会信用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更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指引。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体系;数字技术创新;
引用格式： 蔡子阳,任燕燕,王文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提升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12):3-18
、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上海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增强,但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数字经济强国相比,在数字创新竞争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2021年中国进口的集成电路产品总额接近4 40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石油进口额,尤其在部分细分领域,如高性能GPU、光刻机、EDA软件等方面更为突出。这些“卡脖子”问题,不仅凸显出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供应链脆弱性与外部依赖性问题,也说明我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尚不能完全满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的现实。面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如何强化数字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持续成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推进数实融合,深化数字转型,明确提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将数字技术创新作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一阶段我国将不断加大数字研发投入,强化数字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数字技术深入社会经济生产的各个领域,以技术发展促进经济效率,以领域应用推动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着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竞争力和独立发展能力,对于中国能否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构建经济增长新动能、建设经济新发展格局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前,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关于其对市场主体和区域经济的多维影响效应的研究也在不断涌现。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既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1] ,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 ,也是促进经济产业结构升级[3] 和城市经济韧性提升[4] 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地,数字技术创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申明浩和庞钰标(2024)[5] 指出,数字技术创新能够赋能资本跨区流动,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然而,数字技术创新并非孤立发生,大量的微观和宏观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复杂网络。在微观层面,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能力是由多个关键因素共同塑造的。知识的积累获取[6] 、明星分析师的关注[7] 以及与不同创新主体组建研发联盟[8] 等都被证实为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增强了市场主体对宏观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也为其提供了持续创新的动力。而在宏观层面,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能力同样受到诸如大数据的崛起、政府对数字采购的推动以及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宏观层面因素不仅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为市场主体指明了发展方向。例如,大数据的发展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与资源支持[9] ,政府的数字采购政策为数字创新提供了直接的需求激励[10] ,而数字经济政策则为数字创新活动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市场环境改善[11]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制度因素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对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研究仍显不足。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12] 的研究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的建立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制度环境可能在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除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之外,其他制度性因素也可能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影响,这些制度性因素如何对数字技术创新发挥影响,以及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深入探讨和验证。
对于制度的研究通常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早期的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制度上,如法律框架、市场标准和金融体系等,这些制度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正式规则,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3-14]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网络、文化传统、社会资本等同样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5-17] 。而在所有的非正式制度之中,社会信用是居于核心地位的[18] 。社会信用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经济运作都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其不仅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15] ,提高企业的投资和并购收益[19] ;而且还能推动国家金融市场发展[20] ,促进地区长期经济增长[18] ,在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信用的价值依然不可或缺:数字技术创新最大的激励来自于制度健全的市场环境[12]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正式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中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在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促进数字创新方面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社会信用是否可以通过为潜在的创新者缓解数字技术创新途中的障碍或阻力,减少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激发数字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营造更加友好的数字创新支持环境,进而促进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这构成了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
总结既有研究,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但大多聚焦于正式制度等方面,对非正式制度,特别是社会信用的作用则关注不足。当前,关于社会信用能否有效提升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仍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需要本研究在探讨直接影响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具体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地区的效应差异性,为深入理解非正式制度环境如何激发地区数字创新活力提供经验证据。
此外,通过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本研究还发现其在研究设计上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就社会信用研究而言,多数研究依赖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等调查数据来计算信任水平[17-18] 。然而调查研究的截面性质意味着信任水平在长期内保持不变,这不仅限制了研究者在分析中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能力,还可能导致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因此黄卓等(2023)[21] 指出基于调查数据的社会信用研究在验证因果关系时会面临着显著挑战;其次就数字技术创新而言,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各种原因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微观层面,主要关注对象是上市公司的创新行为,这限制了研究者对区域内其他中小微企业、各类机构和个人的数字创新活动展开广泛的考察。这些研究无法完整反映一个地区数字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亦不能全面地刻画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全貌。
鉴于此,本研究一方面将社会信用这一关键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引入对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考察了社会信用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的直接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与拓展性分析,深化了对非正式制度与数字创新关系的理解,揭示了制度环境如何对数字经济发展格局进行塑造;另一方面,基于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和准自然实验方法的明显优势,本研究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的建设这一事件,以提高因果识别的可靠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缺失的一环,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关注,为此相关部门先后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两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以“先行先试”的方式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经验、探索道路。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旨在提高社会整体的信用水平,以期对经济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积极影响。作为一次在城市层面上接近自然实验的社会信用外生冲击,这一政策的试点过程为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式对社会信用开展因果识别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契机,同时还将地区内部更广泛的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活动纳入研究范围,因此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拓展了相关研究的边界。
通过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建设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研究采用2011年至2020年中国内地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社会信用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与存在的异质性。本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归纳: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本研究将丰富非正式制度对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制度因素在数字创新中的作用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价值的角度,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指导地方社会信用政策制定、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创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非正式制度的独特视角考察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拓展了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社会信用的理解与认识,为进一步评估当前的社会信用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以数字经济时代关键的数字创新活动作为研究出发点,丰富了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补充了社会信用在数字创新活动上发挥作用的实证证据,为构建非正式制度影响数字创新行为的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通过对数字创新动机的分类探讨,以及挖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相互动的作用机制,深入揭示了信用在数字创新活动中产生影响的内在原因和具体途径,深化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将异质性情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捕捉了不同经济社会环境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非对称效果,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影响力的边界条件和潜在环境因素,为区域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信用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是市场主体间交往的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信用通过促进交易各方共识的形成,为市场交易提供了预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市场效率[2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党和国家开始日益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并充分认识到其在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以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诚信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重要性不减反增。不仅数字经济的新经济形式或行为需要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进行规范和约束,社会信用体系的数字化进程亦需深化与完善。因此,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将是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任务之一[23] 。数字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奖励守信、惩罚失信”作为核心机制,在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系统的基础上使用信用公示和失信惩戒等手段,加强对市场失范行为的监管,鼓励市场主体遵守契约精神和信用承诺,强化市场主体之间的诚信互动,实现对市场交易秩序的有效保障,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历经多年探索,并陆续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征信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之后,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纲要》为信用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标志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开始逐步搭建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框架。《纲要》不仅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和措施。随后在2015年8月和201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批准了两批共计28个城市(区)成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区),鼓励示范地区的政府通过这一契机探索信用体系的建设路径,试点符合地情的具体措施,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实践平台和经验样本。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各试点地区积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路径,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大局。具体案例包括开设地方信用网站、创建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行数字化信用记录和信用产品、建立联通的市场主体信用档案、推广基于数字信用的“信易贷”模式、实施“信用+”工程拓展服务场景、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诚信宣传教育等多重举措。一方面这些措施通过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为守信主体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和金融便利,激励了守信行为,促进守信意识。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不仅直接限制了失信主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行为,还通过公共信用信息的公示将失信行为纳入公众视野,增加了失信行为的社会不良影响,从而有效提高失信的社会成本,有助于惩戒失信行为,减少失信乱象。自试点改革实施以来,各地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普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显著改善了城市的信用环境,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21] ,还在降低企业碳排放[24] 、改善社会责任脱耦问题[25] 、遏制环保失信行为[26] 等多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尽管现有研究结论从多维角度证实了社会信用对宏观区域环境与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所发挥的影响效应,却未曾涉及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的分析,这一缺失限制了对全面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泛影响的探讨和深入理解。
综上所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通过奖励守信行为和惩罚失信行为的制度化设计,有效地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增强了市场主体间的信任,优化了社会信用环境,构建了一个更加公平、诚信、透明的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可被视为一次对试点地区社会信用水平的正面冲击事件。据此,在梳理先前研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在全国逐步推广试点的制度背景,本研究将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等方法,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数字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二)理论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市场标准和金融体系等正式制度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16]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数字产业布局高速扩张,但相较之下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尤其是实质性数字创新的发展却仍相对滞后。数字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成本、高风险回报、长周期运作等特征,因此是否参与数字技术研发对于潜在创新者而言仍然会面临许多现实障碍和阻力,尤其是在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创新资金的来源支持缺乏、智力劳动成果无法得到保护、技术创新成果的需求前景不明、市场环境较为落后等等,都会一定程度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形成制约。考虑到社会信用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投融资活动、社会意识与环境、经济转型进程、市场规范等多个经济社会维度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20] ,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与理论基础,提出以下推断: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能够通过改变地区信用水平,帮助市场主体缓解从事数字创新活动时所面临的约束,提升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地,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本研究认为可能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吸引了风险投资以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改善了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发数字创新活力;三是提振了数字化转型需求以明确数字创新方向;四是优化市场环境以促进数字创新效率。具体讨论如下。
第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吸引风险投资,为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已有研究证实地区信用水平的上升能够提高一个地区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可能性,良好的信用记录有利于降低外部投资方的风险评估成本与潜在被违约风险,有助于吸引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类外部资本投入[19] 。数字技术创新因其存在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收益不确定性较大等特征,通常需要外部资金支持才能满足由数字技术研发产生的大量且持续的资金需求,缓解创新主体所面临的资金约束,降低创新主体的外部资金成本,支持其不断投入数字技术研发。而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与高收益于一体的权益投资,对企业创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27] 。据此,本研究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从外部吸引风险投资,为数字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进而提高当地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第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培育企业和个人尊重创新的社会意识,进而鼓励本地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技术创新,激发数字创新活力。鉴于《纲要》指出要将“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各地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时相继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各式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28]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曝光知识产权侵害者等方式提升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鼓励市场参与者积极保护他人的智力劳动成果。而尊重创新的社会环境则有助于缓解潜在创新者因智慧成果受到第三方侵害而存在的担忧,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数字创新活动[29] 。据此,本研究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激发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活力,进而提高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第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促进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意愿,间接提高对数字技术创新的需求,以明确数字技术创新方向,增强潜在创新者从事数字创新活动的动力。现有研究发现,技术接纳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信任[30]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促进员工参与等方式鼓励企业等微观主体提高信息技术接纳性,促进其数字化转型意愿[31] ,而数字化转型意愿的提升有助于带动对数字技术的市场需求,为数字创新指明方向[10] ,进而促使潜在创新者将更多资源投入对新型数字技术的研发活动[7] 。据此,本研究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提振地区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需求,进而明确数字技术创新方向,推动当地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促使更多具有潜力的数字创新者从事数字创新活动,提高数字创新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在具有良好社会信用的市场环境下,市场信息和竞争环境会变得更加透明,市场主体在筹备数字创新的进程中可以更容易识别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合作伙伴,降低合作风险[32] 。通过共同进行数字创新研发、建立数字技术研发网络、形成数字研发联盟等方式,助力所有市场主体以更高的效率开展数字创新活动,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技术创新[8] 。据此,本研究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优化市场环境这一正面效应,推动数字创新效率进步,促进地区整体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1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促进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H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以及优化市场环境等途径推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内地的279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将2015年、2016年两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2011—2020年的城市-年份面板数据集。原始数据的具体来源包括CNRDS数据库、CSMAR数据库、CVsource数据库、各城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为缓解数据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双侧缩尾处理。少量数据缺失值使用插补法进行补全。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Digetech )
本文参考刘芳(2019)[34] 等既有文献的方法,利用地区人均数字经济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该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代表。有关数字经济专利的界定,借鉴陶锋等(2023)[35] 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2018)》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首先依据主分类号将所有专利划分至所属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一步与划定的数字经济产业相匹配,得出其是否属于数字经济专利,最后统计获得各省市的数字经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考虑到专利申请量的数据特征,参考黄渤等(2023)[2] 的研究对原数据加一后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最后将数据乘以一百做放大处理以便于展示回归方程内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记为Digetech 。本文选择使用专利申请数量而非授权数量作为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是由于专利授权过程通常需要1-2年时间,且专利授权需要检测和缴纳年费,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36] ,因此专利申请数量能够更及时和可靠地反映一个企业或地区的创新能力。
2.解释变量:社会信用(Trust )
参考曹雨阳等(2022)[33] 的研究,本文根据各个城市在不同年份入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这一外生冲击设计了对应的虚拟变量,记为Trust 。若某城市在某一年入选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则自当年起的所有年份的取值为1,其余均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表示;产业结构,采用(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2×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教育水平,采用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数量与地区人口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水平,采用经当年汇率调整过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表示;数字普惠金融,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地区公路密度表示;通信设施水平,采用人均移动电话持有量表示;政府支出,采用地方财政一般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曹雨阳等(2022)[33] 的做法,将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式(1),以评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Digetech it β 0 +β 1 Trust it βZ it μ i δ t ξ it
(1)
其中,Digetech it i 城市t 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Trust it Z it i 城市t 年的相关控制变量;μ i δ t ξ it
四、基准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表2的列(1)—(5)分别表示不控制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不控制固定效应、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年份和城市的双向固定效应这五种情景下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均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以列(5)为例,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13,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假设H1得到证实,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显著促进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应用前提是数据结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发生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数字创新水平应当展示出相似的变动趋势。换而言之假设政策冲击没有发生,两组的数字创新水平应该随时间推移继续保持相近的变化趋势。据此,本文采用常见的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得到满足: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施行的前一年(即-1期)为基期,定义了9个年份虚拟变量,其中-4、-3、-2和-1分别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施行前四年到前一年,0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施行当年,1、2、3和4分别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施行后一年到四年,使用这些虚拟变量将式(1)中的Trust 进行替换后重新回归分析。
图1描述了在 95% 置信区间下的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结果显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政策实施前,各期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政策冲击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随时间变动的趋势无明显差异。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政策实施开始起,各期虚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不为零,说明在政策干预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变化趋势具有显著差异,处理组城市的数字创新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城市,故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认基准回归的结果是一次真实政策冲击导致的结果而非偶然结果。参照黄卓等(2023)[21] 的做法,对所有被选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地区,随机构建一个虚假的政策施行时间,并生成“伪政策时间”这一政策冲击变量,替代式(1)的Trust 后进行反事实估计。为排除小概率事件的影响,重复进行上述估计500次以增强安慰剂检验可信性。根据图2所示,“伪政策时间”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0附近,而基准回归产生的真实系数则明显远离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函数。检验结果基本否定了其他未控制的偶然因素导致基准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说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
图2 安慰剂检验
2.变更样本城市
考虑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避免其对基准结论产生极端影响,分别在样本空间中剔除这些城市的观测值后重新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表3的列(1)—(3)结果都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然能显著促进当地数字技术创新,表明在变更样本城市数据后本文的基准结果依旧成立。
表3 变更样本城市结果
3.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尽管多时点双重差分在经济学内各个领域已经得到了普遍运用,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都关注到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37] 。当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产生负权重问题,进而影响基准结果并造成估计偏误。为了验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参考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37] 的研究成果对权重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208个权重中,208个权重为正,0个权重为负,正权重的和为1,负权重的和为0.00,这表明所有ATT全部为正权重,负权重的影响可以不计,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在经历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后仍然保持了稳健性。而为了进一步检验稳健性,参考Gardner(2022)[38] 的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修正,结果如表4的列(1)所示,由于修正后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所对应系数与基准回归中相应结果差异较小,说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4.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
考虑到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即社会信用体系政策选择的试点建设城市可能并非完全随机,且会受其他经济社会要素的影响。参考黄卓等(2023)[21] 的方式,将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作为可能影响是否入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范围的重要因素,分别计算了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在2012—2014年的均值,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这些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基准结果未发生显著性改变,表4的列(2)展示了这一稳健性结果。
5.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许多其他政策的出台同样会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导致基准回归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策效应的评估结果出现偏差。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政策文件,本文引入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试点三个可能影响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并在式(1)中加入这些政策虚拟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的列(3)所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基准结论保持稳健。
五、 进一步分析 (一)创新动机分析 近年来有关创新动机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学界关注,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36] 指出从动机而言可以将创新行为划分为以下的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实质性创新,是以推动技术进步、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的“高质量”的创新行为;第二种类型是策略性创新,则指以谋求其他利益为目的,通过追求创新“速度”和“数量”以迎合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创新行为。社会信用体系改善了地区信用水平,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市场主体在投入数字技术研发前的现实障碍和顾虑,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参与数字研发活动;另一方面信用提高也有助于组织内部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粉饰行为,避免管理者短视主义,帮助创新主体更加聚焦于创新的实质[25] 。因此根据数字技术创新的动机,分为实质性数字创新和策略性数字创新两类分别进行讨论。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36] 的做法,由于发明专利一般比实用新型专利等具有更高的技术性和更强的创新性,故以地区人均数字实用新型申请数量作为度量策略性数字创新的指标,以地区人均数字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度量实质性数字创新的指标,数据处理方式同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结果如表5的列(1)和列(2)所示,无论是实质性数字创新还是策略性数字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对二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如果将实质性数字创新与策略性数字创新的差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其会显著受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提升影响,如表5列(3)所示。这说明相较于策略性数字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实质性数字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表5 区分创新动机的实证结果
(二)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分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会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和优化市场环境等途径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本节将对假设H2进行验证。表6的Panel A的列(1)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将风险投资金额在投资对象所在地层面的加总作为地区吸引风险投资的度量。列(2)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选取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收录的知识产权类审判结案数来度量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使用城市生产总值进行了去规模处理。列(3)展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影响,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度量则参考吴非等(2021)[39] 的做法,统计了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出现的数字技术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并在公司所在地层面上进行平均化处理。列(4)则显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市场环境的影响。市场环境使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进行表示。Panel A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确实能够显著地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并优化市场环境。而为了进一步检验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转型需求和市场环境优化能够促进当地的数字技术创新,将四者与数字技术创新统一纳入如表6的Panel B所示的回归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Panel B的列(1)—(4)的实证结果分别表明,四者对于数字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提升影响。由此假设H2得以验证,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和优化市场环境等渠道提升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表6 机制分析结果
注:由于部分城市机制变量数据存在缺失值,故参与部分机制分析的样本量略少于基准回归。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1.地区人口流动水平
从人口流动性的角度考虑,以往研究证明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是导致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外来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多导致居民之间的异质性增加、陌生感增强,不仅加剧了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而且降低了居民之间的互信水平[40] 。因此在居民流动性较高的地区,更需要社会信用体系弥补居民互信的不足,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效果也应当更强。参考吕炜等(2017)[40] 的做法,以地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作为地区人口流动水平的衡量标准,将所有城市按照中位数划分为高人口流动组和低人口流动组。实证结果如表7的列(1)和列(2)所示,表明与人口流动性较弱组相比,在人口流动性较强组内进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当地的数字技术创新。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2.地区普遍信任水平
从普遍信任水平的角度分析,当一个地区的关系型信任较强而普遍信任水平相对较低时,为了弥补普遍信任水平的不足,对社会信用体系的需求会有所增强,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效果也应当更强。参考左静静等(2023)[26] 使用方言分化指数作为地区普遍信任水平的衡量标准,方言分化指数越高说明该地区的方言种类相对较多。由于方言能够通过增强文化身份认同感而在使用者之间提供信任效应,则方言种类的增加不可避免会导致不同方言群体间的相对“疏远”,致使普遍信任水平相对较低。将所有城市按照方言分化指数的中位数划分为高普遍信任水平组和低普遍信任水平组。实证结果如表7的列(3)和列(4)所示,表明与高普遍信任水平组相比,在低水平组内进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当地的数字技术创新。
3.地区政策不确定性
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讨论,对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感知容易导致市场主体对政企关系缺乏稳定性预期,进而转化为对从事高风险创新活动的信心缺失、安全感不足和避险心态的增长,削弱其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意愿。因此在不确定性较强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有利于打造和谐的政企关系,恢复市场主体良性预期,其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也应当会更强。参考肖亚成等(2022)[41] 的做法,使用地方主要官员变更频率作为地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表指标,将所有城市按照中位数划分为高不确定性组和低不确定性组。实证结果如表7的列(5)和列(6)所示,表明与政策不确定性较弱的组相比,在不确定性较强的组内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当地的数字技术创新。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深入剖析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深远影响。研究采用了中国内地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明确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非正式制度在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如何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信用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增强市场主体的互信与合作,从而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加稳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多个渠道实现。一是吸引风险投资。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增强投资者对地区的信心,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进入,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二是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了创新成果的收益预期,激励了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三是提振数字化转型需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意愿,明确数字技术创新的方向,从而在需求侧推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四是优化市场环境。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降低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合作风险,推动数字技术协作,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为开展数字技术研发提供更加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实质性数字创新的提升效果尤为明显。实质性数字创新是推动数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而社会信用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市场主体的互信水平,降低主体内部代理成本,引导创新资源向实质性创新领域倾斜,从而促进整体创新质量的提升。
此外,研究还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地区表现出显著差异。在人口流动性较强、普遍信任水平较低和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指导。
1.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政府应继续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结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完善。具体而言,应加强信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和监管机制,提高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同时,应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失信成本,形成有效的信用约束机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更加稳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2.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环境
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上,政府应进一步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环境。首先,应加大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其次,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创新成果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再次,需加强对数字技术创新主体的指导和服务,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咨询服务,帮助市场主体解决信息获取和市场开拓问题。此外,还应当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提高市场主体互信水平,鼓励数字技术合作研发,形成高质量数字创新网络。
3.实施差异化针对性政策
针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的差异,政府应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在人口流动性强、普遍信任水平低和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应加大数字创新资源和政策倾斜力度,提供更多的数字创新支持和保障措施。例如,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设创新平台等方式引导数字创新资源向这些地区集聚;同时加强对这些地区数字创新活动的指导和支持,提高其自主数字科创能力。通过实施差异化政策,可以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数字创新活力与创造力,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加强社会信用教育与宣传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广大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会信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可以通过举办信用知识讲座、开展信用宣传周等活动形式普及信用知识;同时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与互动,扩大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通过加强社会信用教育与宣传工作,可以引导市场主体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和行为规范,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5.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应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一方面可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提高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通过推动社会信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在发展壮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同时提升社会整体信用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视角,也为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新思路和有力支持。未来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数字技术创新势必将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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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ZR2020MG035);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2RWZD16)。
作者简介： 蔡子阳,男,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研究;任燕燕,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计量经济研究;王文悦,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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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财经-早读分享》是由《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总第 3237
期）
编辑整理： 蔡子团队
团队成员 ： 陈晨、张晓丹、 王建飞、吴玉婷、王晴晴、丁慧、李炳杰、杨国臣、孙桂萍、王敬峰、韩俊莹、庞清月、王旭、张雅彤
审核审校： 蔡双立 方菲 胡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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